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老百姓好就是對自己好----東海客廳論王道

余東海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才、財富、幸福都會逃避野蠻之地而往文明的高處流動。人民怨聲載道、能逃則逃是政治野蠻的一大結果，人民安居樂業、近悅遠來是國家文明的重要特徵。------東海律

一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對老百姓好，就是為國家立功，為自己立德，為家人和子孫積福。對老百姓好就是對自己好。

這個對自己的好具有雙重性。內可以得自心，或者說得乎道，提升內聖修養，煥發良知光彩；外可以得人心，美化道義形象，提升政治安全。道德性的好和功利性的好兼備俱全。荀子說：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 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荀子王制》）

對老百姓好，用傳統的話說，叫愛民如子。這是王道政治精神。自由派往往中平等主義之毒而反對愛民如子。殊不知，不愛父母的子女自古很多，不愛子女的父母則從來罕見。愛護子女是人的天性本能，人世間的愛，唯有父母對子女之愛，才能達到最為無私、深沉、細緻和無微不至的境界。

儒家強調為政應該愛民如子，實有深意在焉。愛民如子，注意如字。比喻總是有限的，取其一端而已。父子有親，愛民如子，重點在愛。官民關係與父子關係，愛民方式和愛子方式，當然不同，各有禮制規定。

注意，應該講愛民如子，但不能講愛民如父母。父母愛子，要盡多方面的撫養責任，要以身作則地進行文化道德教養，該嚴厲就嚴厲，該懲罰就懲罰，特殊情況下還可以大義滅親。政府和官員對於民眾就是如此。

但是，子對父母就不一樣了，要以順為主，不能嚴厲，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懲罰父母。即使父母犯下十惡不赦的大罪死罪，也輪不到兒女來懲罰。至於滅父殺母，想一想都是天理不容，地獄有份！說愛民如父母，比喻不倫，既無利於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制之以法，義理上又有傷父子天倫，非為政者所宜言也。

對老百姓好，要真正。先要真，天道不可欺，因果不可欺。至於人民，或可欺一時，不能長久。歸根結底，人心民心，亦不可欺。對老百姓好，更要正。必須懷有父母之心，敬天保民，視民如傷，與民為善，使民富且壽。

《孔子家語·賢君》記載：“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 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 ? 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慾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二

要最大程度地對老百姓好，就必須通達外王之道和春秋之義。司馬遷說：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太史公自序》）

真正通達春秋之義，就必然致力於王道建設。王道制度有三個特徵：一是民本性，能夠保障民權民生，並有利於民德民智的成長；二是良序性，自由有序，有序自由；三是時代性，合乎時代要求，與時偕宜。

三者相輔相成，歸結於民本。政治上能夠以民為本，制度不好可以改好，制度已好可以好好維護乃至好上加好，精益求精。

很多人批判禮樂制度為等級制，不知禮樂制度是平等和差等各適其宜的結合，所謂禮主別異，樂主和同。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間，依禮相處相待，既有差等又有平等。

就拿君臣關係來說，既有尊卑之別，又寓平等之義。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主有問題，臣下可以三諫不從則去，可以辭職、可以易位（貴戚之臣），甚至可以革命和誅一夫。

極權主義固然反動，平等主義也非正常。禮制既可以防範前者，又可以避免後者。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不齊，人之實也。天地尚且不能平等，何況人類乎。時時處處講平等，是亂天下之道也。

對於人類社會，平等和差等各有適用範疇，各適其用，缺一不可。缺了平等，等級主義，固然不可；缺了差等，平等主義，政治、社會平面化，同樣不行。

其實，在自由主義中，平等只是五個價值之一，必須與民主法治人權相配套，共同圍繞着自由這個核心。美西社會、家庭問題越來越嚴重，要因之一就是西方白左過度強調平等，導致平等擴大化。例如，美西對綠族黑族的過度收納和縱容，導致綠族黑族驕縱不堪，就是平等擴大化的結果。

當然，家天下時代的禮制，難免側重差等的一面。未來公天下的禮制，可以側重平等一點。這是符合禮制之時中原則和仁義精神的。

新禮制是反本開新，不是復古主義。儒家強調時措之宜，反對制度復古。《二程粹言》：“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所學於古者，比後世為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矣。今之禮書皆掇拾秦火之餘，漢儒所傅會者多矣。而欲句為之解，字為之訓，固已不可，又況一一追故跡而行之乎？”

要建設王道禮制，就必須以儒入憲。

建設儒憲，利益很多，大利有三：一、可以建設自由和秩序品質雙高的王道社會，重新接續並更新中華文明，讓五福廣泛降臨廣大官民之門；二、可以對自由主義和西方文明取精用華而避其不足，並與美西展開文明競爭，追趕美國並實現最終超越；三、有助於推動台灣的和平統一。

有必要強調一點，現代政治，對老百姓好，應以保障人權為第一要務。去年世界人權日，吾連續作《政道人權為大》《侵犯人權就是逆天》二文發於議報，開宗明義指出：

“人道政為大，政道人為大，人權為大。在世界大同之前，人類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人權問題。尊重他人之人權是文明人的道德底線，維護自己之人權是正常人的人格尊嚴，保護國民之人權則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

三

對老百姓好是王道政治和聖王賢君的共性。劉向《說苑·君道》中記載了一個《下車泣罪》的小故事：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吳越春秋》也記載了一個了一個類似的故事：

“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得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

故事未必真實，但精神非常王道，符合聖王的德行。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帝舜“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文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表達的都是這種王道精神。有這樣的精神，實施起來的政治，建設起來的制度，發表出來的政令，一定是最符合人民利益和時代要求的，是所在時代最好的。

君子為政為官，必然對老百姓好。也只有對老百姓好，才能成為君子。

聖賢君子，吉祥之人，雖無人敬愛助相，自有天相；邪惡之徒，不吉不祥，雖有人敬而天輕之，雖有人愛而天厭之，雖有人助而天覆之。《中庸》說：“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這是講天道的公正。材，質性、性質、本質義。篤是厚的意思。天道生養萬物，必定根據它們的資質而厚待它們，材質好的培育之，不能成材的淘汰之。

《禮記正義》：“材謂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也。栽，殖也；培，益也。言道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

對老百姓好，才是真正對自己好。這是傳統政治常識，儒家外王常識。可惜現代人不知道，螞幫更不知道。即使個別螞幫官員知道對老百姓好的重要性和利己性，也不知道怎麼樣才是真正對老百姓好，不知道怎樣為政為官，愛民利民，怎樣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一入螞門，便無足觀；一入螞門，一切不堪。

很多馬幫官員的命運也很不堪。前不久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中指出：“從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份，在以習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查處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力問題、“四風”問題62.65萬起。”

這個數據不知是否可信。作為成績說的，當不會縮水。這些官員落馬原因因人而異，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對老百姓不好。這是它們命運惡化的根本因。

把眼光拉長一點看，從延安看起，馬幫精英的命運就更悲慘了。曾看到微友一句話：“誕生酷吏的溫床，也往往是埋葬酷吏的墳床。”十分欣賞。把酷吏換成“貪官”“罪惡”等等字眼，此言同樣成立。自延安至今，三界無數精英，成也螞，敗也螞；成也特權，敗也特權。螞主義及其特權制度，就是它們烜赫一時、榮耀一時的溫床，也是它們淒涼萬古、萬劫不復的墳床！

2021-12-13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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