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筆者非社會學者，沒有就某項社會問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做過專題調研，因此在選擇材料上不可避免會有局限性，下面的舉例未必典型也未必極端，從有關問題帶給我們的感覺衝擊說，這個例子在每天都大量發生的強拆事件中甚至達不到中等烈度——還記得成都市金牛區因為抵抗強拆把自己燒死在自家樓房天台上的唐福珍（2009年）嗎？還記得長春市朝陽區在長久家苑棚戶區改造項目中被推土機推倒的樓房砸死的劉淑香（2011年）嗎？還記得蘇州市虎丘區通安鎮嚴山村由於遭遇強拆憤而殺死兩名拆遷人員的范木根（2013年）嗎？還記得在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地方鎮東崮社區舊村改造項目中被燒死在自家房子裡的張紀民（2015年）嗎？在成千上萬強拆導致死人的慘烈事件和個人悲劇面前，我所舉例的這件事顯然不具備分量，好在這不影響進入話題，不影響說出我所看到的東西，那就暫且把它作為引子說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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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份《風險告知書》是由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征遷指揮部和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司法所聯合頒布的。我知道全文引用會導致本文冗長，然而一個小心思讓我決定還是把它原樣展示出來。什麼小心思呢？中國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我希望多少年以後，我們真的把權力關進籠子裡的時候，後代能夠通過實物實證看清楚他們的父輩、祖父輩曾經生活在怎樣的權力驕橫之中，故此我沒有對這些不具備文字水平的文字做任何刪削改動，就連帶有威脅意味的感嘆號都原樣保留了，儘管從文本意義上說這些感嘆號是不必要的。我做的唯一改動，是為了節省篇幅把所列10項“嚴重損失”歸到一個段落里了，原來它們是一項一個段落的，更具有威脅、恐嚇的意味。

各居民戶：

感謝你們的支持與配合，目前簽約形勢越來越好，越來越多居民戶從不理解、不信任到大力支持、幫助宣傳並引導周邊群眾。我們為這樣的明白人點讚！整村拆遷是為了改善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是為了社區的長遠發展，是為了聯莊的美好明天。寶龍東區塊安置房建設項目已獲濱江區發改局正式立項批覆。儘管工作人員苦口婆心解釋政策，還是有個別拆遷戶執迷不悟，提出不合理要求。在此，我們進行風險提示，逾期未簽約的將承擔以下嚴重損失：

1.整村拆遷配合簽約獎165000元沒了！2.拆遷調節金150000元沒了！3.每人50000元的整村拆遷人口獎勵沒了！4.每平方米1235元的安置房優惠價沒了！（安置房按建設成本價購買，損失50-100萬元，甚至更多！）5.寶龍東區塊安置房戶型選擇資格沒了！6.店鋪關停補貼等其他相關獎勵全部都沒了！7.違法建築被強拆，相關補貼都沒了！8.房屋被強拆，面子沒了！9.和諧快樂的家庭生活沒了！10.如果聘請律師，打些無用官司，損失5-20萬元代理費，甚至更多！損失如此巨大，必將追悔莫及！

如果認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那就大錯特錯！如果暴力抗法，可能鋃鐺入獄；如果違法信訪，將被依法查處；如果未簽約，根據相關政策和法律，房依然將被拆除。最明智的選擇是早簽約早選戶型早選房，早日過上品質生活。請您權衡利弊，抓住機會，做出明智選擇！

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征遷指揮部（印章）

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司法所（印章）

2018年7月

這是我們經常從《人民日報》上看到的那種令人感動地“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並且“始終保持與人民的血肉聯繫”的政府形象嗎？這是“對人民懷有赤子之心”、“對群眾常懷有感恩之心”的政府機構與選民“同呼吸共命運”、“噓寒問暖”、“促膝談心”所進行的“溝通”嗎？不是，這儼然一份最後通牒！

最後通牒什麼意思呢？我們學究一下，引用詞典解釋：最後通牒源於拉丁語，以前曾經有人按英語“Ultimatum”的發音譯為“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一般是指談判破裂前所說“最後的話”，通常是一個團體對另一個團體提出某種條件抑或絕對要求，限其在一定時間內接受，否則就要使用強制手段給予懲戒，包括斷絕外交關係、封鎖、抵制或使用武力；最後通牒往往是強國對弱國所採用的威脅手段。我認為這些解釋很好。

