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子網球名將諾瓦克·喬科維奇因為拒絕接種武肺病毒疫苗，被從澳洲遣返，無緣參加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這一結果讓許多網球迷們失望了，然而澳洲政府對法治與平等原則的堅持卻讓人印象深刻。

“法治”是一個外來詞，英文對應詞“rule of law”。這一說法據說最早出現於英國牛津大學學者阿爾伯特·文·戴西的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憲法學導論》，1885年）。

根據我手頭的資料，戴西認為法治有三個重要原則，其中之一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就是說，在法律面前，任何人（包括立法者、皇帝等）都沒有特權，不可以被區別對待（優待也罷，歧視也好），而應該被一視同仁。

與法治相反的是“人治”（rule of man)，也就是華夏民族兩三千年來一直嚮往的“賢人政治”，民間口語裡對“包青天”、“好皇帝”的念想都體現了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人治”理想和“人治”傳統。

法治，則無人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則有人凌駕於法律之上。在中國社會，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人”，在古代是帝王將相，在今天是中共內部的高官，以及與這些高官有關聯的權貴階層。

當然，有些學者認為，從秦帝國開始，中國就有“法治”。因為秦國的政治是由中國古代的“法家”主導的，也講什麼“依法治國”。聽上去好像有道理。

然而，美國的政治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提出：存在兩種“法治”。一種叫“rule of law”，一種叫“rule by law”。前者是通常意義上的法治，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沒有人凌駕於法律之上。

後者，如果譯成中文，似乎也可以叫“法治”或“依法治國”，但實質上卻存在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某些人或利益集團。

因此，rule by law 的“法治”，雖然也可以說是“依法治國”，但是由於並未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實質上還是“人治”。

如果借用一下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裡的說法，rule of law 的法治是“所有動物一律平等”，rule by law 的法治是“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加平等”。

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幾乎都是人治，或者說rule by law，總有些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在古代，這個法是“王法。於是，君王制訂的法律可以統治萬民，然而君王卻有特權，可以為所欲為，甚至隨意改變法律。

在21世紀的今天，這個“法”是中共炮製出來的“黨法”，用來統治中國的百姓和共產黨下層。但是中共高官有特權，可以為所欲為，甚至隨意修改包括憲法在內的一切法律法規。

網球明星喬科維奇一案體現了澳洲政府堅持法治原則，對網球界排名第一的選手與普通民眾採用了一視同仁的對待。雖然你牛掰，但是你不符合澳洲法律法規，對不起，簽證無效，遣返出境。

這樣的結果對於習慣“人治”的民眾來說是奇怪的。比如，喬科維奇代表的國家——塞爾維亞的總統就此事的評論就很有代表性。他認為喬科維奇在澳洲遭受了“不公平的對待”。翻譯一下：那意思是，喬科維奇沒有獲得網壇大腕應得的特殊待遇。

人治傳統比塞爾維亞還要深厚的中國民眾估計會有同感。

人治是講特權、等級的。所以，像喬科維奇這樣的運動明星或其他社會名流、政要、富豪等，在塞爾維亞、中國等人治國家通常會得到特殊待遇。

獲得了特殊待遇，就是正當的；失去了特殊待遇，就是“不公平的對待”了。這不就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一些”嗎？

喬科維奇裸奔澳網被遣返的事件，凸顯了兩種“法治”之間的對立與鬥爭。

雖然民主自由制度在二十世紀一直在擴展其領地，以至於在九十年代，法蘭西斯·福山宣布了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他認為：人類政府組織的最終形式——民主自由制度——已經找到且贏得了對其它政治制度的決定性勝利。

然而，過去十年來，中國藉助其強大的經濟力量與龐大的市場，對民主自由制度發起了全面的反攻。中共炮製出來的莫名其妙的標語口號輪番登場，企圖攪混水，為中國民眾洗腦。試問：從先前的“制度優勢”到最近的“全過程民主”，哪一個不是笑話？從外交到內政，中共政府近年來的倒行逆施讓世界各國看到目瞪口呆。

在這一背景下，兩種“法治”的較量具有了某種現實意義。民主自由制度與非（反）民主自由制度依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共存。兩種制度與價值觀、意識形態的衝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會消失，只會加劇。

二十一世紀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紀？地球社會的走向如何？人類向何處去？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兩種“法治”鬥爭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