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徒與保守主義者普京

普京以虔誠的東正教徒以及堅定的保守主義者面目示人。這吸引並迷惑了許多人，特別是善良單純的基督徒以及保守主義者！我自己就曾經是一個。

普京的父親是一名無神論者（海軍），普京的母親是一名堅定的俄羅斯東正教信徒（東正教當時正在被蘇聯政府打壓），經常參與教會活動，在普京年幼時便教導他東正教思想。

1990年，普京從德國回到俄羅斯後，退出克格勃，開始從政生涯並正式信奉東正教。他定期到教堂做禮拜，在聖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期間，還曾到耶路撒冷朝聖。

在普京訪問以色列前，他母親給了他一個十字架並囑咐他戴上。 普京回憶說：“我遵照她說的做了，將十字架戴在脖子上。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摘下過它。 ”

1993年，普京的妻子遭遇了一次車禍並受傷，然後又遭遇了一場大火燒毀了他們的住房。 這些事件令普京成了一名更加堅定的東正教徒。

普京帶着對東正教的虔誠到了莫斯科。 2000年1月7日，普京作為俄羅斯代總統，在耶穌誕生紀念日之際，向全俄東正教發出祝賀信，讚揚東正教在俄羅斯歷史上的重要作用，還親自到教堂參加儀式。

普京上台後，每年都去教堂參加活動；無論是紀念活動，還是東正教的禮儀慶典，每逢盛事，普京極少缺席。

普京正式就任俄羅斯總統後，聘請了私人神甫，每逢復活節必定到教堂祈禱；每年還要參加教會的重要活動——以當政前後20年為計，平均每年30次，每月至少1次。朋友北明評論道：除了政教合一的國家，這是世界任何一國首腦都沒有的記錄。若再加上他以個人身份參加的教堂活動，這個記錄還要大幅增加。

蘇聯解體後，東正教即開始回歸，而普京更是東正教在俄羅斯強勢回歸的推手。普京經常就國家大事與東正教大牧首進行商議；許多重大國事活動，包括總統就職儀式都有宗教領袖出席，而重大宗教活動則有總統或其他政要在場；教會可以出面調解總統與議會之間的最高政治糾紛。

為切實使東正教成為俄羅斯人的精神支柱，普京還要求在軍隊設立專門神職人員；把宗教納入全國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在普京的大力推進下，東正教在俄羅斯發展勢頭迅猛，宗教人士的地位提高了，而且正式進入俄羅斯杜馬任職。

2006年八國集團峰會前夕，普京總統特意會見了東正教牧首阿列克謝二世，與他商討峰會期間召開八國宗教領袖峰會的事宜，以擴大東正教的國際影響。 2006年6月，普京總統因牧首“在人道主義活動方面的突出成就”向他頒發了俄羅斯國家獎。

普京對東正教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他在任時實現俄羅斯東正教與海外東正教的合併統一。 2007年5月17日，在普京的見證下，俄羅斯東正教會領袖亞列克謝二世大主教與流亡海外的東正教會領袖拉夫里大主教舉行了合併儀式，從此結束了俄羅斯東正教長達80多年的分裂。阿列克謝二世為此還給普京頒發了“三位一體”宗教紀念章。

目前俄羅斯總人口1.5億，東正教信徒超過1億；東正教對俄羅斯人非常重要，71%的人認為自己是東正教基督徒；一半以上的俄羅斯人則贊成：一個人要想成為真正的俄羅斯人，必須是東正教基督徒。東正教對俄羅斯的影響無出其右。

普京因東正教徒，而保守主義。普京的保守主張與其東正教徒身份密不可分。

2013年，普京簽署了一項立法，將同性戀定為非刑事罪，禁止“宣傳非傳統性關係”，表示這是促進傳統俄羅斯價值觀超越西方自由主義的一部分。法案規定，若俄羅斯公民向未成年人提供有關同性戀、雙性戀或變性者社區信息的人，或舉行同性戀集會，將處予高達4,000英鎊的罰款和最多可拘留14天，若是外國民眾則可驅逐出境。

2021年10月21日，普京發表題為“21世紀的全球震盪”的主旨演講，猛烈抨擊了西方目前白左意識形態在整個西方世界造成的社會弊病。普京強烈警告：這與俄羅斯在1917年列寧革命期間所發生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

普京談到：“我們困惑地看到，在那些習慣將自己視為進步旗幟的國家正在發生癱瘓”，“西方某些國家正在發生社會和文化衝擊。 有些人積極地抹去自己的歷史頁面，為少數民族的利益採取‘平權行動'，以及要求放棄對母親、父親、家庭和性別區分等基本價值觀的傳統價值觀……”

顯然，普京針對西方“取消主義”、“身份政治”、“平權運動”而發聲。普京警告：“西方國家有權做他們想做的事，但俄羅斯社會的絕大多數拒絕左派的思維方式。”

普京最後宣告：“在當今世界上，奉行溫和的保守主義政策是最為明智的行動路線，因為它可以防止走下坡路，不會使全球陷入混亂。 俄羅斯將以溫和保守主義原則為指導，俄羅斯的保守主義是樂觀主義者的保守主義。 ”

普京不是第一次公開表達他的“溫和保守主義”價值觀的立場。 2019年6月28日,普京在G20峰會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就警告：數十年來支撐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過時，“多元文化主義”等思想已經站不住腳，“自由主義”已經不合時宜。

我在《相信價值觀的力量》一文中，曾談到普京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及其東正教的信仰，多有肯定之詞。但我必須承認，當時我和許多朋友一樣，對普京的保守主義本質以及東正教的本質並無深刻認識，更缺乏獨立、全面的研究。

俄烏戰爭爆發後，我補上了這一課，然後驚訝地發現：普京的保守主義是基於俄羅斯傳統特別是東正教的保守主義，與我們平常所談論並充分肯定的基於新教的英美保守主義天差地別，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個東西，因此也決不應該混為一談。

本文就是對作為東正教徒與保守主義者的普京的全面剖析，  希望能透過現象看靈魂，透過迷霧看本質，喚醒被迷惑的保守主義朋友們。

普京的保守主義是結不出現代文明之果的殘敗之花

保守主義保守什麼？ 用一句話來講，就是保守基於新教信仰根基之上的人類自由之花。中國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劉軍寧說得好：“人類是一個整體，出自同一個造物主，人性也完全相同。所以，保守主義只有一種，這就是保守基於信仰的人類自由及其傳統的主義。 ”

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首先必須保守經濟自由（私人財產保護、市場秩序）、其次必須保守政治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等，為此建立憲政法治，“將權力關進籠子裡”）。 經濟保守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保守的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根基。

在這個基礎上，文化保守主義（家庭價值觀、符合自然的婚姻與性別等）意義才得彰顯。

一對照就很清楚，普京的保守主義是殘缺、破敗的“文化保守主義”，因此也是結不出現代文明之果的“偽保守主義”。普京高談的只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部分內容，但完全避談現代文明根基性的經濟保守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

事實上，普京從來沒有帶給俄羅斯人的經濟自由，反而強化了俄羅斯寡頭經濟，讓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奄奄一息；普京也從來不敢碰政治保守主義，保障個人自由，通過憲政制衡權力等等。普京的做法是恰恰相反，他讓自己的權力不斷膨脹，用特務手段、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全天下追殺反對他的政敵，最終將反對力量及俄羅斯人民裝進了籠子裡，讓自己成了新的“沙皇”。