然而這裡出了點兒問題：原本在不平等國家關係中才會出現的最後通牒，為什麼變相出現在政府與民眾的關係之中了呢？要達成這種狀態，需要怎樣的社會政治、社會經濟和社會文化條件的支撐呢？這種狀態傳遞出哪些具有歷史意味的信息呢？還可以更具體一些：諸如此類的拆遷現象，是偶然出現在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與它所管轄的民眾之間的嗎？由公有制國家制度與私人財產權對立所引發的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有沒有普遍性？在全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上，在政府權力機器步步進逼、無情碾壓的情況下，每天有多少人曾經或正在遭受這種帶有黑道性質的“哀的美敦書”的威脅？在如此這般的生存狀態下，人——或曰民眾，或曰人民，或曰“國家的主人”，或曰“我的父老鄉親”——又在想些什麼？所有這些問題，我認為都值得說道說道。

2

如果你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有兩種方式可以觀察和確認自己所處的環境。一種是從近處看，看春花綠草，看樹木森林，然後再看遠山近水，看作為背景的天空白雲；一種是把順序倒轉過來，先從作為背景的天空白雲看，再由遠及近到遠山近水，花草樹木……出現在畫面中的所有這些東西，綜合構成了事物存在的邏輯鏈（客觀之在），正是經由這條邏輯鏈，花草樹木、遠山近水、天空白雲等細節性的東西才擁有了各自空間上的意義。其實，這兩種方式無所謂優劣，它們都能夠讓我們在對境遇的觀察中弄清楚我們的確切位置，這種觀察對於一個人的行走非常重要。

我們採用由近及遠的方式進行。

現在我們假設自己是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的一個拆遷戶，為了敘述方便，我們給他起一個名字，稱其為張三。張三這個人身形瘦小，無論冬秋夏春，臉都是黃蠟蠟的。其實他沒病，就是身形瘦小，臉就是黃蠟蠟的，沒辦法。張三信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人為善，福雖未至，禍已遠離；人為惡，禍雖未至，福已遠離。”雖然這句話經常在現實中被證實無效，他也曾經懷疑過它是否真有道理，然而作為不能撤除的人性支撐，他還是不改初衷地篤信着它，遇到有人說：“你丫也忒傻了吧？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這道理不比你那道理更像道理？”他就會說：“話是那樣說，這世事，不至於就到了為善就要招禍的程度吧？”

結果“世事”很快就找上門來教訓張三了——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征遷指揮部、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司法所的有關人員最後一次與他溝通時，語氣溫和卻目光兇惡地質問：“張三，你以為你是誰？你是李四呢，還是王二麻子呢？”

李四是這次拆遷行動中最有名的抵抗者，他有一處祖傳的私宅，就像珍愛生命一樣珍愛着這處院落，無論給多少錢都不搬。李四是生意人，在當地很有名，在杭州市黃金地段開了好幾處酒家，所謂“財大氣粗”者也，說話很有分量。此人配合不配合拆遷，具有風向標意義，所以當地政府和具體承辦拆遷任務的工作人員都很重視，據說區委書記都出面了，苦口婆心，做了很多工作。最近有消息說，李四已經動搖了，聲言不再代表拆遷戶與政府溝通了。

王二麻子又是誰呢？是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的混世魔王，人人都躲着的主兒。此人四十多歲，膀大腰圓，渾身上下除了卵蛋所有地方都刺了青，四象、七曜、二十八宿，即我們常說的青龍白虎、玄武朱雀以及蛟獬狼犴、貉蝠雉獐之類兇惡之物遍布全身。無家無業的王二麻子獅子大開口，並且完全沒有商量餘地，一心想利用這次拆遷敲詐一筆橫財，結果把自己給折騰到監獄去了——抓捕他的那一天，出動了數百名武警，猶如發生了一場小型戰爭。人們看到被押解着的王二麻子踉踉蹌蹌，滿臉都是血，眼睛突兀着，很顯然是不服。

身形瘦小的張三隻是一個開一扇小門賣針頭線腦的小販，這扇門就是全家生活的來源，端的不能跟李四和王二麻子相比，因此，儘管拆遷人員說話的聲音不高，對張三的鎮駭卻是顯而易見的：晚上回家吃飯的時候沒話，不跟家裡人一起看電視劇了，一個人坐在角落裡發呆，要不是有八歲的女兒在身邊，他真想好好哭一場。他恨自己沒本事，沒本事賺更多的錢讓孩子上好一點兒的學校，沒本事應對拆遷人員的步步進逼，沒本事爭取到可以到另一個地方繼續開小賣部的拆遷補償款。一個男人的這種自責對人的傷害是內在的，張三的心在流血，他恨自己不是一個橫刀闊馬的血性男人，恨自己關鍵時候連一句有分量的話都說不出來。妻子看出丈夫有心事，睡覺以後在枕頭邊上盤問張三，張三才告訴妻子，最後一次談崩了，可能連原先答應的錢數也拿不到了。

