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長啥樣

——聊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泛讀了三卷《毛澤東選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家每篇文章都圍繞着一個“贏”字來做文章，而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卻念茲在茲四個字：“雪恥、圖強”。兩相比較，大概是多了三個字，所以沒能贏過“贏”。老人家有迫切的“贏”的意願，體現在文章中，就是他的每篇文章都隱隱有金戈之聲、有風雷之勢。每一篇文章都自有來由，都有的放矢。文章講究氣場。這些文章里充滿了霸氣、豪氣和算計，老人家是一個政治上的精算師。大多數書生文章，說理、引導，所謂循循善誘，對自己一時拿不準的觀點，模稜兩可，一句進一句出，一句收一句放，這就是所謂的文章的圓滑老到。老人家的文章，沒有一絲狐疑，殺伐決斷，溢於字裡行間。讀老人家的文章，好比咬脆皮黃瓜，很對我的胃口。這裡也顯現老人家在動筆之前都經過深思熟慮，不，是深謀遠慮；都經過調查研究，功課做紮實了，甚至可以說每根政治毫毛都被他篩選過了，掌握得一清二楚，胸中有料下筆有神，所以老人家的文章底氣十足。

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讀過之後第一印象就是這哪是什麼講話，分明是一紙訓令。近年，有一個成語，叫頤指氣使，因為“頤使氣指”而成為了網絡熱詞，其實老人家就是一個頤指氣使的大家長。張聞天把總書記交棒給老人家時，對老人家咄咄逼人的霸道很不受用，走出窯洞仰天自語，“老毛這是要當皇帝呀！”老人家提出的觀點、問題和立場，就要求你們不折不扣的遵照執行。雖然沒有這樣明確要求。但文章的語氣就是這個調門。想通的要執行，沒有想通的要在執行中想通弄懂。老人家後來不是發話說“不聽話，就不給你們飯吃”，這是對知識分子整肅的前奏。事情的發展總有一個過程，也總有一個脈絡可循。42年發表《延講》這個時候還是籠絡他們的蜜月期，手法上更多表現出“懷柔”的一面。《延講》與其說是文藝總動員，不如說是文藝界的整風。目的是統一文化人的思想，讓他們匯成一股洪流，為黨服務。老人家開宗明義就說，“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一篇政治宣言，也是一篇政治宣傳，直白說，跟文學藝術沒半毛錢關係。

到了1942年，共產黨因為忽悠的好，在延安已經聚集了一大批小文化人，這些人成份複雜，也各懷心思。有些人是滿腔熱血真心來抗日，可到了延安一看，哪有抗日，只有日炕，由希望變失望乃至失落。有些人年輕耿直，對國民黨失望，就誤以為共產黨廉潔，興沖沖跑延安來獵奇。西南聯大有兩個孩子要去延安“抗日”，錢穆說去那裡幹嘛？你們好好上學得了，打仗不是你們的事，再說，延安不是前線是後方啊。有些人是在城市裡混不下去，到延安尋求出路，結果是實現了彎道超車，過上了另一種榮華富貴。凡此種種吧。你想，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一群整天無所事事的人，碰巧又有點文化，農民還可以把它們困在土地上，文化人如果無所事事，必然無事生非。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是非。派點他們活干，既可以解決他們無事生非無所適從的狀況，也可以利用他們各自的文藝優勢，滿足他們的虛榮心榮譽感，搞點小文藝，同時改善延安生活的枯燥，一舉多得。我想，老人家就是看到了這點，才決定召開這麼一次座談會。目的很明確，給你們事情做，不要一天到晚吃飽了整幺蛾子出來，給黨造成不良影響。譬如有那麼一個姓王的小文人，吃延安的飯，砸延安的鍋，簡直逆天了，還竟然貼牆報，指桑罵槐。

延安，郁達夫徐志摩不會去，胡適傅斯年不會去，如果魯宗師活着，也一定不會去。以魯宗師的門檻和狡猾，他知道自己去了，有好臉色，但不會有好位置，也難有好結果。插播一句，他給章廷謙的信中多次提到過對左翼的看法。42年的延安，還是小廟，裝不下大菩薩。少年成名或深孚眾望的社會名流不會去。去延安的，都是小角色，小有名氣但遠談不上出類拔萃。這群人也沒有拖家帶口的困擾，受共產主義忽悠的蠱惑，說來就來了。來了之後才發現，“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心生失望。我們都知道“楊修之死”，大凡讀了三點水的人，都有孤傲、驕傲乃至桀驁不馴的毛病。楊修死於自己的小聰明。王實味也是。58年反右派，老人家第一要打掉的就是知識分子身上驕傲自滿的毛病。這群人誰也看不起，誰也看不起誰，誰也看不得誰。這是一群有叛逆性格的人，也是人生觀價值觀還沒有定型的人，也是可塑性最強的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殺威棒，把這群游閒散漫的人統一起來。《延講》不是請客吃飯，沒有溫良謙恭讓，而是服從命令聽指揮在文藝界中的延伸。老人家在派給你們任務的同時，讓你們在明里暗裡互相逞強互相爭鬥，文藝界明爭暗鬥最後都得找老人家來裁決，這樣老人家既提高了威望又掌控操縱了人和事，這是老人家的馭人之術。

