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不自由的社會追求最自由的道德---東海客廳論明道

余東海

視自由為生命者，哪裡有自由就把哪裡當成祖國；

視良知為生命者，哪裡是祖國哪裡就應該有自由。

----東海曰

一

宇宙大生命，生命小宇宙。人是天地的精靈，又是宇宙的全息。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這個我即生命本質，即道心、良知、天性，也可以稱之為法身。反身即返回法身，反身而誠即返回成功，即上達成功。所有下學的努力，所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努力，終極目的無非為此。這就是孟子這句話的精義。儒家的信仰也就是宗教性，即體現在這裡。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於道的目的是為了明道。這是人生最大的目的和意義，也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和幸福。人生最難明者也是道。蓋道體具有形上性，不可能科學證明，不可能他人代為證明，只能自證，自心實證。明明德即自證自明。能圓明者唯聖人，唯中道聖人。

能志於道，就能產生一定的仁智勇。要仁智勇三全，必須成為君子；要仁智勇俱高俱大，必須成為聖賢。反過來，君子需要相當的仁智勇基礎，聖賢要求的基礎更高。基礎不足，成不了君子；不高，成不了聖賢。當仁一味退讓，自私自利；遇事一味莽撞，暴虎馮河；見義不能勇為，或見利忘義，就無法將仁智勇三德夯實築高，就無法上達和明道。

《禮記》曰：“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 ”

儒者必須敢行禮義。儒者在野則批判邪說惡制，為民請命，追求王道；在朝則建設禮樂制度，執行禮法，主持公道，該救的人救之，該死的人殺之。深化而言，這些都屬於行禮義的範疇，都需要相應的勇德。

欲明道，不能不經受一定的磨難和考驗。溫室里成長不起聖賢君子，安樂窩中得不了真道大道。故吾嘗言，這個時代千古難逢。

千古難逢的劫難，千古難逢的黑暗，千古難逢的大轉型。對於有志之士來說，也是千古難逢的好機會。既是為民為國開天闢地的機會，更是動心忍性曾益不能的機會。在最不自由的環境中，最容易、最方便成就從心所欲的道德自由。這個時代比孔孟時代更艱難，成德成聖也更容易。說可悲，極可悲；說可喜，甚可喜。

聖賢就是道德最自由的人。東海有句：不自由中大自由。於野廳友對曰：無光明處心光明。意義甚佳，唯憾平仄不對。東海受其啟發，自對上聯，成一儒聯：非華貴處真華貴，不自由中大自由。林輝廳友增字對一上聯：居非仁德處弘仁德，於不自由中大自由。大好。

有自由派朋友視自由為生命，好，但又不夠好，尚未抓住根本。最好的人生態度是，視良知為生命。良知光明者道德自由，必然渴望和追求內外雙重自由，內而追求道德自由，外而追求政治自由，為自己也為人民爭四大自由。故良知可以覆蓋自由。視自由為生命者，哪裡有自由就把哪裡當成祖國；視良知為生命者，哪裡是祖國哪裡就應該有自由。祖國不自由，是人民之大悲，是吾儒之大恥！

二

欲明中道，必須學儒。學儒有三忌：一忌功利，以儒術為名利之階梯，急於名利，急於求成；一忌虛浮，重外輕內，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一忌狹隘，包括心胸狹隘和思想狹隘。心胸狹隘則不能容人容物，思想狹隘則不能上達性天。學儒而不能化除此三病，不配學儒也，遑論明道。

明道必明性天大義。儒家內聖外王，正理大義豐富多彩，以性天義理最為重要和核心，最難圓覺亦在此。孔子知天命、孟子知性知天即知此，論語志於道即志此，下學上達、自達達人即達此，大學明明德即明此，程朱存天理即存此，陽明致良知即致此，儒家信解行證即信此解此行此證此。

沒有性天信仰，難入儒家之門；不明性天正義，無法登堂入室。佛道兩家於性天亦有所悟，唯蔽於坤順而不知乾健，於人和天，既有所知，又知之不透。自由主義則蔽於人道而不知天，因為不知天，於人道立足亦不穩。

不能圓證性天的學術，品質再好也有限，有所知即有所蔽，有所知障。佛道兩家雖然高妙，因所證欠圓，也有所知障。攻乎佛經道藏久了，就會產生智慧障礙，難以更進一步地解悟天道生生不息、至誠無息的剛健性。

