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公民社會 “專制優勢”逞一時之強

www.creaders.net | 2020-02-12  萬維讀者網   
　　

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林孟編譯報道：美國《外交官》網站發表紐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施瓦茨（Jonathan Schwartz）的文章說，一些國際媒體大肆宣揚中國對2019年末開始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和前所未有的反應。國家有能力迅速做出重大的決定並隨即實施，反映出中國的所謂“專制優勢”。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被中外記者包圍

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林孟編譯報道：美國《外交官》網站發表紐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施瓦茨（Jonathan Schwartz）的文章說，一些國際媒體大肆宣揚中國對2019年末開始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和前所未有的反應。國家有能力迅速做出重大的決定並隨即實施，反映出中國的所謂“專制優勢”。

一個專制政權不怕採取有爭議的、未經論證的政策，迅速就地實施。正如新聞界注意到的，沒有民主政府敢於採取中共正在採取的許多步驟——不僅是檢疫隔離、突然要求社會保持距離，以及快速的醫院建設，還有對國內媒體的控制、大規模動員來自全國各地的衛生工作者等。

根據許多公共衛生專家和媒體的說法，中國顯然吸取了2002年至2003年間非典型肺炎（SARS）的教訓。當時中共官員試圖掩蓋疫情，希望能把疫症控制在國內。結果導致非典流行肆虐，比本來可能的情況嚴重得多。但這次他們是否已經吸取了教訓，“專制優勢”是否真的賦予了優勢？
在考慮如何最好地準備和應對流行病爆發時，公共衛生文獻認為，中央和地方層面的公共衛生官員和其他政府官員發揮核心作用。這些官員必須在和公眾打交道時，與他們分享衛生相關信息，但又不能引起恐慌。當一場疫症發生，醫院擠滿憂心忡忡的市民時，官員們必須有效地管理，確保那些需要治療的人得到治療，而那些可以留在家裡的人也得到所需的支持。

公共衛生文獻也承認，民間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衛生服務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這些組織往往來自當地社區的宗教和社會團體，並從本地人口中吸收成員。他們熟悉當地社區，建立了長期的理解和信任關係，完全可以與負荷過重的公共衛生官員攜手合作，在流行病期間提供當地居民所需的許多服務。這種合作建立在就地提供服務和信任的基礎上，有助於自下而上地對抗流行病。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活躍在中國的國內和國際民間社會組織受到打壓。中共當局以種種嚴酷的新法規和法律，壓縮國內外民間社會組織的生存空間，使它們無法提供曾經提供的服務——包括公共衛生服務在內。這一重大轉變，使過去民間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合作支持公共衛生服務破功，而地方政府卻無力單獨提供公共衛生服務。

人們會爭辯說，在目前疫情爆發的情況下，不需要民間社會組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各地的公共衛生工作者，將他們派遣到武漢與疫症“戰鬥”。其它資源如設備、藥品、檢測包、口罩等也可如此調配。然而，隨着新冠狀病毒肺炎在全國各地傳播，這些資源將需要到位，而地方政府將越來越不願意與別人分享這些資源。

人們也可以將中國的居委會作為公民社會組織的替代物。居委會往往由退休人員組成，他們代表黨密切關注鄰居，也常在提供基本服務方面發揮作用。然而，正如公共衛生文獻明確指出的那樣，信任是確保公共合作的關鍵。居委會曾有不光彩的歷史，通常被視為黨的代理人，往往得不到民眾信任。

如果新冠狀病毒繼續傳播，已經稀缺的資源將更加匱乏。中共通過實施大規模令人印象深刻的舉措，展示了其“專制優勢”。但這些舉措的成敗，最終取決於在社區信任與合作基礎上的長期實施能力。在一個秘密、專制的體制內，很難維持信任。一度成長的中國公民社會，正是對抗新冠狀病毒疫症中值得信任的潛在盟友。中共破壞了中國公民社會，也就自廢了一個有效對抗疫情的重要武功。中共並沒有像大家最初認為的那樣，吸取非典（SARS）的教訓。

一個專制政權不怕採取有爭議的、未經論證的政策，迅速就地實施。正如新聞界注意到的，沒有民主政府敢於採取中共正在採取的許多步驟——不僅是檢疫隔離、突然要求社會保持距離，以及快速的醫院建設，還有對國內媒體的控制、大規模動員來自全國各地的衛生工作者等。

根據許多公共衛生專家和媒體的說法，中國顯然吸取了2002年至2003年間非典型肺炎（SARS）的教訓。當時中共官員試圖掩蓋疫情，希望能把疫症控制在國內。結果導致非典流行肆虐，比本來可能的情況嚴重得多。但這次他們是否已經吸取了教訓，“專制優勢”是否真的賦予了優勢？
在考慮如何最好地準備和應對流行病爆發時，公共衛生文獻認為，中央和地方層面的公共衛生官員和其他政府官員發揮核心作用。這些官員必須在和公眾打交道時，與他們分享衛生相關信息，但又不能引起恐慌。當一場疫症發生，醫院擠滿憂心忡忡的市民時，官員們必須有效地管理，確保那些需要治療的人得到治療，而那些可以留在家裡的人也得到所需的支持。

公共衛生文獻也承認，民間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衛生服務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這些組織往往來自當地社區的宗教和社會團體，並從本地人口中吸收成員。他們熟悉當地社區，建立了長期的理解和信任關係，完全可以與負荷過重的公共衛生官員攜手合作，在流行病期間提供當地居民所需的許多服務。這種合作建立在就地提供服務和信任的基礎上，有助於自下而上地對抗流行病。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活躍在中國的國內和國際民間社會組織受到打壓。中共當局以種種嚴酷的新法規和法律，壓縮國內外民間社會組織的生存空間，使它們無法提供曾經提供的服務——包括公共衛生服務在內。這一重大轉變，使過去民間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合作支持公共衛生服務破功，而地方政府卻無力單獨提供公共衛生服務。

人們會爭辯說，在目前疫情爆發的情況下，不需要民間社會組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各地的公共衛生工作者，將他們派遣到武漢與疫症“戰鬥”。其它資源如設備、藥品、檢測包、口罩等也可如此調配。然而，隨着新冠狀病毒肺炎在全國各地傳播，這些資源將需要到位，而地方政府將越來越不願意與別人分享這些資源。

人們也可以將中國的居委會作為公民社會組織的替代物。居委會往往由退休人員組成，他們代表黨密切關注鄰居，也常在提供基本服務方面發揮作用。然而，正如公共衛生文獻明確指出的那樣，信任是確保公共合作的關鍵。居委會曾有不光彩的歷史，通常被視為黨的代理人，往往得不到民眾信任。

如果新冠狀病毒繼續傳播，已經稀缺的資源將更加匱乏。中共通過實施大規模令人印象深刻的舉措，展示了其“專制優勢”。但這些舉措的成敗，最終取決於在社區信任與合作基礎上的長期實施能力。在一個秘密、專制的體制內，很難維持信任。一度成長的中國公民社會，正是對抗新冠狀病毒疫症中值得信任的潛在盟友。中共破壞了中國公民社會，也就自廢了一個有效對抗疫情的重要武功。中共並沒有像大家最初認為的那樣，吸取非典（SARS）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