張三激憤而委屈地對妻子說：“他們根本不叫我說話呀！”

妻子也沉默了。

“唉，”張三嘆一口氣，“明兒我再看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你甭多想。”

妻子什麼都沒說，她太了解丈夫了，她知道他不可能想出什麼辦法改變拆遷辦提出的條件，再說，既然李四都妥協了，王二麻子被抓進去了，其他人還能咋呢？

果真，第二天張三非但沒想出什麼辦法，反而收到了蓋着血紅大印的《風險告知書》。經不住事情的張三嚇得屁眼兒發緊，趕緊關門收攤回家去了。孩子上學還沒回來，夫妻倆把《風險告知書》展開來反覆閱讀，上面印着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像利刃一樣戳在他們心上，尤其是如下語句：“如果暴力抗法，可能鋃鐺入獄；如果違法信訪，將被依法查處；如果未簽約，根據相關政策和法律，房依然將被拆除。”小樣兒你看着辦！

這還不明白嗎？這等於說除了接受拆遷辦的條件你無路可走，你往哪兒走都是死路一條，並且——你是死定了的，就連德高望重的老天爺也沒辦法，他救不了你，他若不知好歹多管閒事從雲端上下來，政府有可能把丫也給辦了。夫妻倆面面相覷，一個勁兒長吁短嘆，整個晚上家裡都氤氳着絕望而恐懼的氣息。威脅和恐懼就像巨獸一樣不懷好意地在窗外徜徉，可以清晰地聽到它沉緩而有力的腳步聲。那天晚上，懂事的女兒幫助媽媽做了很多家務，輕手輕腳連一句話都不敢說，生怕再讓爸爸、媽媽煩心。

如此描述上述情景有意思嗎？我認為有意思，這是因為，我相信上面所描述的情景都曾經出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之中——哪一個中國人沒有陷入過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困境？哪一個中國人沒有體驗過抓不住任何東西、墜入深淵的無力感？哪一個中國人沒有品嘗過被無形力量擠壓為齏粉的恐懼？你當然未必也經歷過張三正在經歷的強拆事件，但是你只要在這塊土地上行走過，你只要曾經想活得體面一些，尊嚴一些，你就一定受到過諸如此類的威脅，感受過諸如此類的恐懼。

你會問：“陳行之先生，咱們把話說仔細一些，你所說的‘諸如此類的恐懼’是什麼恐懼？”

我的回答是：“權力恐懼，是權力導致的恐懼。”

你接着問：“這東西真有那麼可怕嗎？”

我說：“是的，權力威脅是比任何威脅都可怕的威脅，權力恐懼是比任何恐懼都恐懼的恐懼。”

何也？我們還是以張三為例。

3

現在我們假設張三受到的威脅不是來自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征遷指揮部，也不是來自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司法所，而是來自我們上面提到過的財大氣粗的生意人李四或者混世魔王王二麻子，並且，彼張三李四王二麻子與此張三李四王二麻子處於完全不同的歷史時空之中，具體地說，這三個傢伙生活在八百年前的宋朝，即水滸故事發生的年代，看看會是什麼情況？

首先，那時候的大宋江山歸皇帝所有，然而皇帝並不直接擁有土地，也沒搞合作化、人民公社把農民的土地統統收歸准國有（集體所有），所以，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各自擁有的土地、房屋都是合法的私有財產，是受朝廷保護的。在任何朝代，土地、房屋的流轉都不可避免，這是一種社會微循環，它將為社會肌體提供所必需的營養物質，對應到我們正在議論的事情，結果順理成章地發生了李四或者王二麻子試圖購買張三的地產（注意，這裡是地產而不僅是房屋，因為在私有制形態下，房屋所有權與房屋所占土地的地權是一個整體，它們不可分割，這裡沒有土地是國家的、房屋只有70年產權之類的事情）交易動機。

李四或者王二麻子找到張三說：“我想買你的房子，你要多少錢？”

張三眨巴着眼睛，深信一定是大白天撞見了鬼，說：“咦！我的生意做好好的，憑啥我要把房子賣給你哩？”不願意賣。

這時候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李四和王二麻子都是奸商惡霸，狗日的有可能採用陰損手段斷了張三的生意，或者像《水滸傳》裡蔣門神強占快活林酒家那樣，使用暴力將張三打個滿臉花，然後把房子奪了去；第二種情況，李四和王二麻子都屬於合法經營，他們找張三僅僅是為了合理合法地完成一項交易，張三也願意試着談一談，於是事情和順地進行下去。經過反覆磋商談判，最終以張三能夠接受的條件自覺自愿讓出房屋，從而完成了這筆交易。

