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肆虐武汉，二月份已到了失控的程度。国家卫健委命令上海在二十四小时内，派出两支医疗队援鄂。按照因果轮回的话，第一支援外医疗队还是湖北医生组成的。现在大量医院私有化后，湖北期待全国其它医院，发扬共产主义牺牲精神，提供医疗器材，为它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1963年二月，“三年自然灾害”饿殍的阴影未消，中国缺医少药缺外汇，但毛泽东不顾王稼祥等元老反对，领导国际共运的雄心未泯。周恩来命令京津沪医院配合湖北省，组建了极其艰苦的医疗援外队伍。龙华医院恒健生医生八十年代告诉我，当越南军队横扫柬埔寨时，他正在医疗队里。众所周知，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况且中国是第三国。但是中国大使馆简直是莫名其妙，随着波尔波特的溃兵一起，扔下所有中国专家，自顾自逃进了森林。枪炮声越来越近，他们费尽心机找到一辆铲车，扔下所有家私，人挤满了铲斗、车顶，成了末路狂奔的难民。好在最终越军没有伤害援柬专家，礼送出境。倒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波特杀了近一半华人，以便消灭城市、货币、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甚至夫妻关系。我在瑞金医院时，收治过一位患腰椎间盘突出症，来自日本的华侨。当红色高棉开始迫害华人时，他们逃到中国求救，结果被送回柬埔寨。于是又九死一生逃到日本，以难民身份获得日本居留权。2003年，澳洲、新西兰、日本出资成立了法庭，审判了红色高棉的头头。碍于洪森首相本身来自柬共，正义不仅迟到，且并不完全公正。恒医生丢了所有盘缠事小，下面一位，出于尊重，且称某医生，还丢了性命。 文革时，岳阳医院派出一支医疗队去贵州。当时药物奇缺到这个程度，对于重症感染患者，只能在一针青霉素注射液，或抗生素药片里二选一。主人公之一是罗志喻医生，一个魁梧憨厚的推拿医师。团总支书记宗志国年轻力壮，来自B超科。某医生擅长草药。他们在贵州大山里遇到呼救。一山民服用过量川草乌中毒，心率失常。上海医生们通过心肺复苏急救，暂时把病人从心源性休克中救回来。但是没有阿托品注射来解除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又没有利多卡因静滴和调整钾镁电解质。某医生记得可以用双黄连注射液（这次在武汉肺炎中被武汉病毒研究所王延轶所长和他院士老公炒得路人皆知）来中和川草乌毒性。于是三人组队去山里采黄连、黄柏和川穹。涉过小溪，开始爬山。贵州的山峦眼见不远，但翻个山头至少二个时辰。采完草药后已经精疲力竭，要命的是某医生的草帽被风吹走。为了这顶舍不得的草帽，下坡、翻山又几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等到临近出发地的小溪，此时已经是没胸的川流。罗医生边探路，边背着筐子走到对岸。宗医生过河时，水又深了一些。最后轮到某医生了，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探着石头过河。突然他一个趔趄，身子倒了下来。宗医生见某医生在原地挣扎，跳回水里去拉他。原来水下是一个漩涡，将抱成一团的两人吸到河底。两人用脚一蹬，探头出水换一口气，又被无法挣脱的引力吸下水去。罗医生在岸上手忙脚乱，试图找树枝拉他们上来。时间不在他们这边。渐渐地水里的两个人失去了信心。 宗医生事后告诉我：“一定是某医生觉得这样拖下去，两人都得淹死。他用力将我朝漩涡外一推，他被吸到水底，再也没露出头。而我游回岸边”。 宗医生和罗医生的呼救声，惊动了村民。他们拜托识水性的好心人出手相救。有人开价十元，宗医生保证事成后酬谢也不行。宗医生褪下左腕的上海牌手表抵押，才有人脱衣裤准备下水。忽然边上冒出个乡人，讲了一通土话，才脱衣的人又穿回衣裤，随众人散去了。 某医生的尸体在下游一百多里处找到。上海医生的失事惊动了省公安厅，尤其是最后一个人的土话，被当作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审查，那人警告大家，每年这河里都有水怪找替身投胎。吓得山民改变了主意。 天灾和人祸是彼此推诿的孪生兄弟。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去拯救落后生产方式带来的灾祸，全然不顾蒙昧离他们有多近，我们自己还孱弱得很。其实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别忘了无形的思想启蒙、科学普及、制度建立，让他们了解外边的世界是如何作为的。不是强加，而是他们需要主动拥抱外边的文明。现代畜牧业、家禽业、渔业和农业，足够赡养倍增的人口，何必冒险吃野生动物，甚至宠物。纸包不住火，还会烧了乌纱帽。日本、韩国的权力来自选民，不敢不敬畏草民生命，失职的官员竟以死谢罪。纪念某医生的生命，不是为了唱一曲英雄赞歌，而是缅怀前辈的时代局限，不再赤手空拳，而用最先进的科技武装救灾。酷暑的骄阳快点到来吧，烧死新冠状病毒，不再让令人窒息的肺炎荼毒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