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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中美這個問題……怎麼辦?
送交者: 我叫小龍魚 2019年12月21日00:49:3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魚論】呃,中美這個問題……怎麼辦?



鄭永年:中美關係向何處去?

逗你玩

12-17 07:17

發布/2019年12月17日 3:30 AM

/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中美關係向何處去?這無疑是當今世界不得不直面、也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基辛格博士最近兩次就中美關係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的警告,或者說,同一個警告說了兩次。一次是在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年度晚宴上的講話;另一次是在北京召開的由彭博社主辦的新經濟論壇上。基辛格強調了相關的兩點:第一,美中正行走在冷戰的山腳下了;第二,中美一旦發生衝突,將比摧毀了歐洲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更為糟糕。

無獨有偶,《紐約時報》發表了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署名文章,認為中美之間的冷戰已經在2019年開始了。這不是弗格森表達類似觀點的第一次,他已經在多個場合表達過這個觀點。


弗格森是幾年前“中美國”(Chimerica)概念的炮製者,他以這一概念來形容中美之間的高度互相依賴關係,言下之意就是中美兩國不可能發生衝突。但沒有多長時間,弗格森180度大轉彎。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抱有這種悲觀情緒者絕非少數,而是普遍存在。當然,在中國,持這種看法的人也大有人在,只不過不好表達罷了。

  

中美關係三個主要“陷阱”

   

這種觀點也並非空穴來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些經驗觀察之上的。在很多人看來,自貿易戰爆發以來,在學術界和政策界一直流行有關中美關係的三個主要“陷阱”,似乎在一一浮上檯面。第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認為崛起中的中國必然會挑戰現存大國美國;而美國也必然懼於自己的霸權地位會被中國所取代,從而發生戰爭。

儘管中國方面一直強調中國不會因為“國強而霸”,但美國方面對中國的恐懼變得越來越顯性。儘管沒有多少人認為今天的美國有能力圍堵中國,但中國方面也懼於被美國圍堵。兩大國之間的這種互動似乎已經陷入一個惡性循環,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兩國能夠逃避這個惡性循環。如果這樣,最終的衝突就會不可避免。

再者,兩大國之間的這種惡性互動來源於第二個陷阱,即“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即兩國之間,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缺少基本的信任。人們注意到貿易戰過程中的很多問題,只是因為雙方沒有信任度而得不到解決,而不是不能得到解決。更為糟糕的是,現在雙方尤其在官僚層面,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情緒化,缺少理性。當雙方的關係被情緒所主導時,就很難進行有意義的溝通,甚至沒有了溝通。在這樣的情況下,信任度無從談起。

第三個“陷阱”即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認為當今世界秩序危機並不在於中美之間的爭霸,而在於中美兩國不能合作提供維持國際秩序的足夠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在一些學者看來,美國和其盟友已經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但中國或者沒有意願,或者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替代美國提供這樣的公共品。

不過,問題並非如此。在當今如此複雜的國際局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有能力獨自提供國際秩序所需要的公共品。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國際公共品的缺失是必然的。

更為嚴峻的是,中國並非沒有意願和能力來提供這樣的公共品;恰恰相反,中國具有強烈的意願和強大的能力來這樣做,問題是,每當中國這樣做的時候(例如“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被美國(和西方)視為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威脅。

美國需要中國提供的是美國所定義的國際公共品,在美國的權力構架內以美國認可的方式來提供。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本身對國際公共品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提供方式,中國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國的定義和規定的方式來提供。這種不同不僅阻礙了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秩序上的合作,更容易導向兩者之間的衝突。這種不同又可歸因於兩國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

不管人們以何種“陷阱”來描繪今天的中美關係,實質上都是在指向日益惡化的雙邊關係,及其對整個國際關係格局的影響。兩國之間的貿易戰顯然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摩擦,而是很快從貿易領域向其他領域延伸,包括技術、軍事、意識形態等。

美國各方面對中國的批評、攻擊,甚至妖魔化,也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程度,無論在香港問題還是在新疆問題上,美國無所不用。可以預見,美國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會製造新的問題,例如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美國不僅自己這樣做,而且要求盟國和它站在一起應付中國。因此,有人聲稱,北約因為中國重新找到了方向。自然,北約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中美關係如何發展

   

美國官員早已經強調,應付中國必須是“全政府的”和“全社會的”,而通過聯盟戰略,美國意圖在世界範圍內應付中國。美蘇冷戰結束以來,因為沒有了共同的敵人,美國和其同盟之間的關係的確在失去方向,但美國如果想通過把中國塑造成敵人的方法,再次強化和其同盟的關係,西方的確會再次陷入一戰和二戰的邏輯。

一旦中美發生衝突,誠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結果會比一戰和二戰更為糟糕,全世界都會遭殃。一戰、二戰起源於歐洲,主戰場也在歐洲,但今天中美兩國的影響已經遍布整個世界,兩國間衝突的影響必然會是世界性的。對這一點,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儘管兩國間並沒有爆發一場全面貿易戰,但越來越多國家已經深受貿易戰的影響。