對李四和王二麻子來說，第一種情況比較危險——既然老百姓所擁有的房屋地產權受朝廷保護，你丫公然巧取豪奪，不但違法，還違背了與那種社會形態相匹合的傳統道德，引起廣泛的輿情聲討，杭州官府豈能不管不問？結果，皂隸們在杭州市大小街巷到處張貼海捕文書，捉拿不法商人，李四和王二麻子都將無法逃脫，即使你卵蛋上也刺了青也逃不掉。當然，如果官府貪贓枉法，存在“塌方式腐敗”，官府與地主沆瀣一氣做骯髒事，坑的就是你張三這樣的人（《水滸傳》描寫了很多此類事情）——我無意為私有制弊端開脫，事實上，在沒有法制的私有制社會這是很普遍的現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此不做細論。

請注意，在整個事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以私有制為依託的產權制度以及從這種制度中衍生出來的社會道德，它們就像屏障一樣，遮護着被人非法覬覦財產的人——我們說一個例子：沒有這個條件，我們將很難理解美輪美奐的蘇州園林何以建築、何以保存，何以歷經數百年而沒有由於城市改造之類的理由而被強拆，還好好的立在那裡。

在私有制社會形態(尤其是工業革命自由經濟主義興起以後)下，第二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具有普遍性，換一句話說，協商以及經由協商產生契約，通常是解決財產問題的主要手段，李四和王二麻子不過是採用了社會通行做法，完成了一項普通的商業交易而已。沒有這個條件，李四和王二麻子都將是十足的傻瓜——失去制度與道德屏障保護的社會將是霍布斯所描述的“叢林社會”，巧取豪奪將成為那個社會的常態，道理很簡單：能夠搶到手的東西，是不會有人花錢去買的。

你看，產權制度以及與其相配套的社會道德，就這樣在客觀上保護了張三這樣的弱者。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明晰的產權制度下的個人財產權是自由的根基，沒有了這個東西，人就甭再想擁有其他什麼東西了。我們可以想象，在現代條件下，儘管張三懦弱卑微，手無縛雞之力，臉總是黃蠟蠟的，只要他所在的那個社會擁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與道德，他就不至於墜入到走投無路的死境，就不會發生唐福珍把自己燒死在天台的悲劇，就不會發生劉淑香被推土機推倒的房屋砸死的悲劇，就不會發生張紀民被人燒死在自家房子裡的悲劇，更不會發生范木根忍無可忍無需再忍憤而殺死強拆人員那樣的沒有贏家的悲劇。

唉！在無限深邃的歷史時空之中，人就像流星一樣划過天際，瞬間就湮沒到宇宙深處去了。人來世上走這一遭，其實挺沒意思的，誰知道、誰記得你這輩子經歷過什麼？我們都獨自斟飲着我們自己手裡的這杯濁酒，多少酸甜苦辣只有我們自己才知道。這是宿命麼？這就是宿命，獨屬於我們自己的宿命。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責備我們沒有過好自己的一生。

你有理由責備唐福珍性子太剛烈麼？你有理由責備劉淑香、張紀民窩囊麼？你有理由責備范木根喪失理性麼？你有理由責備被《風險告知書》嚇得夜不成寐的張三怯懦和脆弱麼？你不能。之所以不能，是因為唐福珍、劉淑香、張紀民、范木根以至於我們虛構出來的這個張三，都生存在一個可以辨析出歷史意味的時空之中——儘管他們像流星一樣划過天際，連蹤跡都沒有留下，然而他們之“在”仍舊是可以被歸納的。

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我們所有遭遇都不可避免深陷於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無可掙脫。好在儘管我們在自己的境遇中受到宿命的困擾，然而歷史從不虛無，它總是站立在它應當站立的地方，安慰着需要安慰的人。結果我們看到，歷史經由思想成為“實在”，思想家用思想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在我們議論的話題中，如果你重溫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重溫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重溫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重溫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1984》，重溫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重溫尤金·扎米亞京的《我們》……你就會發現，那些已經遠去的人仍然在用深邃的目光審視着我們的生活， 他們竟然精準地描述過張三遭遇到的事情，精準地概括出過張三所感受到的恐懼，精準地指出過發生所有這些事情的根源。

什麼根源呢？

我們再轉換一個視角。

                                       4

眾所周知，中國實行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從屬於公有制的國家經濟制度範疇。我國現行憲法對經濟制度的表述是：一、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二、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三、國有經濟是同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四、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補充。

