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分裂正在加劇

Eric

拜登總統至少在一件事上是相當失敗的。雖然這並不能被認為是他的失誤，但目前的美國確實沒有顯示出任何和解的信號。事實上，很多事實表明，美國正在加速分裂。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明顯不同的美國。甚至就連純科學上的問題，比如接種疫苗，我們都可以看到兩種理念的強烈衝突。民主黨人的疫苗接種率已經超過 86%，而共和黨人的接種率才剛剛超過 50%， 23% 的共和黨人表示，“堅決不接種疫苗”。

不僅如此，民主黨控制的州積極促進公民投票率，共和黨州則設置障礙降低公民投票率；民主黨州促進槍支管理，共和黨州放寬槍支管理；民主黨州為墮胎提供醫保，共和黨州則制定新的法律更加嚴格地控制墮胎。

事實上，兩黨和他們各自的支持者幾乎在內政的所有方面都相互敵對。這種敵對的情緒，已經超過了僅僅將不同政見者視為競爭方案的程度。兩個競爭方案，目的是相同的，僅僅是達成目標的途徑和效率不同。但目前美國的政治空氣並非如此，雙方都將對方看作是敵人，對方不是競爭者，而是破壞者。這種相互的敵意，別說是拜登，恐怕華盛頓來了也不一定好使。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一個長期以來的趨勢。川普刻意地分裂美國，挑起民共兩黨更激烈的對抗，這是肯定存在的。但這種分裂並非起於川普。在近幾十年的美國大選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共兩黨的黨派意識越來越強烈。比如在對在任總統的認可率上，民共兩黨的認可率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這就是說，我對現任總統的看法，不是根據他的施政表現，而是根據他是不是和我一個黨，來判斷。最近一次民調顯示，對拜登總統的認可率，在民主黨內為 94%，而在共和黨人中只有 8%，這是一個非常可笑的，明顯建立在黨派意識上的投票。簡單說，一方認為拜登做什麼我都支持，而另一方則認為拜登做什麼我都反對。這種意識形態上敵對的政治空氣本身，絕對是民主政治的毒藥。

皮尤研究所還發現，近年來，一任總統無論做得如何，他在自己黨和對手黨中的支持率基本上不會有變化。那種“選票是對政治家工作好壞的全民公決” 的想法，受到了強烈的挑戰。

川普四年，不是美國尋常的四年，無論功過成敗，川普都導致美國出現巨大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基本上沒有體現在四年前後的選票改變上。投票人數多了，但比例沒有太大改變（西班牙裔對川普的支持率比上屆稍微高一點點；而民主黨在白人中的支持率比上屆稍高，僅此而已）。

總統執政期間的民調數據往往是民眾對總統評價的一個晴雨表。但我們可以看到，川普在任期間，無論其行為多麼荒謬，其接近40%的基本支持盤完全不會動搖。而目前拜登也一樣，無論其抗疫工作多麼顯著，失業率下降多快，經濟恢復多麼向好，其支持率依然不會出現大的提升。這和過去的美國已經非常不同了。無論是里根總統，還是克林頓總統，在他們的任內當經濟出現明顯上升的時候，他們的支持率也會出現明顯上升。小布什總統在國家遇到危難時的果決，也使得其支持率出現明顯上升。

“我們恐怕再也回不到那個年代了。”一位美國的政治分析人士說。

事實上，很多政治學者開始認為，目前美國的政治空氣，只有1850－60年代可以相比。這是什麼時期呢？正是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之前。那個時期和現在至少有兩點是有些類似的。第一，媒體高度的兩極化，在北方的媒體中，林肯是一個被扛在支持者們肩膀上的英雄，而在南方的報紙上，林肯是一個被人拖倒在大街上挨揍的小丑。第二，南方開始尋找民主投票之外的解決方案，包括不承認大選結果和試圖脫離聯邦。正如今天的保守派開始尋求攻擊國會山和限制公民投票等方式，直接破壞民主投票一樣。這是意見分歧導致民主制度本身受到威脅的典型表現。

美國的歷史上，有很多次，民主制度本身面臨巨大挑戰。內戰是一次，大蕭條是一次，水門事件是一次，而如今美國人普遍對民主制度的懷疑和蔑視，恐怕也將被記錄進歷史。

美國的每一次背離民主的原因，事實上很可能是所有背離民主的例子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國家中某些人面臨某種巨大的威脅。如今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趨勢的發展，使得傳統的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基督徒）美國人感覺到巨大的被替代恐懼，這種恐懼和不滿，是導致今天美國出現民主危機的最根本原因。