文藝，文學和藝術，本質上只有社會屬性，沒有階級屬性。什麼無產階級的文藝、革命的文藝、社會主義的文藝，華麗花哨的這個文藝那個文藝，實質都是宣傳。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借用孟子的話說，“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妓女打扮是為了更好的招徠嫖客，文藝不斷的變裝是為了更好的宣傳。所以島國小電影中我最喜歡素人，無他，因為本色。每個人因出身不同、年齡不同、生長環境不同、認知能力不同，看世界的視角當然不一樣。而文學藝術正是這樣產生的，文學藝術最可寶貴的就是創作者的差異性。文學藝術沒有禁區。文學藝術產生於創作者的創作衝動，產生於創作者的直覺和靈感，藝術沒有對和錯，沒有好和壞，沒有正能量負能量之分，傳導的是一種和欣賞者產生互動、產生共鳴的感官感覺，乃至通過感官直擊心靈的這樣一種感受。如果把藝術家的思想意識統一了，那結果就是千篇一律。藝術不是現代工業的流水線產品。藝術作品的光輝來自於創作者身心的自由。有靈魂的自由，才有藝術的直覺，才有光輝的作品。老人家延續並發揮了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中的觀點，把文藝整成了黨文化的一部分，這樣一來，不但使文藝這個概念狹窄化了，也囚禁了創作者的思想。《延講》一開腔，我就聯想到了中世紀的至暗時刻。聯想到了“文藝復興”的前夜。百度“文藝復興”的詞條，“基督教教會成了當時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把上帝當成絕對的權威。文學、藝術、哲學一切都得遵照基督教的經典——《聖經》的教義，誰都不可違背，否則，宗教法庭就要對他實施制裁，甚至處於死刑”。時序進入2012年，《聖經》早已下了定於一尊的聖壇，而新的《聖經》卻依然聳立在聖壇上，把百名作家耍的團團轉。

讀書要做筆記，讀《延講》，我準備了N個贊和N個不同意見的地方，想細細解讀。比如說，我對老人家關於文學語言的運用，他說的要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譬如“張屠夫混毛豬”什麼的，更能為一般群眾所接受。顯然，這是老人家的心得體會。但是讀到最後，似乎是天啟神眼，發現我的筆記都是無用功。這個《延講》哪是什麼文藝的春風，分明是禁錮人頭腦的迷魂藥。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末尾有這麼一段提到文藝，“現代藝術明顯不同於過去時代的偉大文化成就，過去的文化成就，比如巍峨的教堂，其意義在於激勵從國王到農夫的所有人，而現代藝術和音樂卻充滿着自我意識，衡量其優劣的標準就是它是否具有大眾不可接近的特性，甚至現代藝術經常會是對大眾的有意冒犯或者嘲弄”。這裡強調的是藝術家個體自我意識的覺醒。而老人家還在強調“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42年距離文藝復興過去了大約600年，而如來佛還在給孫悟空劃圈圈，這是畫地為牢啊！大概莫言也看到了索維爾的這段話，幡然醒悟，從一個認真抄寫《延講》的積極分子，成為了一個被踢出中國百年名作家行列的“不恥於人民的臭狗屎”。從自我覺醒對比黨的要求，這中間是南轅北轍。古人說“文學與政通”。或許可以這樣說，世界上的文藝分兩種，一種是文學和藝術；一種是共產主義文學和藝術。

在參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袞袞諸公中，我以為缺了三個人，荷馬、但丁和莎士比亞。如果把這三個傢伙吸收入黨，在黨的春光沐浴下，黨文化的成績就更大了，就更能證明黨對文藝工作領導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插播一條廣告，如果大外宣誰能給我錢，我就能證明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一定能把他們的黨員身份包裝的完美無缺。文學藝術的源頭，首先是自我意識的覺醒，也就是人性的覺醒。一個靈魂禁錮的人怎麼可能成為藝術家呢。老人家在論及人性這東西的時候說，“有沒有人性這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老人家這話是失之於偏頗了。我以為，是兩個肩膀扛一個腦袋的，都算作人的話，人就都有共通的喜怒哀樂，善良、同情、憐憫這些人與生俱來所共有的東西，這就是人性。人性中的共通部分，也是普世價值賴於存在的基礎。除非共產黨員真的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才不問黑白只講黨性不通人性。但我看，常熟的國寶還不乏人性，時不時關心我一下。派出所秦教導員也不時扛幾斤大米接濟我，使我不至於餓死。《延講》禁錮人性，而早在14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先輩們就在探索發現人性，“文藝復興運動使正處在傳統的封建神學的束縛中慢慢解放，人們開始從宗教外衣之下慢慢探索人的價值”。因為人性的回歸和解放，才開啟了歐洲蓬勃興盛的文藝的復興時代。反觀《延講》，不但是開啟禁錮文化人思想的一個朝代，還確立了文化人不得不依附黨體製成為附庸的一個壞制度。

演員趙丹生前放的最後一個屁是，“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袁鷹在《人民日報》刊載趙丹的遺言，文中說：“在古往今來的文藝史上，尊一家而罷黜百家之時，必不能有文藝之繁榮。”“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

2021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