這些描述都很精準，它所描述的制度狀態不折不扣地印和了我們的境遇：你丫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活一輩子仍舊是赤條條的，祖國大好河山上的諸多好東西，土地、礦產、水資源……等等一切都屬於國家，嚴格說起來，與你都沒什麼直接關係，“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制”的那些生產生活資料，必須經由國家（權力）的通道（管仲所謂“利出一孔”）你才可以獲得，這就為權力進入到經濟活動之中創造了幾乎無法阻遏的條件。

我們遭遇到的所有困頓，都是在這個地段里發生的。

這是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的總括情況，其他任何情況都從屬於它，它對於社會運行和公眾生活具有強制性，所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事務，大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產業政策的制定、城市與鄉村建設方案的推行，小到升斗小民開墾巴掌大一塊荒地種糧、城鄉結合部小商小販的在加蓋出來的一小間房屋裡經營小本生意，無不受到它的制約。

法的本質就是擁有強制性，更何況國家大法，當然沒有什麼可說的。此種狀態為產生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所頒發的《風險告知書》準備了充分的、不可動搖的條件，張三經歷的是他必然要經歷的，這裡沒有地域之分，在一定意義上，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討生存的人，都是張三。

“陳行之先生，我怎麼感覺你有些偏頗啊，關於私有財產權，我們國家憲法不是也有明確表述嗎？私有財產不是同樣受到憲法保護嗎？你怎麼能說所有人都是張三呢？這話多難聽啊！”

是的，根據我國憲法規定，一、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二、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三、任何人不得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四、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條文好嗎？當然好，好得不得了！然而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這些有關私有財產的憲法條文究竟如何了呢？

不好意思，它們被消解掉了。

被什麼東西消解掉了呢？被權力消解掉了。

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在以公有制為主要經濟制度安排的社會，政府力量一定大於作為國民的民眾的力量，即使憲法有明文規定，政府（在這裡我們可以將其具象為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擁有萬千種手段侵蝕和消解你的憲法權利，這裡沒有什麼法不法的問題，國家（體現為各級政府）至高無上，所有強拆事件都是在這種社會政治條件下發生的。

換一句話說，沒有這種社會政治條件作為保障，政府權力絕沒有如此大規模與民爭利的能力。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列舉一些數據：早在2013年，吳敬璉先生就曾經指出，中國各級政府單是利用土地差價（城市土地是國有的，當一塊土地要變成工商業用地或者住宅用地、城市用地的時候，政府要徵購，而徵購價格和土地批租價格中間有很大的價差）所攫取的資金就達30萬億之巨！王小魯先生最近說：“2003 年國務院和省級政府批準的建設用地合計42 萬公頃，是2001 年（16.7 萬公頃）的2.5 倍。當年出讓土地成交價5421 億元，是2001 年（1296 億元）的4.2 倍。隨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從數千億元規模一步步擴大到數萬億元規模。2014年，財政部統計的全國土地出讓收入4.29 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57%，相當於當年全國GDP 的6.8%。”（王小魯：《現行土地政策的好處都給誰了》，2018-8-9，轉引自愛思想網站）

這些數字難道還不觸目驚心嗎？！

同樣，沒有這種社會政治條件作為保障，各級政府的強拆機構、強拆人員也絕沒有膽量超越於法律之上，黑化為類似於幫會組織的東西，公開或者不公開地搶劫和殺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和敢於用恐怖手段對待民眾，僅僅由於一個原因，那就是盧梭所指出的：“無論一個政府因何而設，在它的管轄範圍內，如果有人不受法律約束，那麼其他所有人必然會受這個人的任意支配。”在我們的話題中，不受法律約束的顯然是給民眾頒布最後通牒式《風險告知書》的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征遷指揮部和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司法所，而這份《風險告知書》的接受方，也就僅只是被他們任意支配的對象而已，對於掌管權力的人來說，張三們甚至只有數字意義而沒有人的意義。

唉！可憐的張三顯然是遭遇了不平等啊！

那麼，他所遭遇的不平等是屬於何種性質的不平等呢？

我們還是聽聽盧梭的說法：“我認為人類中間存在兩種不平等，一種是我稱之為自然上的或者生理上的不平等，因為這是由自然造成的，包括在年齡、健康狀況、體質強弱和治理或者心智上的各種差異；另一種，或許可稱為精神上或者政治上的不平等，它依靠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並且至少經過人們的一致認同。後一種不平等賦予一部分人以特權，相反，其他處於劣勢的人則沒有，例如有一部分人比別人更富有，更尊貴，或更強大，甚至能讓別人服從他們。”（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初版於1755年4月，彼時乃我大清國乾隆二十四年）