當地時間2015年3月3日上午，遭到暗殺的俄羅斯前副總理、反對派領導人涅姆佐夫在莫斯科下葬。數千名市民及支持者前往悼念。《紐約時報》評論稱，他們要揮別的不僅是一個朋友，還親眼見證了“打造另一個俄羅斯”夢想的埋葬。在最近十年裡，算上涅姆佐夫，在俄羅斯已有至少九名社會活動人士遭遇離奇謀殺。這些案件最終都成了無頭公案，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普京及其政府的反對者。

普京之所以高舉“普京式保守主義”的旗幟，其目的不是因為他擁護真正的保守主義，更不是想踐行英美保守主義，將俄羅斯帶向現代文明；恰恰相反，他的目的只是為了反美、"反對西方自由主義"、反“大西洋體系”，以此為他正在打造的俄羅斯的"帝國模式"正名、張目，讓俄羅斯亂中取勝，成為歐亞中心，他自己則成為新沙皇。

對於普京來說，保守主義只是門面，歐亞主義才是裡面，帝國模式乃是本質！普京的保守主義徒有其表，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可惜的是，普京虛晃的這一招，不僅騙了德國總統、總理等“西方白左”，讓他們和俄羅斯做生意，把大筆銀子送往俄羅斯，回過頭來再變成子彈打他們自己； 也把很多痛恨“白左”、痛惜西方正失去信仰和自由的保守主義者們矇騙了！

2020大選中支持川普的不少人正在支持普京，還胡說什麼普京侵烏是在和“深層政府”作鬥爭，不知道有多麼糊塗！趕緊從“陰謀論陷阱”以及“普京迷惑”中醒過來吧。

請務必記住：敵人的敵人未必是朋友！

而東正教，雖然與新教、天主教並列基督教三大教派，一般人很容易以為三者應該也差不多。基督徒更是先入為主地對俄羅斯的東正教沒有研究之前，上來先有三分好感，也因此對“虔誠的東正教徒普京”平添幾分好感。但仔細考察、思考東正教特別是俄羅斯的東正教後，我倒吸了一口冷氣，為什麼？ 因為東正教實在是三大教派中最落後的（文化落後、認識落後、文明貢獻落後），與新教可謂相去甚遠，不僅如此，俄羅斯的東正教還摻雜了太多的“酵”和毒素，將這個民族帶到坑裡去了；因此，將對基督教特別是新教文明的好感簡單延伸到東正教和普京身上，乃是認知上的偷懶及不該有的迷誤 ！

簡談東正教

東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之一，在目前全世界約23億基督徒中東正教約有2.6億人，占12%。

東正教是從基督教分出來的，所以談東正教，要先談基督教。

公元1世紀，基督教產生於亞洲西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區。

“第一羅馬”也就是羅馬帝國極盛時疆域，大約控制了5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基督教首先在羅馬帝國發展起來。

公元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尼西亞召開了第一次基督教大公會議，將羅馬教會列為所有教會之首。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把首都遷往東邊的拜占庭，並將此城市改名為君士坦丁堡，也被稱為“第二羅馬”。 眼睛同時張望東方和西方的“雙頭鷹”成為其標誌。

公元392年，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被定為國教。

公元395年，大羅馬帝國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第二羅馬”）和西羅馬帝國，基督教隨之也分化成東西兩派，東派教會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為中心，經書和崇拜儀式使用希臘語；西派教會以羅馬為中心， 經書和崇拜儀式使用拉丁語。

451年，在第四次大公會議上，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被提升到第一名，與羅馬教宗並列。 當時，教宗良一世表達了強烈的抗議，拒不承認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

那個時期，基督教已經在地中海地區順利發展，這個地區形成了五個主要中心：亞歷山大主教區、安提阿主教區、君士坦丁堡主教區、耶路撒冷主教區和羅馬主教區。 這幾個主教區本來是平行關係，後來羅馬教會的權力日漸擴大，引發東邊的四個主教區為爭取基督教會的領導權而不斷發生衝突。

西羅馬和東羅馬分別統治羅馬帝國一半領土，而前者持續時間不到100年，在公元476年被日耳曼人所滅。

第二羅馬“拜占庭帝國” 的統治仍然存續千年，其疆域極盛時控制了356萬平方公里的疆域。 在這段時間裡，東正教一直相輔相成地維持着帝國，與國家關係密切，直到1453年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被伊斯蘭教軍隊攻陷。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羅馬教會和君士坦丁堡教會形成東西割據的局面，但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沒有讓基督教正式分裂。

東正教在公元1054年左右正式脫離羅馬公教會。 當時君士坦丁堡牧首馬格爾·賽魯拉留斯（ Michael I Cerularius，1000年－1059年1月21日）指責羅馬教皇篡改聖經內容以及教義，以各種禮儀問題質問梵蒂岡教廷。 羅馬教皇協調失敗後導致東西教會大分裂，東正教從羅馬公教會分裂出來，形成今天的天主教和東正教。

東派教會以“正統”自居，故稱“正教”；又因地處歐洲東部，故稱東方正教——東正教；西派教會以“普世性”自居，故稱“公教”即羅馬公教，也叫羅馬天主教。

根據戈登 - 康韋爾神學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SGC）的統計，羅馬天主教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團體，擁有超過十億的追隨者，占世界基督教人口的一半。東正教主要分布在巴爾幹半島和東歐，其中大約40％的東正教徒居住在俄羅斯。

在三大教派中，東正教信徒最少。東正教不接受羅馬教皇領導，自己也沒有一個全世界統一的教會中心。東正教目前由15個獨立的自主教會和2個自治教會組成。名義上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爾）大牧首處於首席地位，但實際上莫斯科大牧首、耶路撒冷大牧首、安提阿大牧首、亞力山大里亞大牧首並不受其節制，而且這些大牧首對非本國的東正教會轄區的影響也相對有限。

三大教派中的“新教”源於1517年，馬丁·路德發表《95條論綱》，要求改革教會、回到聖經，由此引發“宗教改革”運動 ，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天主教會脫離出去，另立新教。目前全世界信仰新教的信徒大約有8億。

新教反對天主教的聖統制，不接受羅馬教皇的領導，也不建立自己的權力中心；同時廢除天主教的教階制，認為信徒無需神職人員即可與上帝溝通。 “唯獨信心”是新教整個信仰的核心思想，即一個人得拯救，完全是出於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出於人的善功、行為；這有別於天主教與東正教認為人除了信心以外，必須加上善行才能得救的教義。

三大教的區別，可以從教堂、十字架等外在標誌清晰看出。

但更重要的區別，卻是內在區別。

比如，何為信仰的權威？ 新教只強調《聖經》即“唯獨聖經”。

唐崇榮牧師在比較新教與天主教時曾指出：

“天主教與基督教第一個最大的原則性的分別，就是權威的問題。 到底我們的信仰是根據什麼? 基督教說，根據聖經。 天主教說，根據聖經加上大公教會遺傳下來所有的教義和那些決定。 教會根據聖經和教義的遺傳來持守信仰，在這一點上並沒有太大必須爭執之處。 但是把兩樣東西等量齊觀，相同看待的話，就不對了。 我們不能否定在傳統中，有它特定的地位和應當看重並持守的東西；但是不能把傳統的教義和聖經等量齊觀來看待。 這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聖經是唯一絕對的標準。 至於傳統，並不是不重要，但是沒有重要到和聖經等量齊觀的地步。 ”

然而，不同於新教，東正教與天主教在信仰權威的認識上是糊塗的。 東正教的信仰權威由聖經、聖傳兩部分組成；《聖經》是基本經典，並且是教義的中心依據；聖傳指教會的傳統，包括大公會議的決議（前七次）、使徒遺訓、教父著作等等。

東正教的一個說法就是“聖經是教導，傳統是教師”。

所以，在信仰權威的問題上，東正教犯的是和天主教同樣的錯誤，就像耶穌所說的，他們(法利賽人)把人的遺傳當作上帝的誡命來教導人，那就錯誤了!

