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獻詞哈佛女博士後之十六   畢汝諧（紐約 作家）

親愛的，去年十一前夕，你興奮地說：

有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國，四面八方唱響；

我委婉地說：我是右派作家，認為黨與國不是一回事；

從此，你我形成默契：卿卿我我，莫談政治。

親愛的，你左我右，小心翼翼地迴避政治話題，

政治卻像大森林裡的黑瞎子，瘟頭瘟腦地掄掌揮臂——

今天（6/17/20），立地太歲蓬佩奧會晤傳聲筒楊潔篪，

地點是夏威夷的美國空軍基地（珍珠港！）。

1969年，珍寶島戰役之後半年，

周恩來與柯西金在首都機場草草會晤，

中蘇雙方處於一觸即發的敵對狀態，

外交儀式極其簡慢、兩國總理笑里藏劍。

當年在珍珠港，幾乎所有日裔都是業餘間諜，

利用打漁、旅遊為掩護，刺探美軍情報，如過江之鯽；

美國對日宣戰後，羅斯福只得不問青紅皂白地一刀切，

將12萬旅美日裔統統送進集中營——咎由自取。

華人日人同屬東亞文化圈，

口是心非，人在曹營心在漢；

白宮失火，旅美華人只能被動地充當池魚；

親愛的，你左我右，卻面臨共同災難。

華人輕諾寡信，勇於背棄對於美國的誓言——

元宵不叫元宵，叫白丸（白玩）！

假如人人類我，堅定右傾——

歲月自然靜好，哪有這許多麻煩！

親愛的，大多數旅美華人像你一樣左傾，

洋裝穿在身，卻有一顆所謂中國心；

未見傳說中的黃禍，先見史無前例的紅禍——

低端充當自乾五，高端加入千人計劃，沾沾自喜。

可想而知，12萬日裔十個手指不一般齊，

其中不乏若乾親美份子，真心熱愛美利堅，

卻也只能像長在門檻上的幾株靈芝，

不能不連同廣大莠草一併剷除，忍辱含冤。

現在，不問青紅皂白的端倪已見——

三千名具有軍方背景的中國留學生統統打道回府；

其中必有無辜的善男信女，也顧不得了，

眉毛鬍子一把抓，蘿蔔白菜一鍋煮。

作為右派作家，我何其不幸——

原本為了思想言論自由來到美國，

尋得桃源好避秦（宋代詩人謝枋得），

卻依然難逃株連的厄運。

只因生為華人，只要一刀切下來——

誰在乎你的內心是豐饒還是荒蕪；

如此世道，我想起蘇聯電影偵察員的功勳有一句台詞：

活着，就是一種幸福。

親愛的，你屏息問：將來會不會有華裔集中營？

我唉聲嘆氣，憂心忡忡：

美國人常說never   say   never，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切都有可能。

附2007年發表的一篇舊文——

   瀏覽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名單,兩個熟悉的名字撲入眼帘: 張又俠(瀋陽軍區司令員) 、朱維群(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
   哦, 童年夥伴當了大官!
   張又俠(開國上將張宗遜之子)從小就是個鐵漢子, “塊兒足(肌肉發達)”!掰腕子百戰百勝,無人能敵!他還喜歡打籃球,我至今記得:文革期間,他拍着籃球,豪邁地大呼: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我們!!我們!!!”
   出國前,我在北京晚報看到張又俠團長率部奇襲越軍的報道,我對一位至親道:“看來,張又俠要麼光榮犧牲, 要麼當高級將領,沒有第三條人生道路.”  
   果然如此.

  正想着朱維群,便接到一位現任中央統戰部局長的王姓女同學的電子郵件:“我向朱維群常務副部長匯報工作時,談起了你;朱部長說:我和畢汝諧不是普通朋友,我們從小一起玩,打架;我想要畢汝諧的電話.”
   我給王姓女同學打越洋電話說: “小時候,我家和朱維群家都住在萬壽路十三號;我們人手一根竹竿,打群架; 朱維群是我們的頭.有一回, 胡錦州(胡繩之子)擲竹竿把朱維群弟弟朱維峰開瓢兒(腦袋開花),我就站在朱維峰身邊,鮮血濺在我臉上……哦, 胡錦州的弟弟胡小笛(乳名小三)現在是中國駐國際裁軍組織大使,常年住在日內瓦……”
   王姓女同學道: “你為什麼不回來當海龜呢?大家都很掛念你.”
   我笑道:“我不能回去,因為我是右派作家.”
   王姓女同學追問道:“你為什麼要當右派作家呢?”
   我苦笑道: “因為我從小就跟你不一樣.我出生於上層社會的邊緣家庭,自懂事起,即處於蝙蝠般的尷尬境地____被飛禽視為走獸, 被走獸視為被飛禽;權貴子弟大談特談懷仁堂放映的外國電影多麼精彩、劉（少奇）主席家宴的主菜是紅燒對蝦等等,我根本插不上話茬; 雙重的自卑感(我小時有尿床的毛病,得一外號:尿炕包)連同雙重的優越感(學習優秀、相貌出眾)交迫着我幼小的心靈,造就了我的特殊性格:早熟、苦悶、多思、狐疑、神經質.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的長女與我同年,她是個假小子,經常和我一起爬樹、粘知了;我因而知道毛澤東的若干醜聞,對所謂偉大領袖產生了最初的懷疑和不滿.我大吃特吃2元5角一客的莫斯科雪人(東安市場和平餐廳的一種人形冰激凌;其時,學徒工月薪16元,士兵月津貼6元),卻與所謂新社會格格不入.13歲那年,我聽到郭沫若之子在北大組織反黨集團的消息,大為興奮,便在一篇關於冬季長跑的命題作文里寫道:’從樓道向外看,是黑暗世界……’班主任一下子便識破了我的春秋之筆,將該文交給景山學校校長方玄初(筆名敢峰,文革前發表許多理論文章);從此,我被校方內定為’異路人’,備受歧視.遺憾的是,這篇作文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我將驕傲地宣稱自己是毛澤東時代最年輕的持不同政見者、全國罕見的反黨神童!今天,我在大陸的舊友大多混得不錯；他們經常給我伊妹兒小情人的照片，想氣氣我！他們奇怪我為何不當海龜——大陸找錢方便、覓小情人容易、食物可口等等；我回答：你們聽過’道路以目（人們不敢說話，在路上只能交換目光）’這句古語嗎？我深知其苦！所以，我珍惜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我珍惜創作自由,我珍惜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堅決不當海龜！ 20歲那年，畢汝諧憤然創作文革地下文學著名小說九級浪，一舉進入文學史；自此正式走上離經叛道之路，斷無回頭之理！”
   人各有志,人各有命, 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