本文是在一篇旧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旧文几个月前发表过。

皖南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近八十年之后，事件的真相，仍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当年，皖南新四军是误入死地？被逼入死地？还是被设计进了死地？悲剧，是怎样一步步酝酿、发生的？有关谜团，并未真正解开。

说起皖南事变，人们自然会想到“千古奇冤”。在我看来，“千古奇冤”并不足以形容其冤，皖南事变应该是“万古奇冤”。

这不是夸大其辞。如果，您也想一探究竟，那么，请多带上一点儿耐心，与我一同从“七七事变”出发，循着：

七七事变（1937.7.7）~~ 第二次国共合作（9.23）~~ 王明失势（1938.11）~~ 国共摩擦 ~~ 中央提示案(1940.7.16) ~~ 黄桥之战(10.3) ~~ 皓电(北调令10.19) ~~ 佳电(11月9日) ~~ 曹甸之战（11.30）~~ 齐电(12.8) ~~ 破解北调令 ~~ 就地北渡电令（灰酉令，12.10）~~ 皖南事变(1941.1.6)。

这一链条，走马观花地逛上一圈。这一趟不会白逛，我们将遛顺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当然，别忘了最重要的事，咱们一块把皖南事变的真相给逛出来。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命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训处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划归第二战区，由阎锡山司令长官指挥。八路军的防区，为太原以北、大同以东的晋察一带。

9月11日，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重新编制，第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公开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

次日（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强调团结救国的必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通过国共合作抗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4.5万红军主力，摆脱了困守西北一隅的窘境，通过游击战逐步渗透、扩散到华北、华中的山西、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同时，留在南方的中共游击队约1.03万人也改编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不断发展壮大；中共还将众多的党员干部，从西北派往全国各地，发展党组织（注：从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中共党员由4万人猛增到80万人）、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与地方政权。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存在中共武装、国军（国民革命军即国民政府军）、民间抗日武装错杂混处的情况，有些地方还存在中共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与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并存的情况。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在抗战最初，以及王明领导中共统一战线工作期间（王明1937年11月底自苏联回国，回国前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等职），国共合作堪称和睦、友善，国、共武装、组织之间的矛盾、争端基本上都能以和平、协商、互让的方式妥善解决、化解；

1938年7月，王明在共产国际的继任者-王稼祥回国，9月中下旬，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两次传达了有利于毛泽东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口头指示，王明的政治生涯开始发生重大转折。10月中下旬，中共六届六中仍在继续，以毛泽东为首的众多中共领导人开始对王明展开一再的批评、批判，王明自此逐渐淡出了中共核心领导层。

伴随着权力的丧失，王明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如：
“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各党派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该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
“对友党、友军采取仁至义尽，言行如一，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等等，也被斥为“右倾投降主义”加以批判，王明的政策、主张在中共党内、军内被剔除，代之以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毛泽东的主要政策、主张包括：
“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
“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放手）发展”，
“尽可能。。。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对妨碍我发展者，（在有利的条件下，）坚决消灭之”，
“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指‘顽军’）进到我军驻地（附近）时，坚决消灭之”，
等等。

国共合作一年多的蜜月期结束了，国共摩擦开始频频上演。

（注：关于国共摩擦，本人另一篇文章：皖南事变前部分国共摩擦，可供有关读者参考）

为解决愈演愈烈的国共摩擦、冲突问题，1940年6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副参谋总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举行了最高级别的谈判。经过反复磋商、修改，7月中旬前，一个双方代表共同接受的摩擦解决方案得以产生。7月16日，何应钦、白崇禧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交了该方案，获得通过。因此，该提案也被称为《中央提示案》，其全称是《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中央提示案》要点包括：
（一）、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哈尔）两省（全境）及鲁省的（旧）黄河以北（计鲁北36个县）并入第二战区。阎锡山仍任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仍任副司令长官；
（二）、新四军并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隶属朱副长官指挥；
（三）、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须在正式命令下达后一月内，全部调赴旧黄河以北的第二战区境内（时辖山西全境，陕西一部，冀、察两省全境，鲁北）；
（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绝对服从命令，不得随意扩军，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活动。

《中央提示案》的核心是国共分区抗日，作为分区抗日的前提，八路军、新四军的北调，也在此案中正式提出。

北调是皖南事变真相探究的焦点。此后，由于国民政府坚决要求中共北调，而中共千方百计要使北调流产，或至少部分流产（江南可调，华中拒调），于是，在抗日统一战线台前幕后，国共双方围绕北调展开了激烈争斗。在斗争中，为了达到目的，极为特殊的手段也被使用了，使得皖南事变最终不可避免地发生。