東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體的神。 這與天主教和新教相同。 但東正教主張子由父所生，靈由父所發，不同意關於聖靈來自聖父和聖子的說法，不接受天主教在信經內加入“及子（Filioque）”一詞。

東正教也不重視“十字架的得救”，而是更重視個人的成聖。因此，新教和正教之間的核心差異不僅在於信仰的權威是否唯獨聖經，還在於新教堅持個人生命得救的關鍵原則：稱義唯獨本乎恩、唯獨因着信、唯獨在於基督。但東正教在神學上顯然有着“比較獨特”的思想，對“得救”的理解也不同，東正教並不強調“因信稱義”，唯獨耶穌十字架上的得救，更強調每個信徒的個人“成聖”。

“上帝成為人，乃是為使人成為神”，這一神學主題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東正教的傳統。

於是，東正教漸漸地把基督的“福音”變成了個人的“修行”。

少為人知的是，隱修制度是從三世紀起就流行在東派教會間：以苦身修行為宗旨，遁世獨居或群居為特徵。 四世紀中葉，才傳至西派教會，逐漸形成天主教的隱修制度。隱修院是東正教會最高精神生活所在地，也是培育神職人員，進行神學研究與收藏珍貴宗教文物的中心。

東正教的另一大問題是：注重神秘體驗、不重視《聖經》真理。 據東正教解釋，東正教不尋求人為的真理、理性的真理，以及被稱之為神的一種理念或某種宇宙意志。它所尋求的，是超出人類極限和一切被造物的真理。有關上帝的知識，是上帝與人之間的親身交流，是有關人的整個存在的交流，而不只降格歸於他的理性天賦。

東正教具有以下公認的特性：

l  保守性：堅守古教義和古禮儀，基本不做調整。 

l  封閉性：不太強調傳教，對與天主教和新教的對話也不熱心。 

l  依附性：歷史上一直強烈的依附於世俗政權，受其嚴格的控制，不像天主教那樣一直政教分離和教俗二元結構。 

l  分散性：一直沒有統一的全球性的教會首腦機構。

l  神秘性：強調通過禱告時的沉思默想來達到與上帝的直接交通，很注重這種個體性的和不可重複性的信仰體驗。 

對於新教來說，上帝的話語被擺在集體敬拜中最顯着的地位，上帝的話語對於敬拜來說，就像空氣之於呼吸那麼重要。 但對於東正教來說，他們喜歡講：信仰不是知道，而是信任，將生命交託給神; 信仰不是個體，而是參與，參與神的大家庭; 沒有單獨得救，惟有一同，才能得到神美好的應許；如此理念主導下，東正教注重的只是集體性的神秘體驗，教堂的富麗與堂皇，聖禮儀的儀式與氛圍，沒有什麼像樣的講道，甚至根本就沒有講道。

東正教的聖禮儀等同於天主教的彌撒，聖禮儀在東正教會中，占重要的位置。 東正教的神學家認為，宗教儀式是教會對教徒思想發生影響和作用的重要手段。

羅馬書10章17節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信徒不好好學習《聖經》的話語，是不可能很好地信道的。這是東正教的大問題。

東正教與天主教一樣也有七大聖禮：受洗禮(Крещение)、堅振禮(Миропомазание)、聖餐禮(Причащение)、告解禮(Исповедь)、婚配禮(Церковный брак)、終敷禮(Елеосвящение)、祝聖禮(Священство)。

聖事：俄語“Таинство”，與“奧秘”是同一個詞，所以也叫“聖奧秘”。 東正教強調，人借着聖潔的聖事活動，進入上帝的國（進入基督的身體）。 各種聖事活動使人感受和分享了基督的生命，他又蒙召活出身體的生命，就是說他在基督的拯救里有份，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份。

東正教和天主教一樣，也重視聖母崇拜，且有過之無不及。 聖母的名稱在東正教中有數十種，東正教中也有許多以聖母命名的教會。 東正教認為，瑪利亞在信徒心中是他們與天主之間最理想的中保。

東正教還迷戀聖像。“聖像”一詞來自希臘語ΕΙΚΔΗ，意為形象。 俄語中“ИКОНА（聖像）”，特指描繪耶穌基督、聖母、天使和聖者、聖徒的肖像，其中聖母和聖徒的聖像崇拜尤有特色。 除東正教和天主教外，世界性的大的一神教都反對偶像崇拜，然而東正教卻認為“聖像是感覺的窗戶”，能讓信仰者一瞥神性的實在。

在俄羅斯東正教徒眼裡，聖像居然可以顯神跡。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東正教號稱基督教三大教派，但總體上迷於宗教、缺乏真信。而我們知道，雖然人們經常將“宗教信仰”混為一談，然而宗教和信仰其實是兩回事。宗教，其實是信仰的敵人，並且是最大的敵人。

宗教，是人為的一套儀式、規條；信仰，則是人和上帝之間的生命關係。 宗教是死的，信仰是活的；宗教讓人死，信仰讓人活。宗教繁榮昌盛，信仰或蕩然無存。羅馬帝國初期，基督信仰非常活潑；但當天主教日益昌盛時，基督信仰反而衰微了。東正教也是這樣，其宗教越複雜、繁瑣、教堂也華麗、聖禮事越花樣迭出，基督信仰的內涵反而也越蒼白，信徒們越無法在真理上紮根，在真道上信仰。

東正教還有一個更要命的問題：被權力馴服千年。如果說天主教在歷史上曾凌駕於王權之上，“掌控權力”並因此被權力所腐敗；新教則制衡權力並最終馴服了權力，讓權力為民所用；那麼相比之下，東正教則是“被權力所馴服”的悲劇典型。

歷史上，東正教從一開始就強烈依附於世俗政權，受到嚴格控制，不像天主教那樣一直政教分離和教俗二元結構，更未實現新教所建構的現代政教分立（離）。

在東方，大主教與君主之間並無如羅馬教宗與世俗國家君王間的相爭。 東正教與治理君士坦丁堡的權力之間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這種關係非常密切，以致被西方教會人士和歷史學家稱之為“皇帝兼牧首制度”，意即教會事務完全順服皇帝的管理，教會實際上淪為政府的一個部門， 權力的僕人和信徒。

歷史上，君士坦丁的近臣俄塞普（Eusebe）這樣為他登基30周年謳歌：皇帝是“基督的朋友”，“根據上帝的旨意施行統治”，其政權如同上帝的基業一樣永垂不朽; 耶穌是宇宙絕對的主，皇帝是“世間一切生靈的領頭人”，“把一切生靈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 他把“真理的敵人”統一在真正的信仰之中，因為“皇帝作為聖言的講解者，把良知教給全人類”。

