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暑假前的一个下午，同学们早已回家，乌谦疆和孙隽还在教室里。一段时期以来，他俩经常这样，两人近来越坐越近，彼此都能感受到异性的气息。此时的孙隽已是女性特征明显的姑娘，两人从鲁迅谈到徐志摩徐悲鸿张大千、谈到了鲁迅和许广平、谈到了徐志摩和林徽因、徐志摩和陆小曼、徐悲鸿和蒋碧微、徐悲鸿和孙多兹、徐悲鸿和廖静雯、谈到了张大千三跪李秋君，乌谦疆侃侃而谈绘声绘色，孙隽凝神聆听渐入佳境，乌谦疆一把抱住了孙隽，在她白嫩绯红的脸蛋上狂吻，孙隽猝不及防手足无措，乌谦疆见孙隽没有奋力抵抗，自认为接收了明确地信息，大受鼓舞，两只手从抚摸孙隽的脊背到手臂到胸脯，嘴则快速移向她的嘴唇，孙隽开始清醒了，她的双手努力地推开乌谦疆﹍

谁料隔墙有耳窗外有眼，乌谦疆和孙隽的这一幕被教室一排窗户对面民居阳台上的人看得真真切切。要知道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前，即使在小说电影里也很难看到男女之情的比较直露的文字语言和镜头语言，以至于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中国电影界南谢北谢（南方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晋、北方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之一的谢晋为自己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中没能表现洪常青吴琼花的爱情情节而深深遗憾。中国文革中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所谓样板戏中观众读者看到了太多的“剩男剩女”，作品中满是阶级情，鲜有男女情。清心寡欲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一部电影，反映的是青年修车匠和青年女裁缝之间的恋爱，据媒体披露，拍摄时，两位演员曾强烈要求导演让他们能有肢体接触至少是能够拉拉手，可是导演坚决不答应，给出的理由是，他要的就是这种朦朦胧胧的意境。可能这位老导演确实是这样想的，但也有可能是历经坎坷的他还是心有余悸，更有可能在是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对于表现男女之情还是未能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桎梏。不能小视“发乎情，止乎礼。”“男女授受不亲”等等对中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国有一部小说因为有比较直接的性描写，在国内被禁了整整16年，而私底下却广为流传，一时洛阳纸贵。无怪乎，欧洲走出中世纪是先从以人性反对神性开始的，无怪乎启蒙时代的文艺作品中有那么多对人的赞美，而男女之情欲如同食欲一样恰恰是最基本的人性。

在文艺作品中见不到男女之情并不等于当时的中国不存在男女之情、不存在对男女之情的公开向往和隐秘偷窥。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教室里竟然能够看到这一精彩的场面，阳台上的几个人都目不转睛地在注视着教室里的一举一动、屏住呼吸在等待着更精彩的高潮出现﹍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居然也是东昱五中的女学生，而且认识乌谦疆。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许多中小学与民居都挨得很近，学生又都是就近入学，居民的阳台正对教室、从教室的窗户可以正面直视居民卧榻的情形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寸呢？因为乌谦疆和孙隽事后都一口咬定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回乌谦疆才痛彻心扉地感受到了什么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什么是“人要倒霉，喝凉水都会塞牙”。从后来学校党支部、工宣队、校革委会反复了解到的事实证明，这次确实是乌谦疆和孙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同第二次或以后的无数次相比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而异性的亲密接触与性接触、性关系则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乌谦疆真得感谢那位告密者，如果乌谦疆和孙隽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乌谦疆而言，后果那真是不堪设想。

那位女学生看到了乌谦疆的这一幕后，惊诧万分并且义愤填膺当即去找闺蜜报告，这个闺蜜时任东昱五中的红卫兵团团长，这位红卫兵团长准确地判断出这是一件性质及其严重的事件，她立即向工宣队队长成德峰作了汇报。乌谦疆立即从东昱五中教工团支部书记，校党支部校革命委员会校工宣队确定的重点培养对象开始变成组织审查的对象。乌谦疆和孙隽也从此分别走上了别样的人生道路，从后来发生的一切来看，怎样估计这个事件对乌谦疆和孙隽人生走向的影响都不为过。同时这件事也在奚秋潇的心灵上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人已经得到的一切都十分脆弱；没有得到的未来都相当渺茫。