我認為二百六十多年前的這個姓盧的傢伙把我們正在說的事情說清楚了：第一，張三遭遇的是“精神上或者政治上的不平等”；第二，張三遭遇的不平等源於“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第三，這種制度安排賦予了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征遷指揮部和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司法所特權，因此他們特別強大，能夠讓張三“服從他們”……這裡既沒有盧梭所看重的契約，又沒有正常社會中所應有的商業談判和通融，猶如我們從《風險告知書》中所看到的，這裡展現出來的全部是暴力，赤裸裸的權力暴力。

如果我們將這種現象做形而上處理，那麼，該怎樣定義它的社會學特徵呢？

我的表述是：政府權力對公民憲法權利的行政性侵蝕和消解；亦可以簡括地表述為：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權力對並非權力來源的權利的消解。這種侵蝕和消解是普遍現象，不僅限於財產權，它所消解的，還包括憲法第35條所涵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難道不是這樣嗎？仔細想一想，我們是不是都經歷過如下匪夷所思卻又習以為常的事情：在社會運行中，公民所應當享有的憲法權利輕而易舉就可以被政府的一份行政文件、一次口頭通知、一次內部講話，甚至一次高層會議、一個主管部門電話所否決，並且完全沒有通融的餘地，否則就是不聽從指揮，就是妄議……在諸如此類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公民難道還能夠守護住或者收穫到什麼有益於我們的東西嗎？守護不住也收穫不到了，等待我們的只能是空無，巨大的空無，一種無以附着的漂泊感，就像面對《風險告知書》而惘然若失、無限恐懼的張三那樣。

                                       5

更值得的注意的是，不受約束的權力不僅消解權利，作為一種超然力量，它還可以消解權力。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儘管這個話題已經超出本文的必要範圍（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專門論述），然而它在我們議論的事情中有很重要的意義，因此我還是想附帶着說一說。對此沒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越過本章。

依據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觀點，在人的各種欲望中，最主要的是對權力的欲望和對榮譽的欲望，大體說來，對榮譽的欲望所導致的行為與對權力的欲望所導致的行為相同，因此在最實際的意義上，可以把這兩個動機看成一個。羅素說：“愛好權力是在世事的造因方面起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一種特性。”這句譯文有些拗口，實際上它所表達的意思是：對權力的無止境追求是政治家的特性。羅素強調：“愛好權力猶如好色，是一種強烈的動機，對於大多數人的行為所發生的影響往往超過他們自己的想象。”這種動機像性慾一樣沒有止境。羅素接着指出：“只有認識到對權力的追逐是社會事務中重要活動的起因，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無論是古代的還是近代的歷史。”（羅素：《權力論——新社會分析》，1938年）結果，歷史就這樣發展下來了。

歷史是這樣的，歷史人物又如何呢？觀察歷史人物需要“去魅”，消除掉歷史人物有意披掛在自己身上的神聖外衣，譬如“君權神授”（權力是上天給的）、“真龍天子”（天上的真龍下凡）；譬如“德侔天地者，稱皇帝”，說話做事皆“奉天承運”；譬如皇帝所謂“語話軒昂，吐千丈凌雲之志氣；心雄膽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強，如搖地貔貅臨座上。”現代人早已經知道，這些勞什子都是騙人的，其實皇帝與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沒有什麼區別，丫一天到晚也避免不了要做吃喝拉撒睡五件事，丫跟我們一樣也是肉眼凡胎，同樣有七情六慾。至於把自己裝點成“人民公僕”、“心裡只想着群眾，唯獨沒有他自己”的次級官員，就更是如此了。

既然這樣，我們也就不難想象，這幫人將無法擺脫猶如好色一般的“對權力的欲望和對榮譽的欲望”，這意味着權力場上比普通人更陰鷙更狠毒更殘暴的角色將一批又一批粉墨登場，構成歷史的一部分，給歷史畫面塗抹上了另一種不那麼讓人恭敬的色彩。憤世嫉俗地說，正是源於人對權力的欲望與追逐，所以才產生了實現權力欲望的政黨和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或者反過來說，形形色色的政黨和社會組織、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裡面，不管口號多麼冠冕堂皇，旗幟多麼鮮艷漂亮，都容納和充盈着無數個人動機，是這些東西暗地裡發生着強勁的作用。