東正教會當然否認“皇帝兼牧首制度”的指責，指出牧首有權力將皇帝開除出教門即“破門”，然而觀察東正教歷史，從無牧首將皇帝破門的先例， 反而是皇帝多次指派宦官充任牧首……

約翰福音8章31-32節：“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可見，唯有遵守上帝的道，才真是信他的人；而不懂得《聖經》的真理，就不可能得自由——這個自由，既是真理里的自由，也是實實在在的現實世界中的自由。

俄羅斯人信東正教超過1000年，但至今不能得自由，一個深刻的原因就在於：他們信的是被權力馴服的所謂東方正教，而不是耶穌基督讓人自由的真道。

東正教與俄羅斯

講完東正教，再來講“俄羅斯的東正教”以及“東正教的俄羅斯”也就是被東正教影響的俄羅斯的民族性。

“俄羅斯東正教會”這一稱謂同時也可以叫做“莫斯科牧首區”，它與君士坦丁堡牧首區、安提阿牧首區和耶路撒冷牧首區平行。

俄羅斯東正教會自述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3年基督教在耶路撒冷創立的時候。 這顯然是太誇張的說法。 事實上，東正教是在10世紀由拜占庭傳入俄羅斯的。公元9～10世紀，先是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的斯拉夫人，後來是俄羅斯都加入了歸信東正教的行列。

公元988年，是東正教的一個重要年份，基輔羅斯（Kievan Rus）王國，其弗拉基米爾大公迎娶了拜占庭公主安娜，在克里米亞（Crimea）接受洗禮，並規定東正教作為官方宗教。

“羅斯受洗”的故事大家多少知道一點；或不知的是，當初弗拉基米爾大公提出娶安娜公主，但人家拜占庭不干，說不嫁不信教的外邦人；大公於是表示，那我就受洗；但拜占庭嫌其受洗不夠格；於是弗拉基米爾大公一不作二不休，斷然發動羅斯-拜占庭戰爭，占領了今天俄烏戰爭正激烈交戰的當時拜占庭的一個城市——克里米亞的屬地赫爾松，逼得拜占庭沒辦法，只好接受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受洗與求婚。

羅斯的後人一直將“羅斯受洗”視為“俄羅斯文化的始點”，“俄羅斯文明的淵源”。

安娜嫁到基輔羅斯時，把希臘教會修士也一併帶到了基輔羅斯公國。於是弗拉基米一世下令把全國的神像全部廢除，強制人們跳入第聶伯河洗禮，加入東正教，從此東正教便在俄國紮根生長，成為俄國正統國教。

“羅斯受洗”是俄羅斯轉向歐洲文明的歷史轉折點，但卻是用武力和權力開路的。

2014年，普京就曾引用這段歷史來證明他占領克里米亞是正當的，他稱這片土地對俄羅斯來說是 “神聖的”，而俄羅斯是羅斯的真正繼承者。 但普京永遠不會告訴世人：弗拉基米爾是如何用武力和權力逼迫人家給他受洗的。

“弗拉基米爾（Vladimir）”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起源於斯拉夫語族的名字，意思是“光輝的統治”；民間基於詞源的解釋，則是將名字解釋為“世界擁有者”或“和平擁有者”。 我們今天理解得簡單點，就權當是“太陽王”或“紅太陽”好了！

“太陽王”受洗，表面上是權力轉向信仰，實質上是權力利用宗教。 弗拉基米爾大公的目的，就是想利用東正教，讓羅斯融入歐洲進而成為歐洲強國（弗拉基米爾·普京先生今天同樣是以權力利用東正教）。

弗拉基米爾大公之後，羅斯各地區的“洗禮”受到了當地依然崇奉原始膜拜居民的激烈反抗，甚至爆發過聲勢浩大的起義。 俄國真正成為信奉東正教的國家，經歷了百年以上的艱辛歷程；而羅斯土地上多神膜拜的道德、規矩、習俗，也沾染並溶匯於這新信仰之中，讓俄羅斯的東正教摻了許多“酵”。

弗拉基米爾大公以俄羅斯國家和宗教雙重創始人的歷史性貢獻贏得了俄羅斯民族的景仰，“弗拉基米爾（Vladimir）”一詞也成為最常見的俄羅斯名字之一 。 列寧叫“弗拉基米爾”，俄烏兩國現任總統都叫“弗拉基米爾”，這是否只是歷史的碰巧？

新俄羅斯建立的，聳立在俄羅斯政府官員上下班進出的波羅維茨門前的巨大的弗拉基米爾大公雕像（攝影/聞一）

最早的時候，俄國教會附屬於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由拜占庭派遣大主教駐基輔，領導基輔的主教們。

中世紀，東正教在俄羅斯興盛起來。 據估計，14～16世紀在俄羅斯大地上大約修建了250多座修道院，修道院不僅是修行場所，還搞學校教學、辦圖書館、經營土地等，這些無疑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正因如此，俄羅斯東正教會與自己國家之間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聯繫進一步加強了。

1439年，君士坦丁堡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舉行宗教統合會議，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與羅馬天主教會經過談判曾有過短暫時期的合併。 然而，俄羅斯東正教會對此堅決拒絕，1448年俄羅斯東正教認為1439年宗教統合之決議危害其教會之利益，故正式與君士坦丁堡教會分裂。 從此，俄羅斯全境宗教大事，完全由主教們參與之宗教會議自行決定，而不再聽命於其他教會。

東羅馬帝國1453年滅亡後，最後一個朝代巴列奧略王朝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婭公主輾轉逃亡到莫斯科公國；後來在教皇的支持下，莫斯科公國大公伊凡三世（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1440— 1505年10月17日）與索菲婭公主結婚。

伊凡三世據此婚姻，聲稱繼承了羅馬帝國的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理念，以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自居。 拜占庭帝國的雙頭鷹國徽也順理成章地來到了俄羅斯，並慢慢演變為今天的國徽。今天，在俄羅斯也隨處可見拜占庭風格的建築遺蹟。

迎娶拜占庭帝國的末代公主，在法律上意味着莫斯科大公國成為拜占庭的合法繼承人，莫斯科大公國至少在名義上從此可以成為羅斯諸城邦的首都，而伊凡三世的地位也將由大公而變成各個城邦集合起來的國君，而羅斯諸城邦可以名正言順地併入莫斯科版圖。莫斯科公國由此成為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國家，由留里克王朝統治。

到了15世紀末，基輔和莫斯科都已擁有穩固的教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且一直保存到今天。

隨着奧斯曼帝國入侵與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東正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領導權隨即轉移到了俄羅斯。

公元1547年，莫斯科公國留里克王朝大公伊凡四世把國號“莫斯科”改成“俄羅斯”，君主稱號從大公改成沙皇，所以後世一般稱為俄羅斯沙皇國、沙皇俄國、俄羅斯王國。 公元1613年，米哈伊爾一世成為沙皇，開創俄羅斯歷史最後一個朝代羅曼諾夫王朝。

