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肆虐武漢，二月份已到了失控的程度。國家衛健委命令上海在二十四小時內，派出兩支醫療隊援鄂。按照因果輪迴的話，第一支援外醫療隊還是湖北醫生組成的。現在大量醫院私有化後，湖北期待全國其它醫院，發揚共產主義犧牲精神，提供醫療器材，為它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1963年二月，“三年自然災害”餓殍的陰影未消，中國缺醫少藥缺外匯，但毛澤東不顧王稼祥等元老反對，領導國際共運的雄心未泯。周恩來命令京津滬醫院配合湖北省，組建了極其艱苦的醫療援外隊伍。龍華醫院恆健生醫生八十年代告訴我，當越南軍隊橫掃柬埔寨時，他正在醫療隊裡。眾所周知，兩國交戰，不斬來使，況且中國是第三國。但是中國大使館簡直是莫名其妙，隨着波爾波特的潰兵一起，扔下所有中國專家，自顧自逃進了森林。槍炮聲越來越近，他們費盡心機找到一輛鏟車，扔下所有家私，人擠滿了鏟斗、車頂，成了末路狂奔的難民。好在最終越軍沒有傷害援柬專家，禮送出境。倒是毛澤東的好學生，波爾波特殺了近一半華人，以便消滅城市、貨幣、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甚至夫妻關係。我在瑞金醫院時，收治過一位患腰椎間盤突出症，來自日本的華僑。當紅色高棉開始迫害華人時，他們逃到中國求救，結果被送回柬埔寨。於是又九死一生逃到日本，以難民身份獲得日本居留權。2003年，澳洲、新西蘭、日本出資成立了法庭，審判了紅色高棉的頭頭。礙於洪森首相本身來自柬共，正義不僅遲到，且並不完全公正。恆醫生丟了所有盤纏事小，下面一位，出於尊重，且稱某醫生，還丟了性命。 文革時，岳陽醫院派出一支醫療隊去貴州。當時藥物奇缺到這個程度，對於重症感染患者，只能在一針青黴素注射液，或抗生素藥片裡二選一。主人公之一是羅志喻醫生，一個魁梧憨厚的推拿醫師。團總支書記宗志國年輕力壯，來自B超科。某醫生擅長草藥。他們在貴州大山里遇到呼救。一山民服用過量川草烏中毒，心率失常。上海醫生們通過心肺復甦急救，暫時把病人從心源性休克中救回來。但是沒有阿托品注射來解除迷走神經對心臟的抑制，又沒有利多卡因靜滴和調整鉀鎂電解質。某醫生記得可以用雙黃連注射液（這次在武漢肺炎中被武漢病毒研究所王延軼所長和他院士老公炒得路人皆知）來中和川草烏毒性。於是三人組隊去山裡采黃連、黃柏和川穹。涉過小溪，開始爬山。貴州的山巒眼見不遠，但翻個山頭至少二個時辰。采完草藥後已經精疲力竭，要命的是某醫生的草帽被風吹走。為了這頂捨不得的草帽，下坡、翻山又幾乎耗盡了最後一點力氣。等到臨近出發地的小溪，此時已經是沒胸的川流。羅醫生邊探路，邊背着筐子走到對岸。宗醫生過河時，水又深了一些。最後輪到某醫生了，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探着石頭過河。突然他一個趔趄，身子倒了下來。宗醫生見某醫生在原地掙扎，跳回水裡去拉他。原來水下是一個漩渦，將抱成一團的兩人吸到河底。兩人用腳一蹬，探頭出水換一口氣，又被無法掙脫的引力吸下水去。羅醫生在岸上手忙腳亂，試圖找樹枝拉他們上來。時間不在他們這邊。漸漸地水裡的兩個人失去了信心。 宗醫生事後告訴我：“一定是某醫生覺得這樣拖下去，兩人都得淹死。他用力將我朝漩渦外一推，他被吸到水底，再也沒露出頭。而我游回岸邊”。 宗醫生和羅醫生的呼救聲，驚動了村民。他們拜託識水性的好心人出手相救。有人開價十元，宗醫生保證事成後酬謝也不行。宗醫生褪下左腕的上海牌手錶抵押，才有人脫衣褲準備下水。忽然邊上冒出個鄉人，講了一通土話，才脫衣的人又穿回衣褲，隨眾人散去了。 某醫生的屍體在下游一百多里處找到。上海醫生的失事驚動了省公安廳，尤其是最後一個人的土話，被當作了階級鬥爭新動向。經審查，那人警告大家，每年這河裡都有水怪找替身投胎。嚇得山民改變了主意。 天災和人禍是彼此推諉的孿生兄弟。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們總是一廂情願地去拯救落後生產方式帶來的災禍，全然不顧蒙昧離他們有多近，我們自己還孱弱得很。其實在提供物質幫助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別忘了無形的思想啟蒙、科學普及、制度建立，讓他們了解外邊的世界是如何作為的。不是強加，而是他們需要主動擁抱外邊的文明。現代畜牧業、家禽業、漁業和農業，足夠贍養倍增的人口，何必冒險吃野生動物，甚至寵物。紙包不住火，還會燒了烏紗帽。日本、韓國的權力來自選民，不敢不敬畏草民生命，失職的官員竟以死謝罪。紀念某醫生的生命，不是為了唱一曲英雄讚歌，而是緬懷前輩的時代局限，不再赤手空拳，而用最先進的科技武裝救災。酷暑的驕陽快點到來吧，燒死新冠狀病毒，不再讓令人窒息的肺炎荼毒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