敵意往往來自不安全感。敵意會導致對對方的所有主張出現惡意的猜測。我們可以看到民共兩黨的擁護者幾乎在所有問題上相互對立，這包括社會福利政策，稅收政策，墮胎問題，LGBTQ權利，購槍問題，種族問題，環境問題，移民問題等等，我們都可以看到一條涇渭分明的黨派分界線，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並不常見。比如在廢奴期間，南方的民主黨主張蓄奴，而北方的民主黨則主張廢奴，這是以地域分界，而不是以黨派分界。墮胎問題，在1970年代共和黨開始改變之前，也基本上是以宗教身份劃界，並非以黨派劃界。

這有什麼區別呢？是這樣的：在美國的“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下，只可能出現兩個大的黨派。那麼如果對一件事情的看法分歧不是基於黨派意識的，比如說共和黨內有反對墮胎的，民主黨內也有反對墮胎的，那麼墮胎問題上的分歧就可以在自己黨內被控制。為什麼可以被控制呢？因為各自還面對一個外部競爭對手，所以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內的反對墮胎的人，都不能將衝突升級，不能為了墮胎這件事就和自己黨內的人撕破臉。比如說，如果你把反對墮胎的人全拉走，自己去組一個新黨，那麼在兩個大黨的美國政黨體制下，你的“反墮胎黨”很可能酒還沒涼呢，人就涼了，根本無法形成有實際力量的政治黨派。所以大家只能相互容忍，相互妥協。這就是贏者通吃投票機制下，一個國家只有兩個大黨的好處。一般情況下，美國的兩個政黨沒有太大的意識形態分歧，原因就在這裡，很多意見分歧自己在黨內就消化掉了。

但目前出現的情況則不一樣。兩個黨都高度意識形態化了。再拿前面的“反墮胎”勢力做例子，在共和黨金里奇等人的努力下，“反墮胎” 成了共和黨的政治招牌。這造成兩個後果，一是所有反墮胎的人，都覺得自己應該歸屬共和黨；二是共和黨內部之間沒有明確傾向的人也會想，既然我是共和黨，那麼我就應該和同志們配合來反墮胎。這個意思是說，“革命隊伍變得純潔了” ------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最怕的就是某個政治團體變得“純潔”。

現在，既然共和黨內部已經就反墮胎問題達成了一致，就會反過來倒逼民主黨全部採取支持墮胎的態度，否則在團結上處於劣勢。這就進一步加強了黨派的意識形態屬性。只要我是共和黨，我就必須反墮胎，只要我是民主黨，我就必須支持墮胎。再推廣到其他問題上，黨派的嚴重意識形態化就產生了。

和黨內不同意見不同的是，現在兩派不同意見是分屬兩個不同黨派的。黨派之間本來就是相互鬥爭的，所以根本不需要去妥協和退讓，誰立場更堅定，誰更團結，誰就更可能勝出。黨派的分野反而加劇了兩種不同意見的對立。原本在黨內意見分歧的時候需要為了大局去隱忍的動機完全消失。不但消失，現在這種分歧反而成為自己堅定黨性的體現。越對立，越激進，就顯得我的信仰越“純正”，也就更容易獲得黨內群眾的支持。這是一種類似正反饋的效應。這就導致了兩黨各自越來越極端化。

如何改變這種令人絕望的現狀呢？沒有公認的方法。事實上一些學者們認為這似乎是兩黨製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很可能出現的一種結局。但更多的學者則認為美國要擺脫目前的政治困境，就必須先擺脫自己所受的經濟威脅和文化威脅。從這一點上來說，拜登的新政：積極推進基礎建設和新能源計劃，促進社會安全網的建設以及對於高科技研發的投入，可能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但也應該看到，未來存在太多不可見的，不穩定的因素：如果非法移民問題變得嚴重了怎麼辦？如果出現難以控制的通貨膨脹怎麼辦？如果美國的宗教勢力再來一次大覺醒運動怎麼辦？如果美國無法順利轉型為一個現代福利國家，改造自己的產業結構怎麼辦？如果全球化出現嚴重倒退怎麼辦？如果氣候出現明顯變化怎麼辦？

但所有這些潛在的危險因素，都不如下一個更令人擔心。這就是：如果極端保守派再次掌權，美國再次全面倒退，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