不過,不管中美關係如何發展,有三點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美國(或者西方)內部矛盾“外在化”不僅解決不了其內部問題,而且會加深和惡化這些問題。美國聲稱西方自由民主受到了來自中國等威權主義體制的影響,甚至威脅,但這只是美國因為國內諸多嚴峻問題而失去了信心的表現。實際上,除了那些具有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沒有多少美國人會這樣認為。

西方自由民主所受到的威脅來自西方內部,並非外部。從經濟上說,它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福特工廠時代的工業經濟,幫助美國把工人階層轉化成為龐大的中產階層,這個中產階層便是美國民主穩定的產物。如今,以蘋果手機為標誌的知識經濟,則造成了美國內部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和社會的高度分化,社會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社會正義。更為嚴峻的是,中產階層大大縮小,民粹主義乘機崛起。

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深刻地影響着美國的政治。隨着中產的萎縮,兩黨政治已經失去了穩定的社會基礎。從前,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充當了兩黨“共識”的社會基礎,因為不管哪一個政黨,如果要執政,就必須照顧到中產階層的利益。現在,當中產不足一半的時候,社會分化加重,兩黨“共識”的社會基礎不再,反對黨為了反對而反對,成為了“否決黨”。民意碎片化,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自然崛起。

黨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不能形成一個有效政府。當一個社會面臨如此嚴峻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有效政府就變得非常重要。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或者說經濟結構失衡,可說是市場失敗的產物。市場失敗了,政府就必須有所作為,但黨爭意味着有效政府的不可能,意味着政府的失敗。在市場和政府雙重失敗的情況下,美國(和西方)內部的情況只會繼續惡化。

也沒有人會認為,美國能夠通過內部矛盾“外部化”解決其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歷史上,西方國家的確經常向國際社會轉嫁內部矛盾,但每次轉嫁的結果是國家間的戰爭;國家間的戰爭導致了互相摧毀,互相摧毀之後,便是各國的重建。不過,國家間的關係如果進入了這個邏輯,重建的代價也太大了。

美國今天把矛盾往外轉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下,選票便是權力的基礎,也是唯一的合法性來源,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任何社會群體,更不敢得罪具有影響力的既得利益。內部改革維艱,甚至改革不動,只好向外輸出矛盾。不過,在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已經形成高度的依賴關係,向外輸出矛盾變得很不容易,經常導致“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

儘管美國的各類強硬派不斷在中國問題上喧囂,但沒有人去提問這種喧囂的理性是什麼?最後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更沒有人去問這樣做到底能夠解決美國的問題嗎?

   

中國現代化無論如何將持續

   

第二,美國針對中國的作為可以拖慢中國的現代化,但阻礙和中斷不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簡單地說,中國的崛起有其自身的邏輯,這種邏輯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在全球化狀態下展開的,中國也在全球化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的現代化要依賴美國和西方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主要是中國老百姓努力的產物,也是國家開放的產物。

即使中美之間發生了冷戰,中國的現代化仍會繼續。中國已經形成自身基於文明之上的政治經濟制度,這套制度儘管還在改進之中,但已經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此外,中國的經濟增長最主要的來源是內需。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最大市場之一,隨着“一帶一路”等項目的推進,中國市場正在急速拓展其外延。

就技術來說,任何一個經濟體在早期發展階段,都會依靠從發達經濟體轉移擴散而來的技術,在這個階段過去之後,就會轉向創新階段,就會出現諸多原創性技術。中國走的也是這樣一個過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投入研發的資金在加速度增加。因為環境變化(主要是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壓力,這一過程只會加快。

第三,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不會任人擺布,而是具有足夠的能力來抵制美國(西方)的誘惑,被動地拖入冷戰。一戰和二戰都是起源於歐洲,波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今天美國強硬派要對中國發動冷戰,中國是否有能力抵制?

首先,中國不想主動發動冷戰、也不想陷入冷戰陷阱的主觀意圖是明確堅定的。在領導層面,從早期的“永不稱霸”“和平崛起”到後來的“新型大國關係”、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標都表明了這種堅定性。其次,中國具備足夠的能力防衛和保衛國家利益。

晚清之後,中國遭受了帝國主義的欺凌和侵略。今天,這種情形難以想象。再者,中國也有能力抵制“大國政治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中國已經是國際大家庭的內在一分子,並且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開放狀態下,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和西方)沒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國孤立起來。再者,正因為開放,西方在中國問題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由於中國利益的龐大,美國的“放棄”只是意味着“轉讓”,即美國把其中國利益轉讓給其他西方國家。當然,美國“放棄”中國的意圖只體現在強硬派身上,因為“放棄”中國只是行政和政治邏輯,而非華爾街的資本邏輯。

一句話,儘管中美關係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儘管兩國的“冷戰”潛力也浮現上來,但只要中國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來應付之,中美關係並不會如美國的強硬派所願。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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