7月下旬，周恩来将《中央提示案》带回延安，遭到毛泽东强烈反对。9月初，周恩来返回重庆，提出以下三项修改要求：
（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 （注：山东旧黄河以南时属鲁苏游击战区；1938年11月，绥远从第二战区划出，划入第八战区，1940年5月，第八战区取消，绥远仍由负责西北地区作战指挥的天水行营统辖，但改划入何战区不详）
（二）、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游击部队全数发饷。（注：不计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当时已有近五十万人）
（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当前战区分头作战。 （注：即仅“主力部队”北调，利用此条，将正规部队化为“游击部队”即可逃避北调）

以上三项要求，特别是第二项、第三项要求，是国民政府方面不可能接受，也无法承受的，因此，提出这些修改要求，相当于变相地拒绝《中央提示案》。国共摩擦的解决尝试触礁了。

一个月后，国共冲突再次激烈爆发。1940年10月初，在国共争夺黄桥之役中，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部1.1万人被新四军歼灭，国军两中将一溺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一自杀（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身份，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皓电’。‘皓电’严厉谴责八路军、新四军不遵军令，随意调动，自由扩充，擅立政权，避战日寇，专事攻击、吞并、残害友军等种种行径，同时，命令活动在华中、江南的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和鲁北对日作战，以实行国共分区抗日，消除国共摩擦，避免同室操戈，自毁抗战力量。

‘皓电’正式向八路军、新四军下达了北调命令。

中共对‘皓电’到来缺乏思想准备。接电后，“从10月20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接连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分析局势，但始终得不出确定的结果。”毛泽东还曾致电周恩来说：“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

中共中央冥思苦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国民政府的北调命令夭折、破产，或者说如何破解、化解北调命令。破解北调命令对中共的发展至关重要。执行北调命令，意味着中共武装、党组织退出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或只能“非法”地地下运作，意味着中共在该区域内（特别是华中）苦心创建、经营的众多“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将化为乌有。撤到（旧）黄河以北，失去黄河以南的广阔天地，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志存高远的中共领导人决不甘接受的。

然而，违抗军令是叛乱行为，违抗军令、拒不北调将使中共成为国共决裂的肇事方、责任方、主动方。一方面，中共的内部政策是“国民党不得在我军插进一个人来”，另一方面，中共不能破坏自己“以抗日救国为重，不计党派私利”的形象，公开、公然地违抗国民政府的指挥和军令。在七七事变前后的国共谈判中和中共《共赴国难宣言》中，中共都庄严地承诺过，“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10月底，无法容忍北调的毛泽东一度打算主动反脸决裂。他当时说“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毛泽东还进一步考虑“如何顺利地完成此次决裂，不受大的损失”。

11月初前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15万精兵计划”，并与彭德怀、刘少奇等电报讨论该计划：将八路军编为三个纵队，各选五万精锐，分别出鄂豫陕边和陕甘川边，打到国民政府后方的河南、甘肃等省去；同时，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新四军精锐，亦从相应的国军薄弱地带打到国民政府后方去。该计划的另一种描述是：由彭德怀在华北组织十五万精兵，从山西、陕北经陕南，包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11月4日（一说7日），毛泽东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汇报了“15万精兵计划”，请求他们作出指示。全力把日本拖在中国是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第一目标，为避免中国发生内战，导致抗日体系崩溃，服务于苏联的季米特洛夫先于12日要求中共中央“暂缓作出决定”，再于20日或26日正式否定了上述主动军事进攻计划。季米特洛夫在回电中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要先对讨伐军发动军事进攻，不要让蒋介石有机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一致抗日的破坏者。”

一山难容二虎。一个不会放弃政权，一个决心染指政权，决裂终不可避免。然而，共产国际的态度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先发制人方案，也不得不冷静下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先后认识到，悍然对抗北调，或主动决裂，政治上对中共极为不利。但是，假如能在万众同情下拒绝北调，在一个‘完美’的借口下“被动”决裂，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理想’的国共破裂应该由国民党‘主动挑起’，由国民党‘一手制造’，而共产党，则应是事件的无辜‘受害者’，是出离愤怒且义正辞严的自卫者、反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