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夜晚，伫立街头。微微的西北风吹来，有了些许凉意。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不停地变换着颜色，红黄绿交替上演着人生的游戏规则。南来北往的车流拖着长长的红色尾灯，消失在夜色中。行色匆匆的人们各为自己的生计忙碌着奔波着。亮化的城市，五彩缤纷，流光溢彩，被不断变化的霓虹灯装扮的如梦如幻。抬头仰望，深邃的夜空却不见了繁星，让人略微有些遗憾。忽而想起了如豆苗般大小的煤油灯，哪盏照亮了我童年的心灯…….

 

大凡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对煤油灯都不陌生，并且在记忆深处总会产生一种眷恋的情愫。

 

我家也有一盏煤油灯。听母亲讲，那是他结婚时，爷爷奶奶为它们做的新灯。底座是一块宽10公分、长20公分、厚七八公分的长方体木块，中间竖一根30公分高木棍，灯头是宽七八公分，厚四五公分，长十几公分的小于底座的木块，一头圆形凹进去墨水瓶大小的槽，一头是鱼尾形状，灯是用墨水瓶做的，用铁片卷一个中空的灯芯，固定在瓶口般大小铁片上，再用棉花搓一根灯捻穿进灯芯，瓶中装进煤油，放进灯槽，点亮即可。煤油灯是我家必备的生活用品，由于长期使用，灯身油腻漆黑。

 

 

 

儿时的农村，没有电，家家都有一盏煤油灯，有木的，有铁的，有马灯，玻璃灯，罩子灯，形状不一，大小不同，但作用一样，都是照明所用。陕北的大山，峰峦叠嶂，绵延无穷，山连着山，沟套着沟，一到夜晚，黑黢黢，神秘莫测。挨到掌灯时分，群山便有了生机，山卯上、山窝里、山沟里、坡上、塬上，一盏盏，一排排，点亮了的煤油灯，如星星般镶嵌在大山中，天上的繁星与地上的灯光交相映辉，大山便有了生命，有了灵魂。有灯光的地方必有人家，有人家的地方必有灯光，一灯一家庭，一家一世界。

 

那时，煤油是紧稀物品，国家凭票供应，一月一斤。所以用起来特别节省，不到天大黑了是不会点灯的。平时灯苗调的很小，只有在做细活的时候才会用针将灯苗调大一点，有时吃饭时抱怨灯光太小，大人们便调侃道：“又不会把饭吃到鼻子里去”，月底赶集时，几乎每人都会提个油瓶，在供销社门市前排长长的队去打油，然后小心翼翼的拿回家。有些村子为了方便群众，办了代销点，食盐、煤油、纸张等生活用品也会准备一些的。

 

 

 

儿时的心中，灯就是家，家就是父母，有灯的地方就有父母在，有父母的地方，心就有了归属，灵魂就有了寄托。外面疯玩一天，黑了回家是儿时的共识，远远地望见山窝里亮着灯光的窗户，听见菜刀与案板叮叮咣咣的交响乐，口里喊着：“妈”，双手推开门，后炕头煤油灯下是母亲做饭而忙碌的身影，父亲不断地将柴草塞进灶火口，火苗映红了父亲布满皱纹而沧桑的脸庞，腾腾的蒸汽充满了窑洞，身子暖了，心也暖了。

 

煤油灯的位置也很特殊很重要。做饭的时候，它在靠近锅灶的地方；吃饭的时候它在靠近盆碗盘子的地方；而最多的时候是在父母的身旁；纺车旁，煤油灯光照着母亲优雅的姿势，右手摇着纺车，左手拿着棉花捻子慢悠悠的扯着，再一扬一缠，匀称而细细的棉线便缠在穗子上，左右手配合默契，身子或仰或俯，美妙的姿势和着嗡嗡嗡的纺车声，简直是一种绝妙的艺术。有时灯光下是母亲纳鞋缝衣的飞针走线，是父亲捻羊线毛织羊毛袜子的聚精会神。更有儿时在灯光下手持内衣捉蚤子用针角扎着在灯苗上燃烧的恶作剧，耳听“砰”的一声，那蚤子爆裂的声响，“复仇”的快感油然而生。更有父亲在深更半夜提着用四根细铁丝穿在木底盘上的简易煤油灯，到牲口圈里给驴、牛、骡马拌料喂草的艰辛。俗话说“人无外财不发，马无夜草不肥”，牲口也是农户家重要的成员之一。

 

 

 

在小学时便养成了爱看小说的习惯，晚上睡觉时便将煤油灯放在枕头旁边，有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老实的睡觉姿势，将煤油灯戳到地上，煤油洒了一地，第二天早上看到母亲心疼的样子，心里特别惭愧，可母亲从来没有指责过一声，后来母亲只好等我睡着了，将煤油灯移到安全的地方。上初中高中时，晚自习四五个同学聚在一盏煤油灯下学习。是煤油灯一路伴我前行，将我送到更高的学府深造，并跳出了农门。工作后在公社重点中学教学，也是在煤油灯下备教案批改作业，但那时的煤油灯是玻璃罩子灯，俗称洋灯，比墨水瓶做的灯进化洋气了很多。

 

告别煤油灯几十年了，人们可能早已淡忘了它的存在。但在煤油灯光里一路走来的我，始终没有忘记它在暗夜里给我的温馨和温暖，是它给了我坚定的勇气和奋斗的力量，并将继续照亮我的心路，因为它早已融入了我生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