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權力動機（也可以表述為欲望）在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符合社會正義原則的情況下是積極的；一旦脫離於歷史發展軌跡，與社會正義原則相悖，就會轉向消極，成為阻滯社會發展的力量。尤其是在權力人物及其手中的權力無所制約的條件下，權力者對權力的欲望會無限膨脹，必然導致僭越——具體來說，導致權力者無知而病態地追求個人崇拜，必然導致權力者狂熱地尋求權力的絕對化，這種情況對一個政體的整體權力所產生的侵蝕和消解一定會是災難性的，它一定會疏鬆和降低政體的內在結構的堅固性和穩定性，這意味着在這個政體內部將經由人性的通道無可避免地孕育出新的政治危機。這是一個緩慢的政治演進過程，緩慢到只在其結果出現之時才會被人們所察覺。人們通常把這個過程概括為一個政體所進行的集權化的政治蛻變。這在專制主義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羅素認為，“凡是在權力方面經過長期發展的組織，通常都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狂熱的（不是傳統的）信仰導致勝利；第二個階段是新權力取得公眾的默認，很快變成傳統的權力；最後一個階段是權力用來鎮壓抗拒傳統的人，因而成為暴力。一個組織經歷過這三個階段的時候，它的性質也隨之發生重大的變化。”（引文同上）。

成為專制暴力的權力，或者說，完成僭越、凌駕於政黨和國家利益之上的權力，出於鞏固和擴張權力的需要，對失去已經得到的權力的恐懼，往往會把自己沒有直接掌控的權力視為潛在的或明確的威脅，出自本能地將其作為消解的對象（從宏觀角度我們可以謂之曰：“一個極權主義政權遲早有一天會把自己吃掉。”），其表現就是：總是試圖限制和取消外在於自己的權力，將集體獨裁轉變為個人獨裁；個人獨裁強制性地以領袖意志取代政黨意志和國家意志，不容置疑，不容反對。

霍布斯所描繪的利維坦怪獸，就是這麼產生出來的。

細緻觀察會發現，權力對權力的消解不僅是一個政治遊戲過程，它同時還將阻滯、干擾甚或消解正常的國家政治議程（國家方向的選擇、政府決策的制定、行政手段的實施等等），使國家機器產生莫名的耗損，從而使國家機構運行粗鄙化、淺薄化、簡單化，它在內政和外交上所產生的消極國家後果將不斷疊加，直至有一天釀成作為國家後果的國家災難。這種作為國家後果的國家災難與至高決策者的初衷往往風馬牛不相及，這又是為什麼呢？我的看法是，只要權力有條件消解權力，消解權力的權力（絕對權力）就一定會在某個時段演變為非理性，所謂非理性，就是不知道這列車開向哪裡，誰都不知道——決策猶如播種，倘若你不知道自己播下的是什麼種子，又怎麼可以知道會長出什麼樣的秧苗、收穫什麼樣的果實呢？

我們觀察清朝末年的政局，這種印象會格外強烈：戊戌變法進行之時以及失敗以後，以慈禧為核心的保守勢力除了在“保大清”還是“保中國”問題上十分清醒之外，在國家事務中最重要的內政、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他們幾乎全部表現為混亂、顢頇而愚蠢，他們所收穫的唯一國家後果，只能是既保不住中國，亦保不住大清，灰飛煙滅，空留一座紫禁城。

扯遠了，我們還是說正在說的事情。

耐人尋味的是，權力對權力的消解還會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產生出後果，那就是導致下級權力對上級權力的責任心的消解，導致技藝性的絕對服從。

奧地利精神病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曾經分析溫順的人性和專橫的人性，羅素引述他的話說：“屈從的人按照別人所訂的規則和法律生活，這種人幾乎是不由自主地想要獲得悲屈的地位。”與此相反，屬於專橫一類的人總是要問：“我怎樣才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優越？”阿德勒認為這兩種類型至少在其極端情況下都是要不得的。羅素贊同阿德勒的觀點。

社會組織往往具有人的特點，權力本性有時候深深地寄寓在人性之中。當一個專橫的人要求處於悲屈地位的人服從的時候，後者就會服從——猶如宗教對神的服從可以帶來安全感，權力對權力的服從也具有同樣的效果。“一切服從的現象，根源都在於恐懼，不論我們所服從的是人還是神。”（引文同上，羅素：《權力論》）。權力對權力的服從同樣源於恐懼——就中國官員來說，不能得到晉升的恐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失去權力的恐懼及其失去權力以後對人身安全的恐懼，將深刻地改變政治生態，下級權力對上級權力的責任心和忠誠度將逐漸被瓦解，誰也不負責任，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公開或者不公開地利用手裡的權力尋租；為了使手裡的權力增值，或者為了獲得更大的權力，無節操地對作為其權力來源的絕對權力進行大規模的阿諛奉承和頂禮膜拜將司空見慣……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絕對權力並沒有收穫到它想要的東西，它僅只是消解了中下游的權力，這種消解當然不會使中下級權力更加有效，反之，至少在客觀上，中下級權力在行政上變得愈加庸俗、懶惰而無效了，反而成為了蛻變為絕對權力的消極力量，這種狀況必然導致國家機器在其運行中出現不該有的阻滯和耗損。

