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洋节，抵制舶来品！

送交者: 李亚军 2018年12月21日00:01:3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抵制洋节，抵制舶来品！ 沈勇平         近些年来，有些中国人崇洋媚外，就喜欢过洋节。去年初，中央就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文件要求，“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中国有很多自己的传统节日，为什么要过洋节呢？身为中国人，就应该过中国的节日。中国人不过中国的节日，反而过起了洋人的节日，这不能不引人深思。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中央重视，并为此印发了文件，号召过中国人就应该过中国传统节日。身为中国人，不但不应该过洋节，应该抵制洋节才对。         有些中国人，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放着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不过，偏要过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这些洋节。过洋节的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崇洋媚外。身为爱国群众，就应该对这些假洋鬼子要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爱国觉悟。         有爱国群众认为，洋节进入中国，大行其道，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入侵。“平安夜、圣诞节等，这些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西方节日，是文化入侵”，“如果一个民族的群体热衷于另一个民族的节日，这说明文化入侵已是极其严重了。党员干部如果认识不到这点，那就是丧失政治敏锐性，也失去了先进性”我们只要奴性文化,中国传统奴性文化不能在党的手里丢失。        爱国群众就说了，“圣诞节，是中国的耻辱节！”因为八国联军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而八国联军给中国人带来了耻辱，所以这也就等于是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了耻辱。“圣诞节是基督徒的节日，也是中国人的伤疤，不适合中国人，勿忘国耻！”所以，有关部门应该把圣诞节规定为耻辱节，把西方人的圣诞节当作中国人的耻辱节过。         不仅圣诞节等是洋节，元旦节、礼拜节、五一节等也是洋节，我们也应该进行抵制，不过元旦节，也不过礼拜节，即便是元旦节和礼拜节，我们也不放假，而应该上班，为国家的繁荣强大而努力工作。另外，公历也是西方的产物，也应该抵制，应该废除公历，而只采用洋传教的阴历。阴历比公历好，不仅可以体现二十四节气，还可以彰显中华文明。         身为爱国群众，光是抵制洋节还不够爱国，凡是西方的和外来的东西，就都应该抵制。手机、电脑、网络、汽车、火车、飞机等，都是舶来品，都应该抵制。有人就说了，如果抵制所有外来的东西，中国就只能重返原始社会了。为了抵制外来的东西，即便是重新回到原始社会，我们也乐意！谁让我们某些真坏的中国人最爱国呢？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 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来源： 新民晚报 马相伯，今天或许只有研究他的人认识他了——他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精通八国文字，建立了中国大学现代教育的思想体系，创办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出的建立“函夏考文苑”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建立科学院的设想。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2岁那年，少年马相伯瞒着父母，一个人乘船去上海，进入教会办的徐汇公学学习。18岁时，马相伯的法文和拉丁文都已学得很好，上海租界的法国领事重金聘请他为秘书，但是马相伯婉辞了这份工作：“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37岁那年，马相伯走出徐家汇，登上了大清帝国内政外交的舞台，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参加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马相伯重回教会，息影在徐家汇。 1900年，他把自己名下分得的祖遗家产全部捐献给教会，以作办中西大学堂之用。当时常有名士、后学叩门求教。其中就有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蔡元培任教南洋公学时，每天清晨五时，都要挤出时间从南洋公学(今交大)步行来到土山湾(今蒲汇塘路一带)马相伯的住所，等马相伯醒来，做完晨祷，跟着老人的口型练习拉丁文。无论寒暑，亦步亦趋，毕恭毕敬，堪比“程门立雪”。 1903年，马相伯创办了震旦，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私立大学，办校基金就是马相伯当年给教会的捐赠。 马相伯爱护学生，只要有才能的人，愿意学的人，他都会收入门下。于右任是他的得意门生，当年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听闻此事，就找到于右任，收于门下，免其学费。（瓶中喵（微信号：pzmiao）注：于右任系民国大师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 马相伯的不谈教理的宗旨与教会要宣扬神学的理想发生了冲突，马相伯被剥夺了学校的主导权，而学生则闹起学潮，离开了学校。学生推了于右任、邵力子等7位学生代表找到马相伯，希望他能带领他们重新开始。这个已经66岁的老人一面为学校的解散伤心，一面为学生的命运担忧，对着学生哭了。后来，马相伯带领退学的学生在吴淞找到已经废弃的提督衙门为校舍，又办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载：“当其兀坐讲台时，搁铜框巨目镜与鼻端，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 1919年起，马相伯幽居在上海徐家汇由教会管理的一所孤儿院内。此时的他已经散尽家财，悉数用于兴学。儿子病故后，马相伯的学生为他年幼的孙女集资万元作教养费，而马相伯却托人把这笔钱捐给启明女子中学作教育经费。据孙女马玉章回忆，小时候跟爷爷一起出去，爷爷总会很高兴地指着路边的学校告诉她，这是爷爷捐献的，那也是爷爷捐献的。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已经九十多岁的马相伯不顾年迈体弱，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为支持前方抗日，马相伯写字义卖。一个寿字，30元钱，写副对联50元钱。当时他一只脚有病，不能长久站立，就由两人扶着，一只脚站着写字。实在写不动了，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连着写。就这样义卖了10万元钱。 1939年，这正是抗战艰苦的时候，他的家乡已经沦丧，他创办的学校已经内迁，他正在流亡路上。临终前，有学生到越南谅山看望他，老人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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