在這一歷史時期，東正教會的四大牧首區或受制於天主教的羅馬教皇，或被穆斯林的奧斯曼帝國勢力削弱，俄國實際上變成了唯一獨立的東正教大國。 從此，俄羅斯東正教會的高層神職人員堅信，保存真正的東正教精神是自己的使命，而且，有必要論證自己對於拜占庭的繼承性及使命，這就產生了“莫斯科—第三羅馬”理論。

“莫斯科—第三羅馬”理論對俄羅斯民族影響深遠。它究竟又是怎麼回事呢？

1533年，瓦西里三世統一俄國後，時任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長的菲洛費依(Филофей Псковский，1465-1542)在給瓦西里三世的信中首次寫道：“第三個新的羅馬——你的強大帝國，是全體神聖信徒朝聖的都會，她在普天下比太陽更加燦爛…… 兩個羅馬衰落了，第三個全新的羅馬正屹立着，而第四個永遠不會出現。 ”

這段話很多人引用時背景交待不清楚。其實，菲洛費依提出“第三羅馬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他的宗教思考。 首先，從時間節點上看，在當時基督教的世界觀中，此時“人間王國”即將結束，“基督王國” 即將開始。 按當時的紀年方式計算，1453 年(拜占庭滅亡之年)是人間的第 6961 年，離人間的第 7000 (即 1492 年)年只剩下 39 年時間。 而當時的東正教的想法是，人間1000 年等於上帝的一天，第7000年等於上帝的第七天，之後便開始基督的千年王國。 菲洛費依由此斷定，“第三羅馬”是最後一個羅馬，且不會再有“ 第四羅馬”了。

這當然是對《聖經》的極大誤解，卻影響了俄羅斯數百年的民族性格和精神。

首先，在當時俄羅斯東正教的眼光中，在新世界即將來臨之際，拜占庭——東正教的載體——由於與西方天主教同流合污(簽訂佛羅倫薩條約一事被俄羅斯人解讀為對東正教的背棄)，受到上帝懲罰而滅亡；那麼，誰來接替東正教的衣缽呢? 篤信東正教的羅斯自然成為最合適的人選;

其次，第三羅馬說的整個文本都是對啟示錄的仿寫，其思想基礎是對千年王國(又稱“千禧年”)和終末的期待。 早在十二和十三世紀，歐洲就期待着救主最後能在人間建立一個公正自由的王國，這個王國是繼聖父王國(舊約時代)、聖子王國(新約時代)之後的“第三國”——聖靈王國。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 第三羅馬不僅指歷史現實中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的傳承者，還指向《聖經》中提到的“第三國”。

費洛菲依正是基於上述思考，把莫斯科置於全世界乃至全宇宙的包羅萬象的位置，這時的羅斯幾乎與世界畫上等號：“東正教偉大的沙皇似諾亞方舟，在洪水中得到拯救”；得到上帝拯救的羅斯將給全人類帶來光明，“統一的聖徒的東方教會比普天下的太陽更明亮，它光芒四射……”；“所有的王國都將因信仰不純而被淹沒，而新的俄羅斯的王國將成為東正教的頂梁柱……”

這“神聖的啟示和呼召”深刻地影響了俄羅斯國家和民族。1589年，莫斯科命名為“第三羅馬”，正式以拜占庭的繼承者與東正教中樞自居;1589年，莫斯科教區取得自主地位，實現了自主管理，莫斯科的主教約伯被推舉為莫斯科和全羅斯大牧首，俄羅斯東正教形成，盛極一時;自稱“第三羅馬”的莫斯科取代了君士坦丁堡成了新的東正教會中心，俄羅斯也成為至今最大的東正教國家。

公元1721年，羅曼諾夫王朝第四代沙皇彼得一世登基稱皇帝，把君主稱號沙皇改成皇帝，國號俄羅斯改成俄羅斯帝國，從此俄羅斯變成真正的帝國，自稱是“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之後的第三個“羅馬帝國”，即“第三羅馬”。

“第三羅馬說”是在莫斯科羅斯“大國崛起”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因此其中蘊含着不可一世的俄羅斯民族思想、政治抱負以及國家認同。 在 “第三羅馬說”中，羅斯順理成章地成為最高的、獨一無二的、神聖的乃至上帝神選的“獨一無二的”民族；羅斯雖然是最後一個加入基督教世界的，但最後一個就是第一個，第一個就是最後一個。

這樣，一個原本缺乏自信、相對落後，不得不想方設法、以拜占庭為師的民族，現在卻取而代之、後來居上，找到了“從神而來”的“超級自信”。

可想而知，“神選民族”的自信足以秒殺世上任何“自信（你說你有多少個自信都比不上人家這一個自信）”，讓俄羅斯民族自信爆棚。誰家的自信，都比不上俄羅斯人家這一個“神選自信”！俄羅斯民族既是“神選民族”，其他“非神選民族”自然不在眼中、不在話下，俄羅斯對這些民族的主導、擴張乃至侵略，都是替天行道、小事一樁。

於是，“上帝神選”的思想一方面把俄羅斯帶入到偉大的使命，讓它睥睨天下、傲視群雄，擔負起拯救全世界的職責；另一方面，又令俄羅斯封閉自守、敝帚自珍地呵護着本民族的傳統，竭力避免被“非神選民族”同化。

例如，16 世紀，為避免非東正教教民“污染”俄羅斯人，俄羅斯官方就制定過一系列措施，例如外國人不能隨意進入或者滯留在俄羅斯；入境工作的外國人必須隔離在“外國人街區”，穿本民族的服裝，以便從外觀上能區別開來；俄羅斯人從國外回來後，必須去教堂懺悔贖罪，不管他是否背叛自己的信仰。俄羅斯人對“非我族類”的恐懼幾乎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甚至擔心自己的衣着、髮型或者頭飾像外國人，會遭到官方的懲罰。

“第三羅馬”在空間上是無限的，它代表着東正教文明體系將不斷擴張; 在時間上也是無限的，而它的結束將是歷史的終結；從道義上講，“第三羅馬”的使命是拯救全人類，因此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俄羅斯的內政。別胡說什麼北約東擴讓普京不可忍受，就算沒有北約，普京也要向東南西北擴張，因為俄羅斯“第三羅馬”的帝國邊境沒有止境。

學者們對於“第三羅馬”理論的評價褒貶不一，但都承認：在俄羅斯這個國家此後的發展歷程中，“第三羅馬”理論的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影響。在伊凡雷帝時期，建立“俄羅斯帝國”已成為他處理內外關係時的主要目標，在他下令編纂的《編年文匯選編》當中，俄國被描述為世界的中心，而俄羅斯人作為“上帝的選民”有責任在世界的中心——莫斯科建立“人間天國”，並使其成為保護世界不受邪惡勢力踐踏的堅強堡壘。

中國人以“中央之國”為自豪，視周邊為“天下”甚至“蠻夷”，顯得很自我中心；但與俄羅斯民族“第三羅馬”這樣的“神選自信”相比，與俄羅斯國家自認的“世界中心”相比，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啦！

和“第三羅馬”相關，東正教塑造俄羅斯民族有重大影響的另一個觀念叫“俄羅斯的彌賽亞（миссия）情結”。

每個成熟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發展階段，俄羅斯一千年的線性歷史發展階段分別為基輔羅斯、韃靼羅斯、莫斯科羅斯、彼得堡俄羅斯、蘇聯和解體後的俄羅斯；在這其中，穩定地影響俄羅斯的是什麼樣的民族精神呢？ 作家卡拉-穆爾扎（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說：俄羅斯價值觀，即俄羅斯人是一群自覺自愿地背起十字架的人，這個十字架就是對全人類的宗教關懷，這就是“俄羅斯的彌賽亞（миссия ）情結”。

