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為納粹深感羞恥，我為梅克爾與支納粹國共舞深感羞恥(ZT)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一個陰晦之日，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所在地發表演講說：「本來，在此地，人們只能沉默。但是，我確信，德國聯邦政府總理不能在這裡沉默。」施密特本人曾在二次大戰中當過德軍士兵，面對「受難最重的」波蘭人，這位德國總理在講話中談到德國的責任和罪愆，強調這一認知：「政治需要道德基礎和倫理導向。」

而在此前的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七日，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波蘭，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自發下跪並且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據陪同者在一次電視採訪中回憶，當天晚上在就此事問勃蘭特時，他回答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此一舉動引起德國國內乃至世界各國的驚動。無可否認，華沙之跪極大的提高了勃蘭特和德國在外交方面的形象，為此，勃蘭特於次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德國政治人物的這些公開言行並非完全是為納粹暴行道歉和懺悔，而有著現實的政治目標，即推動「東方政策」，改善與東德、蘇聯及其他東歐共產國家的關係。在改善與東方的關係的同時，德國朝野將納粹罪行特殊化，而對共產國家比納粹還要殘暴的侵犯人權事件卻視若不見。這種矛盾讓德國對自身歷史的反省顯得虛偽而矯情。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德國總理梅克爾在訪問奧斯維辛-比爾肯瑙前納粹滅絕營時，承諾德國永遠負有對猶太大屠殺的責任，德國人的責任永無終結，「沒有商量餘地。這是我們身份認同的一個不會消失的組成部分」。梅克爾指出，要站在這個地方，讓她極感困難，「鑒於德國人在這裡所犯的野蠻罪行，我深感羞恥」。此前，梅克爾在在訪問達豪（Dachau）集中營時，曾發誓說：「這樣的一個地方警示著每一個人，一起作出努力，使這樣的事情永遠不再發生；在有人遭歧視、遭打壓、受迫害、在無助的境況下最終不得不替自己的性命擔憂時，永遠不再漠然處之，熟視無睹，以致拍手稱快。」

然而，類似的暴行和屠殺正在中國這個「支納粹國」或「赤納粹國」施施然地上演。Chinazi，是「中國」（China）和「納粹」（Nazi）的混成詞，中文翻譯為支納粹或赤納粹，該詞被用於批評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境內（含香港、澳門）壓迫公民、限制人權，在境外滲透擴張、推廣帶有國家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模式的行為。香港反抗者發明了不同版本的「赤納粹旗」並公開展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及納粹卐合併而成的旗幟，版本之一為紅底黃星組成納粹卐，其他版本為同是紅底、五個納粹卐放在五星位置。

人們將中共政權與納粹政權相提並論，並非空穴來風。中共在新疆設置類似於納粹集中營的「再教育營」，關押上百萬維吾爾人，大量維吾爾知識精英被逮捕、酷刑折磨致死。在香港，有多名反對逃犯條例運動被捕者遭警察以不易脫色的水筆在前臂寫上一組號碼，警方此一做法猶如二戰時納粹德國為關押在集中營囚犯紋上編號一樣。許多維吾爾族女性及香港女性抗議者遭到警察、獄卒性暴力虐待，有香港的警察性暴力受害者懷孕後逃到台灣墮胎。此前，中共謀殺了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另外有數十名人權捍衛者在獄中被折磨致死。這不是升級版的納粹，你能用什麽詞語來描述呢？

二零一九年八月，澳大利亞眾議院議員安德魯·哈斯提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將中國的崛起比喻為納粹德國的崛起，認為西方國家不應低估中國共產黨帶來的威脅。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托德·揚在國會發言時也指出：「他們自稱共產黨，但其實在很多方面是法西斯。」然而，梅克爾在為當年的納粹暴行感到羞恥的同時，卻與赤納粹、支納粹打得火熱，為什麽絲毫不為與中共為友感到恥辱？

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開始集體抵制中國有軍方背景的通訊商華為時，梅克爾卻不為所動。即便美國國務卿威脅說，若德國採用華為設備，則美國不再跟德國分享情報，梅克爾仍繼續堅持德國與華為合作。直到美國施壓北約做出共同決定，梅克爾政府才心不甘情不願地立法排除華為進入德國電訊基礎設施領域。更有媒體披露，若干德國企業在新疆集中營附近設廠，德國生產的監控設備、警用設備等也在新疆集中營中廣泛使用。這跟二戰時德國企業包括賓士、BMW、西門子等利用納粹集中營的奴工有何差別？這符合梅克爾所說的「不作惡」原則嗎？將自己打扮成人權捍衛者乃至聖母的梅克爾，或許認為只有德國人和猶太人的人權才是人權，中國人、香港人或維吾爾人的人權就不是人權。人類史上最可恥的集體墮落，就是同樣的罪行再次在其他地方上演。