這裡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基層政權越是懶政，越容易導致權力者成癮性地對其所管轄的民眾使用權力暴力。這就是我們在杭州市濱江區浦沿街道聯莊社區看到的情景，這就是我們在全國範圍內的強拆工地上看到的情景。至於中下游權力這種之庸俗、懶惰和無效在更高層面將會導致怎樣的國家後果，這是用腿肚子都可以想明白的事情，所以此不贅言。

好，我們結束這段岔出來的話題，回到議題本身。

6

事實上已經失去賴以生存的房屋的張三，現在在幹什麼呢？

丫圍着那間就要被拆除的屋子，左右端詳，似乎想弄明白一些什麼，就像出車禍的人，倏忽之間就失去了意識，醒來時已經躺在深溝里，他想回憶一下自己被從車裡甩出來時究竟發生了什麼？結果他什麼也沒想起來，腦子裡哄哄的充斥着各種奇怪的聲音，像推土機的聲音，又像某種東西在燃燒，更像有人在哭泣……他撫摸着已經變得斑駁的櫃檯，抬眼從狹窄的屋門看出去。金戈鐵馬的拆遷隊正在集結，已經聽得到隆隆的機器聲了。在某些短暫的瞬間，他感覺自己成了范木根，成了唐福珍，成了張紀民，成了劉淑香……一聲喝問驚醒了他：“誰還在屋裡邊？這房子馬上就推倒了，快出來！”他就出來了，黃蠟蠟的臉變得煞白，人也像一下子蒼老了許多。

說話的人正是最後一次跟他談話的拆遷工作人員，見是張三，就說：“原來是張三呀！”

張三慘澹地笑了一下，什麼也不再看，什麼也不再說，轉身離開了。

隨着推土機的巨大轟鳴，陪伴了他二十多年的房子在他身後轟然倒塌。他短暫地駐足了一下，仍然沒有回頭，繼續往前走。他再次在內心裡承認，他既不是唐福珍，也不是張紀民，更不是范木根，他就是他，張三，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總是被命運撥弄的人。現在他知道了，對於他來說，任何關於命運的遐想都是奢侈品，他這樣的人活該有當下的遭遇……這樣一想，張三反倒平靜了，拖曳着腳步向不知道的地方踽踽而行，就像電影定格一樣，為我們留下了他單薄而孤寂的身影，似乎在提示我們，應當再多想一些什麼。

千萬不要責備張三窩囊，在可怕的宿命面前，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做出的實際上都是張三的選擇，包括我，包括你，包括他。正是這種選擇，把我們從久遠的過去托負到了今天，這意味着只要你還在這塊大地上生存，就不要以為你所幸不是那個倒霉的張三，只要基本的社會政治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你就是張三，下一個面對《風險告知書》發呆的就是你。必須把任何形式的張三都看成更大範圍張三的折射，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在觀察世界時把握住分散的個體所代表的整體意義。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引用過英國詩人約翰·多恩（1572 - 1631）的詩句：“沒有人是與世隔絕的孤島，每個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沖走一團泥土，大陸就失去了其中的一塊，如同失去了一處寶貴的海岬，如同我或我的朋友失去了家園；任何人的死都與我息息相關，因為我與人類緊密相連；因此，別去問鐘聲為誰敲響，喪鐘就為你而鳴。”

是的，人與動物不同，人的存在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我們是通過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才成為我們現在這個樣子的。我們就是張三，張三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命運，張三受到的威脅就是我們受到的威脅，張三感受的恐懼就是我們感受到的恐懼。同樣，無論你多麼不好意思，你都無法否認一個既尷尬又讓我們羞愧的事實：那些威脅着我們的權力並非天外來客，他們正是被作為張三的我們親手製造出來的——沒有我們的隱忍就不會有無處不在的權力的驕橫，沒有我們的沉默就不會有近乎於最後通牒式的《風險告知書》，我們與他們是一種共在的關係，這種關係無法改變，至少從目前來看，它無法改變。

中國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啊！

20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