說一個民族有“彌賽亞情結”，即意味着這個民族認為自己擔負着特殊的使命，是“世界的救世主”。 這樣的民族在世界上鳳毛麟角，以色列是第一個，俄羅斯則是第二個。

如果將東正教比作俄羅斯文化的皇冠，那麼其核心教義“彌賽亞(Messiah）”就是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顆明珠。學者們認為：對俄羅斯文化的研究實際上主要是研究東正教對俄羅斯的影響；而東正教的核心教義——“彌賽亞意識”則是“俄羅斯思想”和“俄羅斯靈魂”。

“彌賽亞意識”與“第三羅馬”如同一體兩面。隨着基輔羅斯的衰落和莫斯科公國的興盛，東正教在俄羅斯飛速發展；16世紀初“第三羅馬”理論提出之後，“彌賽亞情結”在俄國的影響力也日漸增大。 

“彌賽亞意識”是一個文化概念，也是俄羅斯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 然而，正是在“彌賽亞情結”的作用下，俄羅斯完成了基本的民族認同和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俄羅斯人自此認定自己是“神選民族”，肩負“第三羅馬”的神聖使命，這種意識和執念貫穿於俄羅斯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並深刻作用於俄羅斯政治，推動其歷史進程，影響了其國家命運。

“彌賽亞情結”與“第三羅馬”的使命認同、民族認同，帶給俄羅斯十分矛盾的二重性格：一是在焦慮中夜郎自大，二是在自信中妄自菲薄。

例如，有俄羅斯學者驕傲地認為，俄羅斯被等同於整個世界，它能夠代表全人類。20 世紀的俄國宗教和政治哲學家別爾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1874年3月18日－1948年3月24日）就說:“東西方兩股世界歷史洪流在俄羅斯碰撞且相互發生作用……俄羅斯堪稱一個完整的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東西方組合體，它就是兩個世界的紐帶。”

什麼是歐亞主義？這就是歐亞主義，俄羅斯是歐亞的中心，不，是世界的紐帶以及人類的拯救者！誰要不服，膽敢擋道，見神殺神，見佛殺佛……

另外的俄羅斯學者（如恰達耶夫）則因為過於相信俄羅斯的特殊使命，所以才痛心疾首地訴說俄羅斯的落後、愚昧和野蠻，恨鐵不成鋼啊！

被稱為俄羅斯思想代言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把俄羅斯看成與上帝比肩的民族，另一方面又將之視為充滿罪惡和殘酷的世界，就是矛盾性格的充分表現。

蘇聯時代，政府對“無神論”的宣揚和對東正教的打壓，是否意味着“彌賽亞意識”、“第三羅馬”在俄羅斯的終結呢？非也，其實是改頭換面的再次登場！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淵源和涵義》中指出：“第三羅馬演變成莫斯科王國，以後變成帝國，最後則變成第三國際”。在他眼中，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就是古老的“彌賽亞意識”的轉化和變形；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狂熱的個人崇拜也是“彌賽亞意識”的反映。

中國人很熟悉“第三國際”，但中國人真的理解過“第三國際”嗎？

從“蘇聯是全世界的救世主”到今天普京的俄羅斯在世界範圍內的各種行動包括俄烏戰爭的打響，都說明“第三羅馬”、“俄羅斯的彌賽亞情結”在這個民族，在今天的時代，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在不斷加強。

為什麼俄羅斯外交一直秉持其鮮明的“大國主義”強硬作風？除了國家實力和國際環境的變化等因素之外，文化尤其是東正教文化及其注入俄羅斯民族的“彌賽亞情結”，是其中內在、持續、深刻的精神影響。

一方面，“彌賽亞情結”帶給俄羅斯人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這影響了他們對其國家利益與國際地位的判斷，恢復大國地位一直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另一方面，在“彌賽亞意識”的作用下，俄羅斯人天生具有一種崇拜強權人物的心理和對集權政治的慣性容忍，換言之他們總在盼望着一個強而有力的人帶領俄羅斯完成拯救世界的歷史使命，這種特有的文化心理影響了俄羅斯的對外決策機制，使其總統在對外決策上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可以說，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彌賽亞情結”已經成為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的“情結”。而歷史對這個民族的塑造，又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情結與自信。

因為，拜占庭的基督教、韃靼文化、歐洲文化等，每一次俄羅斯都用生硬的“拿來主義”方式或者被他者強行進入的方式進行了文化上的改造，這使得俄羅斯具有“文化自信”。俄羅斯人還認為，在歷史上，正是俄羅斯，化解了東方最強大的敵人——蒙古韃靼的威脅，從而拯救了整個歐洲；打敗了拿破崙，從而解放了整個歐洲；二戰中，又打敗了希特勒納粹德國以及軍國主義日本，拯救了全世界。這不正是“第三羅馬”和“彌賽亞”之於俄羅斯的最好歷史證明嗎？基於這樣的歷史自信，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不欠全世界的，更不欠歐洲的，是全歐洲、全世界欠俄羅斯的，並且遲早有一天，上帝一定還會使用俄羅斯再次拯救世界。

“大國主義”外交之所以在俄羅斯外交史上一以貫之，根源就在於“俄羅斯民族的彌賽亞情結”以及“第三羅馬”的國家使命認同。因此：

第一，俄羅斯民族對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定位一直很明確，他們深信不管處在怎樣的國際環境中，不管當下的國家實力如何，俄羅斯“上帝神選”的特殊地位不會改變，其“拯救世界”的使命不會改變。

第二，在處理與美國等大國的關係時，不管俄羅斯採取何種戰略戰術，其最終目標都是謀求世界大國地位；在處理與獨聯體國家的關係時，俄羅斯則以“大家長”身份自居，既對獨聯體國家承擔相當的責任和義務，又從不放棄對該地區的絕對控制權。

第三，俄羅斯民族崇尚對外強硬的領導人。縱觀俄羅斯的外交史，不管是帝俄時期、蘇聯時期還是俄聯邦時代，俄羅斯的最高領導人不僅享有對外政策的絕對控制權，而且對外手段越強硬，越受民眾歡迎。

俄羅斯與美國在人權等問題上的互不相讓、普京對“美國例外論”的批評背後，恰恰是“俄羅斯例外論”的折射，俄羅斯人對自身精神性與道路獨特性的信念，使之對“美國例外論”嗤之以鼻。

冷戰結束後，隨着俄羅斯民族復興和東正教的回歸，“彌賽亞意識”越來越深入地影響到了俄羅斯的內政與外交。這也正是普京受到俄羅斯人民歡迎，其對外冒險、對內獨裁在俄羅斯不僅被容忍而且被縱容的深刻原因，而筆者大膽預言：美國和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與金融制裁，由於無法觸及俄羅斯深層的民族情結，因此也許對其他國家有效，但對俄羅斯來說效果有限。

俄羅斯東正教的問題究竟在哪裡？

在一般性地介紹完俄羅斯的東正教與東正教的俄羅斯後，再來分析東正教特別是俄羅斯東正教的問題。

首先，東正教本不重視真理，俄羅斯的東正教更是先天不足，後天也不足。

眾所周知，上帝的話語和真理對信徒生命造就來說至關重要。正如希伯來書 4章12節所說的：“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