當數十萬德國民眾發起請願，「要求聯邦政府建立與中華民國（台灣）的全面外交關係」時，德國聯邦議會被迫舉行聽證會。請願發起人、來自羅斯托克的退休海洋生物學家克羅伊茨貝格（Michael Kreuzberg）指出，台灣從一九八七年起就開始民主化，而中共政權正在試圖染指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德國以及歐盟道義上有責任採取措施保護具有相似價值觀的政體。然而，德國外交部亞太司司長西格蒙（Petra Sigmund）在聽證會指出，中國是德國的全方位戰略合作夥伴，作為德中雙邊關係的重要基石，「一個中國政策」不允許柏林與台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若違背這一原則將「極大損害德國的國家利益」。對此，多位議員反問說，「為什麽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民航組織等處屢遭北京排擠的時候，德國政府沒能為台灣說幾句話？」面對中國政府近年來對人權與自由的迫害越趨嚴重、並透過經濟力量對外輸出其威權模式，德國的反應一直以來卻相當低調被動。日前，中國宣布取消中國與德國的人權對話，德國對此保持沉默。這一點與德國在面對例如土耳其艾爾多安政權、俄羅斯普丁政權時相較批判的姿態，呈現耐人尋味的對比。

說到底，還是「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天下攘攘，為利而去」的原因。梅克爾對中國的人權災難保持沉默，是為了保護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德國作為出口導向的工業大國，中國是其最大的市場，也是最大的貿易夥伴。有評論指出，自從中國在二零零二年加入WTO，德國人就把最大的注下在中國。隨著中國消費力迅速增長，德國也迎來所謂「第二次經濟奇蹟」：出口總額屢破新高，政府稅收一路攀升、財政赤字轉黑，失業率下降到數十年來的新低點，民眾消費力增長兩成。

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跟中國捆綁在一起之後，不可能不走向「中國化」。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造就德國作為全球領頭羊的「企業磕頭」現象，例如戴姆勒集團為在廣告中引述達賴喇嘛的一句毫無政治色彩的人生格言而向中國道歉、漢莎航空的台灣官網自稱「中國台灣」並將台灣旅客列為「中國國籍」等，這些卑劣的做法跟他們當年投票給希特勒的祖輩有什麽差別呢？

更嚴重的是，很多在中國經營的德國企業，迅速學會腐敗、賄賂等「中國特色」。比如，為了在中國市場獲得先機和特權，德意志銀行無所不用其極，包括向中國政要饋贈貴重禮物，禮物之豐盛讓人瞠目結舌，送禮對象「包括時任中共總書記及國家主席的江澤民、總理溫家寶以及副總理曾培炎」。德銀內部稱為「中國先生」的中國分部總裁張紅力（Lee Zhang）是賄賂的操刀手。德意志銀行在亞洲各地共聘用多達兩百名的「太子黨」。據德銀內部郵件顯示，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太子黨」除了擁有非凡的家庭背景之外，其他方面並不符合招聘條件。多行不義必自斃，德意志銀行這家資產總規模達二點一六兆歐元、多年占據歐洲第一大行地位的金融機構，如今走到了破產的邊緣。

即便德國對中國予取予求，中國卻並沒有對德國真心友好。中國憑藉大量國家資本的重點加持，從對德國技術亦步亦趨的模仿者、盜版者，搖身一變成為德意志工業聯盟所稱的「系統性競爭者」。

而長時間依賴中國市場的紅利，也讓德國產業錯過升級轉型的良機。英國《經濟學人》、美國《彭博商業周刊》，乃至德國《明鏡周刊》都提出警告，德國引以為傲的產業模式正面臨失靈的危機：作為德國經濟命脈的汽車產業靠吃老本，對技術創新的投資嚴重落後，在電動車、電池與人工智能駕駛等尖端技術上都遠遠落後於美國和日本。

這就是與狼共舞的惡果。梅克爾在為當年納粹的罪惡感到恥辱的同時，更應當為自己漫長的執政時期所實行的對中國綏靖政策而感到恥辱。

(以上轉自台灣新頭殼-余杰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