佛道是小蔽，其它學派宗派蔽就大了。耶伊是蔽於虛神而天人雙昧，法家是蔽於惡習而天人雙昧，馬學是蔽於物質而天人雙昧。唯有吾儒，下知人道上知天，不偏不倚，圓知圓證。執性天之大象，內可以聖，建立最完美的人格；外適合王，建設最美好的人間。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注意，儒家學者若未上達，也有其蔽，荀子就蔽於習而不知本。其文章中常說仁義，貌似與孔孟一樣以仁義為本，其實大不同，因為荀子不識本性之仁，其仁義缺乏性天根源，無根無本，腳下虛浮。徐復觀之言是也：“荀子雖然承儒家的傳統，也不斷提到仁義，但他的精神思想，是偏於經驗地合理主義的一面，對於孔學的仁始終是格格不入的。”(徐復觀，第227－229頁)

蔣慶之蔽更大，概乎言之有三：蔽於公羊而不明內聖，蔽於主權在天而不明主權在民，蔽於人格而不明天道。

龍樹有句名言：“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法不成。”特學舌曰：以道體空乾，萬象得以現。若無空乾者，一切象不現。

空乾，空寂乾健。空寂則形而上，無相無跡，超越一切；乾健則生生不息，可以現為萬象。道體是空寂和乾健的統一。人格與意識、精神、心靈、靈魂等等都是現象。滯於現象，焉能上達。

注意，道器不二而有別，既要知其不二，又要知其有別。不二則統一，不可割裂；有別則不同，不可混同。《易經•繫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明道體的形上性，就會混同道器，或者夷道為器。將人格強加給天道，就是夷道為器，消解了內聖學中天道的形上性，消解了儒學的形上依據。

三

道明無不明。有知人之明，不受任何人欺；有擇法之眼，不受任何異端外道所惑。有了道眼，對一切是非善惡都可以明辨無遺，對一切意識形態和政治形態都可以洞若觀火。明道者，既善於發現問題，也善於解決問題，化解危機，甚至將危險化解於萌芽或未萌狀態。聖無死地，賢無敗局，縫禍於渺，迎祥於獨。此之謂也。

明道方能傳道，明道必能傳道。或問如何弘道。答：弘道包括傳道和行道。傳道的方法因人而異，概括起來有二：一是身教，個人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作出示範表率；二是言傳，通過言論著作講明道理，啟迪學者。言傳身教，各有側重，坐言起行，相輔相成。

王道的宗旨是順天應人，敬天保民；儒者的責任是敬天保道，順天傳道。能否保民，要看條件；是否應人，因人而異。對於世人，可應則應，不可則否，甚至雖千萬人亦孤往。在沒有保民的條件和機會的時候，保道傳道是有道之士不可推卸的責任。禮文廳友言：“只要世間還有一個儒者在，儒家就不會消亡，傳統就不會消亡，只要內心中還有對道的堅守，儒家的薪火就會一直傳承下去。”

但傳道亦自有道。無權無位、既無官位、又無師位的時候，重在獨善其身，一般不主動向陌生人和普通民眾傳道。這是儒家與各種宗教的一大區別。這是自尊的表現，更是尊道的應然。孔明志在興漢，尚且必待劉備三請，何況儒家矚千秋萬代之目，謀天下萬世之利，更不能為了一時之利而犧牲吾道尊嚴。為了自家一時之利固然不行，為了民眾一時之利同樣不行。

蒙卦卦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楊萬里解曰：“教者無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無求非傲，有求非詘。”（《誠齋易傳》）

聖賢無奈共業深。正所謂神通不敵劫運，個業難挽共業。共業太壞，聖賢也無可奈何。就像春秋戰國，孔孟也擋不住歷史的車輪向着暴秦的地獄滾滾而去。孔子說，天下有道則隱；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原因就在於此。當然，儒家的隱和獨善，與道家和世俗不同，並不放棄傳道的努力和行道的希望。

聖賢是人間最大的光明，照己照人；人類最大的福星，福己福人。小則福家，大則福國，更大則福澤天下。家國天下欲受聖賢之福，須尊其人重其道。聖賢無權位則道不能行，聖賢被反對則背道而馳。背道而馳的家國、民族和社會，特別缺德無福，必然黑暗深重、災禍頻繁、六極普遍。

孔子就是最大的聖人。2022-1-30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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