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洋節，抵制舶來品！

送交者: 李亞軍 2018年12月21日00:01:3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抵制洋節，抵制舶來品！ 沈勇平         近些年來，有些中國人崇洋媚外，就喜歡過洋節。去年初，中央就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文件要求，“實施中國傳統節日振興工程，豐富春節、元宵節、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傳統節日文化內涵”。        中國有很多自己的傳統節日，為什麼要過洋節呢？身為中國人，就應該過中國的節日。中國人不過中國的節日，反而過起了洋人的節日，這不能不引人深思。這個問題也引起了中央重視，並為此印發了文件，號召過中國人就應該過中國傳統節日。身為中國人，不但不應該過洋節，應該抵制洋節才對。         有些中國人，忘了自己是中國人，放着春節、元宵節、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傳統節日不過，偏要過情人節、復活節、愚人節、萬聖節、感恩節、聖誕節等這些洋節。過洋節的中國人，實際上就是崇洋媚外。身為愛國群眾，就應該對這些假洋鬼子要進行批評教育，幫助他們提高愛國覺悟。         有愛國群眾認為，洋節進入中國，大行其道，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入侵。“平安夜、聖誕節等，這些帶有濃郁宗教色彩的西方節日，是文化入侵”，“如果一個民族的群體熱衷於另一個民族的節日，這說明文化入侵已是極其嚴重了。黨員幹部如果認識不到這點，那就是喪失政治敏銳性，也失去了先進性”我們只要奴性文化,中國傳統奴性文化不能在黨的手裡丟失。        愛國群眾就說了，“聖誕節，是中國的恥辱節！”因為八國聯軍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國家，而八國聯軍給中國人帶來了恥辱，所以這也就等於是基督教給中國帶來了恥辱。“聖誕節是基督徒的節日，也是中國人的傷疤，不適合中國人，勿忘國恥！”所以，有關部門應該把聖誕節規定為恥辱節，把西方人的聖誕節當作中國人的恥辱節過。         不僅聖誕節等是洋節，元旦節、禮拜節、五一節等也是洋節，我們也應該進行抵制，不過元旦節，也不過禮拜節，即便是元旦節和禮拜節，我們也不放假，而應該上班，為國家的繁榮強大而努力工作。另外，公曆也是西方的產物，也應該抵制，應該廢除公曆，而只採用洋傳教的陰曆。陰曆比公曆好，不僅可以體現二十四節氣，還可以彰顯中華文明。         身為愛國群眾，光是抵制洋節還不夠愛國，凡是西方的和外來的東西，就都應該抵制。手機、電腦、網絡、汽車、火車、飛機等，都是舶來品，都應該抵制。有人就說了，如果抵制所有外來的東西，中國就只能重返原始社會了。為了抵制外來的東西，即便是重新回到原始社會，我們也樂意！誰讓我們某些真壞的中國人最愛國呢？ 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 也沒有把中國叫醒！ 來源： 新民晚報 馬相伯，今天或許只有研究他的人認識他了——他是當時中國少有的學貫中西的人物，精通八國文字，建立了中國大學現代教育的思想體系，創辦震旦大學復旦大學輔仁大學，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他提出的建立“函夏考文苑”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建立科學院的設想。 1840年，馬相伯出生於江蘇丹徒的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12歲那年，少年馬相伯瞞着父母，一個人乘船去上海，進入教會辦的徐匯公學學習。18歲時，馬相伯的法文和拉丁文都已學得很好，上海租界的法國領事重金聘請他為秘書，但是馬相伯婉辭了這份工作：“我學法語，是為中國人用的。” 37歲那年，馬相伯走出徐家匯，登上了大清帝國內政外交的舞台，成為李鴻章的重要幕僚，參加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之後，馬相伯重回教會，息影在徐家匯。 1900年，他把自己名下分得的祖遺家產全部捐獻給教會，以作辦中西大學堂之用。當時常有名士、後學叩門求教。其中就有康有為、梁啓超、張元濟等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蔡元培任教南洋公學時，每天清晨五時，都要擠出時間從南洋公學(今交大)步行來到土山灣(今蒲匯塘路一帶)馬相伯的住所，等馬相伯醒來，做完晨禱，跟着老人的口型練習拉丁文。無論寒暑，亦步亦趨，畢恭畢敬，堪比“程門立雪”。 1903年，馬相伯創辦了震旦，這是第一所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私立大學，辦校基金就是馬相伯當年給教會的捐贈。 馬相伯愛護學生，只要有才能的人，願意學的人，他都會收入門下。于右任是他的得意門生，當年因作詩諷刺慈禧太后賣國，遭到通緝，逃亡上海。馬相伯聽聞此事，就找到于右任，收於門下，免其學費。（瓶中喵（微信號：pzmiao）註：于右任系民國大師之一，也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 馬相伯的不談教理的宗旨與教會要宣揚神學的理想發生了衝突，馬相伯被剝奪了學校的主導權，而學生則鬧起學潮，離開了學校。學生推了于右任、邵力子等7位學生代表找到馬相伯，希望他能帶領他們重新開始。這個已經66歲的老人一面為學校的解散傷心，一面為學生的命運擔憂，對着學生哭了。後來，馬相伯帶領退學的學生在吳淞找到已經廢棄的提督衙門為校舍，又辦起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志》載：“當其兀坐講台時，擱銅框巨目鏡與鼻端，終日口講指畫，不以為苦。” 1919年起，馬相伯幽居在上海徐家匯由教會管理的一所孤兒院內。此時的他已經散盡家財，悉數用於興學。兒子病故後，馬相伯的學生為他年幼的孫女集資萬元作教養費，而馬相伯卻托人把這筆錢捐給啟明女子中學作教育經費。據孫女馬玉章回憶，小時候跟爺爺一起出去，爺爺總會很高興地指着路邊的學校告訴她，這是爺爺捐獻的，那也是爺爺捐獻的。 1931年，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已經九十多歲的馬相伯不顧年邁體弱，奔走呼號，發表演說，激勵國人禦侮自救，共赴國難。為支持前方抗日，馬相伯寫字義賣。一個壽字，30元錢，寫副對聯50元錢。當時他一隻腳有病，不能長久站立，就由兩人扶着，一隻腳站着寫字。實在寫不動了，才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再連着寫。就這樣義賣了10萬元錢。 1939年，這正是抗戰艱苦的時候，他的家鄉已經淪喪，他創辦的學校已經內遷，他正在流亡路上。臨終前，有學生到越南諒山看望他，老人說：“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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