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3日，我第一次向Amazon/亚马逊公司提交付诸2020年股东年会表决的提案，要求大为降低高层报酬与中间年收雇员的差距。公司雇用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律师行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我的提案“微观管理”公司业务为由排除了我的提案。[1]

2020年10月20日，我再次向Amazon提交付诸2021年股东年会表决的提案，要求改革董事会结构，至少纳入一名普通员工代表。我随后得知：Oxfam America等四个天主教组织、两个州的公务员退休基金联合提案，内容与我的提案内容高度类似，而我的提案早于联合提案，所以Amazon计划把我的提案付诸表决而排除联合提案。经过几番交流，为了顾全大局，在联合提案得以付诸表决的条件下，我撤回我的提案。[2]

2021年9月22日，我再次向Amazon提交付诸2022年股东年会表决的提案，要求改革既存的“候选人数等额当选”的非民主选举方式，差额选举董事会成员。我引用Berkshire Hathaway董事会主席Buffett在2020年2月22日的致股东大会的话说：“董事薪酬现在飙升到一个水平，不可避免地使薪酬成为影响许多非富豪董事会成员行为的潜意识因素……。 如果非富豪董事严肃地挑战现任CEO/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或收购梦想，他或她的候选资格将默默地死去。在寻找董事时，CEO不会寻找斗牛士，而只要可以被带回家的哈巴狗。”自2020年2月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 “争取美国人税收公平”和“政策研究所”关于不平等项目的报告，美国亿万富翁们的总财富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从2020年3月18日危机开始时的3万亿美元飙升到2021年8月17日的4.8万亿美元，增加了62%。根据Aristotle/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定义，美国公司董事会和高管成员们已成为寡头阶层。在这部经典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在一个稳定的城邦中，富人的与穷人的财富（土地）的比率不应超过5比1[3]。然而，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Amazon网络服务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中位收入员工的薪酬比率为1236比1，全球消费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比为1596比1。人性并没有改变那么远、那么突然、那么荒谬。主要问题之一是公司董事会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董事会需要民主改革，从更多元化的候选人中选出成员，股东应有权从多于董事会定额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

我发出经过确认的邮件和电邮后几乎半年没有得到公司的回复，2022年3月10日我再次询问，3月16日收到公司雇用的同一个律师行的电邮，通知我公司计划把我的提案付诸股东大会表决。按照惯例，公司董事会将发布反对声明拉拢股东，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全美上市的S&P/标准普尔 500公司中没有一个公司实行差额选举董事会的制度。

正是因为全美上市的公司没有一个实行差额选举董事会的制度，才显示民主选举改革提案的迫切意义。我不由得回顾自己1980年参与、1983-84年在中国的大学倡导学生会民主选举的“Spinoza/斯宾诺莎式人生”经历[4]，以及为改善Yahoo/雅虎公司人权政策受到威胁而不得不诉诸法庭的教训[5]，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确认这正是通往真理和永生的道路。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22年3月18日]

[1] 赵京：“改革Amazon/亚马逊公司的高层报酬政策”，2020年1月10日。

[2] 赵京：“改革Amazon/亚马逊公司董事会结构的提案”，2021年2月20日。

[3]赵京，“亚里士多德《Πολιτικά/ㄆㄛㄌㄧㄙ事务/政治学》1-3卷译注”，2021年3月27日。

[4]赵京：“回忆1980年清华学生会选举”，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0年6月号。

[5]赵京，问责雅虎人权基金滥用的最后提案，201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