然而，弗拉基米爾大公確定基督教為國教時，以俄羅斯的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根本達不到對福音書的信奉，於是其信仰僅限於外在形式而已，第聶伯河的受洗也只是表面上的受洗而已。

基督教的精神，由於俄羅斯在地理和歷史上的封閉孤立，使這一融入更加困難;遙遠的距離加上蒙古人的統治，使俄羅斯長期遠離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俄羅斯人長期生活貧困、文化程度低，更影響到俄羅斯民族對真理的追求和真道上的紮根。

列賓：伏爾加河上的縴夫

絕大部分俄國人民是文盲加農民，過的是一種無比原始古老落後的生活方式。 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俄羅斯文化完全是從西方斷斷續續引進的，基本屬於占人口比例極小的貴族。俄羅斯的文化巨人諸如格林卡、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從小接受歐化教育的貴族，他們的作品與俄國平民實在沒什麼相干，並不為文盲大眾理解和欣賞。這是連列寧都承認的。

在時間維度上，俄國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紀創作出來的，此前是一片蠻荒，俄國人的“古典作品”其實是近代作品。 在空間維度上，革命前的俄國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輔幾個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則是一片荒野。 即使是在那幾個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與廣大百姓毫不相干。

貧窮加無知使宗教及其他一切都退化了。 隨着理論的消失，禮拜也就成了宗教的全部內容。 隨着文化水平的不斷降低，進行禮拜所用的語言和遵循的程序便成了教士集團唯一必備的知識，可是相當一部分的教士卻連字都不識得。

統一的儀式不知不覺被文字上和實踐中的分歧所取代。在傳抄的過程中，祈禱書裡出現了誤解性的錯誤，以及奇怪的增添文字，可是這些新的祈禱文卻因被誤認為古代即是如此而受到人們的尊重。

因為客觀上的文化水平低下，以及東正教不重視真理的主觀原因，俄羅斯東正教更不重視講道，真理信息的澆灌十分薄弱。信徒們站着參與儀式，感受的只是濃重的宗教儀式和氛圍感而已。

除了重視傳統，禮儀形式比較固定外，俄羅斯東正教會還非常重視在儀式中使用傳統的斯拉夫語，強調在神學和語言上與以往時代的連續性。

如果俄羅斯的東正教徒有足夠的謙卑，願意向外學習也好。 然而，“第三羅馬”與“俄羅斯的彌賽亞情結”的“屬靈驕傲”帶來的是俄羅斯東正教世界對外面屬靈世界的強烈抵擋。 十七世紀，在逐漸受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下，俄羅斯的宗教爭論也反映出一種更深刻的恐懼，擔憂擴大的外國影響力將會摧毀俄國獨特的文化。 特別是東正教教士深恐外來的新教與天主教會破壞東正教純正的正統信仰與道德傳統規範，所以作為東正教思想的傳播者和保衛者，教會竭力抵制西方思想的滲透。

新教以及宗教改革追求"恢復到最初的教會"，可是東正教會認為自己證明了東正教會即是最初教會，基督教不需要再恢復什麼，“第三羅馬”的俄羅斯東正教就更不需要恢復什麼了。

“神學”一詞，俄語分為：“теология”即“有神論的學說”；以及“богословие”即“ 東正教神學”，或直譯為“上帝的言說”或“上帝的話語”。 這兩個詞在中文裡均可譯為“神學”，但後者是俄羅斯東正教自己的詞，專指“東正教的神學”。

這就好像邏輯被分為兩種：邏輯以及俄羅斯的邏輯一樣。

從“神學”的用詞不同，可以看出東正教與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學特質的微妙差別，這就是，西方秉承西方哲學思辨和論證的傳統，對信仰也要論證清楚，而俄羅斯人對神的主觀領受，直接就當成了神的話，毋庸置疑，不加探究，絕對正確，不由分說。

其次，東正教將“福音”變成了“修行”，俄羅斯東正教走得更極端，他們從“修行”走向“苦修”，最終發展出一整套反智主義的“聖愚文化”來。

所謂“聖愚”，俄文為“юродивый”，英文維基百科翻譯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為“為基督而犯傻”;美國學者湯普遜（Ewa M. Thompson）譯為“Holy fool”，意為“神聖的傻子”。 據學者考證，它產生於11世紀基輔羅斯時代，盛行於16—17世紀。 美國學者湯普遜認為它來源於東方的薩滿教，但俄國和西方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及社會學家則認為它來源於拜占庭的“愚人傳統”，隨東正教傳入俄羅斯而產生。

“聖愚”：被視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預言未來，並為人禳災治病。 “聖愚”行為怪誕反常，但又是俄羅斯人心中的世外高人，頗有點像中國的“濟公”......

這恰成了俄羅斯的民族性格。 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觀察到：“在俄羅斯民眾的身上可以發現諸多矛盾的特性：專制理念、膨脹的國家意識，和無政府主義、恣意妄為;殘酷、暴力傾向和善良、人性、溫和; 信奉禮儀和尋求真理; 個人主義、敏銳的個性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自我吹噓和普濟主義、全人類理念;末世—彌賽亞宗教觀和表面的虔誠;對上帝的尋求和戰鬥的無神論;謙遜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羅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極端性、非理性、神秘主義、無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對彼岸世界的追求、對苦難的獨特態度等，都與“聖愚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聖愚文化”最嚴重的，是它哺育出了俄國知識分子畸形的“辯證道德觀”。 習慣了這種弔詭現象的俄國人，自然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價值觀，亦即把罪孽視為美德，把殺戮當成催生，把破壞視為建設，把自虐視為犧牲，把苦難視為洗禮......

從這個背景來透視，不難看出俄國人為何會對“共產主義天堂”的夢囈情有獨鍾，對“解放全人類”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

“聖愚文化”表明，俄羅斯的東正教最終走向了一種“反智主義”的狂熱與迷信。 這就應驗了羅馬書10章2-3的批評：“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識。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

這種反智主義的信，非但沒有將俄羅斯民族帶入到基督真道的信仰，反而領入到自以為是、自以為義，自高自大、殘害眾生的內政外交的泥潭中。

第三，俄羅斯東正教又一個致命的問題，也是被權力掌控、利用。

10世紀，俄羅斯從拜占庭引入基督教，與拜占庭版的東正教一同被引進羅斯的還有一種理念 ，即“教會依附和順從世俗國家政權”。 在神父的說教中，宣傳“教會依附和順從世俗國家政權”的思想是“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一個主要內容。 沙皇政權因此被蒙上一輪神聖的靈光，他的統治被說成是神的意志，教徒們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沙皇，在服從教會的同時，也要做沙皇的奴隸。 同時，拜占庭基督教的教階制度即它的職位等級制度，後來也成為羅斯建立世俗政權機構的一種樣板或模式。

到了沙俄時期，東正教正式成為俄國民眾的精神支柱，也正式淪為沙皇統治的一個工具。 那時沙俄政府內的官員必須是虔誠的東正教徒。 而且東正教向民眾宣揚的教條其中就有“聽從教會，忠於沙皇”，可見東正教已經與統治階級完全結合在一起了。