乌谦疆事件对奚秋潇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部分学校领导认为奚秋潇的是非观念有点模糊，在红卫兵团里，奚秋潇明显受到了冷落，他只能用反复看样板戏电影来麻醉自己，当时刚上映的现代京剧电影《杜鹃山》《平原作战》和老电影《南征北战》《铁道卫士》《地道战》《地雷战》《奇袭》等奚秋潇都不知看了多少遍。

不久后出现的两件事大大改善了奚秋潇的境遇。第一件事是有关方面要编写《东昱省红卫兵兵课教材》并别出心裁地提出要由学生来编写，以此充分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辉煌成果。兵课教材共分十讲，由东昱当时10个地区各推选一名学生编写，由学生所在学校改写，最后由出版社专家定稿。写作是奚秋潇的爱好和特长，奚秋潇在班级、年级、学校的每次发言都是被领导和老师学生公认为最有个性最有水平的。校党支部宣传委员衣泽群是笔杆子出身，曾是东昱省的一个地区党委宣传部干部，据传与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显赫一时的某大人物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衣泽群对奚秋潇的写作水平印象深刻。奚秋潇曾把一篇名为《中苏两党两国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文章作为论文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了东昱省人民出版社，并荣幸地收到了了出版社编辑手写的回信，来信热情地鼓励了他并婉转地告诉他，文章中的绝大部分材料都已经公开发表过，请他考虑有无再发表的必要，最后欢迎他继续为出版社写稿。当时出版社比较慎重，在给奚秋潇去信前与东昱五中联系过，衣泽群接待了他们，这就更加深了他对奚秋潇的印象。现在衣泽群内心对奚秋潇目前的处境既同情又担忧，于是竭力推荐奚秋潇来承担，并表示自己会把好关。在衣泽群的帮助下，奚秋潇作为本地区的学生代表参加了《东昱省红卫兵兵课》编写组并承担第一讲的编写任务。

兵课编写组被安排在东昱省共青团团省委机关，这幢漂亮的小楼坐落在东昱的闹市区，是典雅精致的西班牙式别墅，20世纪90年代后恢复别墅原名，团省委迁出，有关部门进行商业开发后变成了高档会所，在东昱高档圈子里享有盛名。奚秋潇在这幢楼里写了两个多月，他的表现和他交出的由衣泽群把关的第一讲初稿得到了好评。不久，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宣告结束，那个带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鲜明印记的兵课教材出版无望。只是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竭力主张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最终未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东昱省红卫兵兵课》不知够不够格进“文革博物馆。

多年以后的一天，奚秋潇在官方媒体上看到过一则逸事：中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的大作《柳如是传》一直未能出版，在某领导人看望他时，陈先生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望，领导人宽慰他：盖棺尚早出版有望。20世纪80年代，陈先生的《柳如是传》终于出版了，于是中国文化史上才留下了一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酝酿最久、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最后的一部著作。著名学者吴宓先生对此书有高度评价“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奚秋潇看到这则逸事后立即想起了他参与编写的那篇“文革作品”，他感到十分庆幸，幸好这个“处女作”胎死腹中了，不然自己的麻烦也许会早降临很多年。

这两个多月的写作给奚秋潇在东昱五中的形象加了不少分，而其后发生的第二件事将奚秋潇在东昱五中推到了风口浪尖。奚秋潇在很多场合有很多次把自己这一代戏称为“文革的最后一代”。因为奚秋潇中学毕业的那年就是中共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年，奚秋潇也是中学毕业时按政策必须分配到农村农场的最后两届。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大中学校毕业生分配的总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升学）。由于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没有恢复，中学生毕业能够获得升学的比例只是廖廖几百分之一（每一届被推荐升学的只有1到2名，而一届学生总数少的几百名，多的上千名）。根据每个家庭中已分配工作子女的具体去向，确定应届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是分成几档：本市硬档（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本市软档（集体所有制企业）、本市培训（工厂办技工学校）、外地工矿、外地培训、本市市郊农村农场、外地农村农场等。此时东昱五中的红卫兵团长曹硕颖是个女同学，曹硕颖在小学里曾与奚秋潇共同被推荐为学校革命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她后来当选为学校革命委员会委员，是个很早熟很能干的姑娘。曹硕颖在家是长女，按当时的分配政策有弹性的，可根据家庭情况灵活掌握，可以分配在本市技校，也可以分配去市郊农村农场。东昱五中当时希望曹硕颖作为红卫兵团长能带头上山下乡，在学校年级里产生示范效应，曹硕颖和她的父母则不愿意分配到农村农场。在校方和曹硕颖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曹硕颖生病了。东昱五中红卫兵团长较长时间的病假成了一条不胫而走的新闻，应届毕业生中议论纷纷，指责学校帮曹硕颖“开后门”，其他更多学生则在失望中观望，学校领导教师既失望无奈又有些恼怒，只能口头指定奚秋潇为校红卫兵团代理团长来勉强维持学校红卫兵工作，奚秋潇就这样被时代的风浪卷带着度过了中学的最后时光。

为了改变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像在高原煮开水总也煮不开一样的局面，学校专门请了此时已担任北方省某农场党委书记的校友来添一把火。这位学长高奚秋潇四届，在广阔天地的4年里，他确实是大有作为的，从一个农场职工成长为农场的党委书记，成为北方省农垦系统的一面旗帜和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光辉典范。这位学长作报告时高谈阔论神采飞扬，产生了明显的轰动效应，他对奚秋潇这位小学弟显然很感兴趣，极力鼓动奚秋潇到他的农场去并断定他会成长得非常快，一番鼓励一番承诺说得奚秋潇热血沸腾，当即表示要跟他去。

奚秋潇向苑老师提出了想到北方农场去的想法，苑老师表面上鼓励了一番，暗暗却吃惊不小，按政策奚秋潇只需到东昱省的农场，有必要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冰天雪地去吗？苑老师向负责应届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校领导衣泽群作了汇报，衣泽群听了苑老师的汇报，久久没说一句话，他看着等待他答复的苑老师：“让我再想想。”

第二天，衣泽群给了苑老师圆熟老练的答复：学校支持奚秋潇的想法，但改变政策规定的分配去向，学校要征得学生家长的同意。苑老师准确地领会了衣泽群的答复，瞒着奚秋潇拜访了奚秋潇父母，奚秋潇父母的意见是坚决反对。父母的态度使奚秋潇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要报名去北方农场，学校必须要奚秋潇父母的正式同意，而奚秋潇父母软硬不吃就是不松口，奚秋潇对此一筹莫展。时间是解决疑难杂症的最好办法。那位学长等了奚秋潇足足1个多月没见动静，只能失望地先回了北方。

奚秋潇的那一腔热血终于慢慢地冷却了下来。几年以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奚秋潇听到了北方农场那位学长的情况，他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正在接受审查。奚秋潇着实倒抽了一口冷气：自己好险啊！他庆幸衣泽群、苑老师和父母帮助自己躲过了一劫。

按照既定政策，奚秋潇被分配在东昱农场。在东昱五中的最后几个月，表面上，奚秋潇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红卫兵团各项工作，有力地配合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并且早早地作出了上山下乡的榜样，但内心却是翻江倒海很不平静。以往几年，每届毕业生中都有1至2名推荐升学的名额，奚秋潇同宿舍比他高一届的同学被推荐到东昱第二医科大学学习法语培养目标是外交官，学校几位领导都明示只要有一个推荐名额非奚秋潇莫属，可惜到他这一届，推荐政策被取消了；学校转而推荐他去参军，并向区武装部领导正式介绍了奚秋潇，武装部领导对这样的人选也挺满意的，表示只要达到体检的最低标准一定会被批准入伍，结果体检发现奚秋潇的嗅觉功能很弱，当兵的夙愿也成了泡影。奚秋潇这才想起有一年夏天他在学校宿舍睡觉，办公楼要用烟熏的办法灭蚊，谁都没在意宿舍里还有人，下面的门窗紧闭开始烟熏，奚秋潇被熏醒时只见房间里烟雾弥漫，他已经非常难受了，急忙逃离房间，后来半夜里几次拉肚子，第二天发起了高烧。那时没有冰箱，夏天家里的食品，父母都先品尝过才放心让奚秋潇吃，因为他对“馊”极不敏感，奚秋潇从没想到嗅觉功能障碍会对他的前途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只能认命了。为了显示自己在命运面前的强悍，他背着父母悄悄地迁掉了户口；他在学校宿舍一直住到最后一夜；在赴农场的那天他坚决地拒绝了父母的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