東正教教徒把各種關係建立在上帝的權威上，把家庭關係、社會關係、國家關係與上帝緊密聯繫起來，認為各種社會關係的確立是由上帝的意志決定的。 於是，古老的俄國法律一貫把皇帝置於宗教領袖的地位。 也就是說它賦予沙皇無限的權力。 法典規定了君主專制以及對神授皇權的絕對服從，這也得到傳教者的遵從。 在人民眼裡，沙皇是上帝的使者，神權的象徵，俄國的耶穌。 人民對沙皇的崇拜達到迷信的程度;人民認為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正因為如此，人民把東正教的主宰權拱手送與沙皇。

1721年，俄國彼得大帝由於“尼康改革”威脅皇權而解除了東正教大牧首聖職，廢除了牧首制，並設立聖主教公會。俄羅斯東正教因此更加被納入國家體系，處於世俗政權管轄之下。 “尼康改革”本身就是權力驅動的宗教改革，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不可同日而語，卻又因觸犯權力而更加被套上權力的枷鎖。

由於歷史上東正教是俄羅斯的國教，大部分人把熱愛教會看作是熱愛祖國的象徵。 所以說東正教對他們來說是俄國的特徵，是國家法制，是最古老最廣泛的文化遺產。東正教不僅組織了國家，創造了俄國，它甚至是國家統一的紐帶。

正是由於如此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俄國人民更加頌揚其國教東正教，以自己是俄羅斯人、斯拉夫人為驕傲。 他們認為俄國擁有最純正的基督教---東正教，因此俄國人自視為東正教的衛道士。

從信仰與真理的角度進一步總結一下俄羅斯東正教的三大問題：

一、真理上的迷茫。 不承認《聖經》的最高權威，而是強調“聖傳”和《聖經》具有同等權威；不重視信徒對《聖經》真理的學習，不重視甚至談不上有像樣的講道，只注重宗教儀式和氛圍；不強調“因信稱義”的十字架的救恩，而是強調“聖化（類似於新教的成聖概念）”和“聖愚”；和天主教一樣崇拜聖母瑪利亞，以及更加濃厚的“聖像崇拜”……

二、真信上的迷失。 不是高舉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而是將國家和權力當作偶像來崇拜，淪為權力的僕人和強人的信徒。

三、真道上的迷誤。胡解《聖經》，相信“人類王國”只有7000年，據此鼓吹莫斯科（俄羅斯）是所謂"第三羅馬"，將"彌賽亞"情結注入俄羅斯民族的性格，讓俄羅斯人誤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神選民族”，從而將俄羅斯民族誤導向極其的自大和自負——不是俄羅斯人需要上帝的靈魂拯救，而是上帝需要俄羅斯人來拯救。如此俄羅斯“拯救世界”不僅與《聖經》教導世人需要基督“拯救靈魂” 的思想毫不相干，“神選民族”和“民族平等”的現代文明思想更是格格不入。

很顯然，東正教的確給俄羅斯民族帶來了正面祝福，“沒有東正教，俄羅斯千古如長夜”，但顯然也帶來了負面影響。一方面，東正教的傳入推動了俄羅斯文明的產生與發展，對俄羅斯的文學、藝術、建築等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另一方面，東正教塑造了俄羅斯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世界觀，影響了俄羅斯對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成為俄羅斯民族無法取代的精神支柱；然而，東正教的神秘主義、反智主義，“第三羅馬”與“彌賽亞意識”又對俄羅斯民族帶來嚴重的誤導。

正是東正教的這些“酵”也就是其極端、有害的宗教認識塑造了俄羅斯根深蒂固的“大國沙文主義”外交：完全漠視國與國之間平等的國際法體系，並追求不擇手段的對外擴張的“內在衝動”。

俄烏戰爭的思想根源，普京的靈魂本質，顯然只有洞察俄羅斯人的千年執念，才能完全明白。

因此，可以斷言，俄羅斯東正教如果不經歷類似於“宗教改革”的深刻歸正，不消除這些落後和錯誤的影響，俄羅斯這個民族將很難走向現代文明的大道與正途！ 而在錯誤的信仰與執念上，普京信什麼都是白搭，何況他真正的目的，只不過是要以權力利用東正教來一統天下、唯我獨尊而已。

進一步思考：俄羅斯的東正教與“三類偶像崇拜”

剖析普京與東正教，讓我想到一類普遍性虛假信仰的問題，就是：有些人好像在拜真神，卻是用虛假的方式崇拜，這便是“第三類偶像崇拜”的問題。

除東正教與天主教外，其他人包括新教徒樣也可能犯同樣的錯。因此值得借題發揮、進一步理論一下。

《聖經》中，上帝頒下清晰、嚴厲的誡命：不許拜偶像（參見經文：出20：3－6；羅1：21－25）。

“十誡”第一誡，上帝命令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十誡的第二誡，上帝反過來命令：不可跪拜偶像。

禁止偶像崇拜之所以位列十誡的第二位，是因為“偶像崇拜”幾乎總是我們犯下各樣罪的原因，最終讓我們遠離、背離真神。 正如美國當代牧師提摩太·凱勒所指出的，“我們違背任何誡命的同時也違背了第一條誡命。 ”

人，絕對不能用尊崇神的方式去尊崇任何人或物，沒有任何人和物可以取代甚至接近神的地位（太10:37；路14:25-35）。  “心懷二意”的敬拜絕不是敬拜； 神絕不接受這種敬拜（王上18:21）。 當一個人試圖去侍奉兩個主人時，必然越來越遠離神（太6:24；詩135:15-18），最終陷入苦難的泥潭（“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詩篇 16:4上”）

那什麼是偶像呢？ 偶像，就是人造的假神。

拜偶像，就是“將上帝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羅1：25）。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 這樣定義“偶像崇拜”，他說：“ 在理智和道德上對部分而非對整體、對創造物而非造物主、對暫時而非對永恆的一種盲目崇拜。 ”這個定義完全符合《羅馬書》保羅的定義。

人，將有限之物代替永恆上帝加以尊崇和膜拜，那無論拜的是什麼，都可稱為 “拜偶像”或“偶像崇拜”。

我想指出的是，偶像有三類，且一類比一類狡猾和隱蔽，一不小心就會上當受騙，深受其害。

第一類偶像：“有形偶像”，即泥塑木雕畫像之類。 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的金牛犢，在迦南地拜的巴力、亞舍拉、摩洛，以及尼布甲尼撒豎立的金像等等。 這樣的偶像在全球各地，可謂是多如牛毛。

對這類有形偶像，新教徒們一般有免疫力，會自覺加以抵制。

天主教和東正教卻不盡然。 他們在人與上帝之間布置了許多宗教性的隔閡，聖人與馬利亞的崇拜，就是其中之一。 聖徒不但成了一般民眾的敬拜對象，甚至被視為人與基督之間的橋梁：罪人不僅不能與上帝面對面說話，甚至連與人神中保的耶穌基督說話，還是不夠資格，於是乎只能借着中保的中保——聖人，代人向基督陳情，溝通的管道迂迴曲折。 社會上到處都是聖圖和聖像，聖人以圖像的形式，出現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座建築物、每個行業，甚至每個人，都有所屬的主保聖人，作為他們的保護。

因着對聖人的敬拜，教會也開始了崇拜聖人遺物（“聖物”）的風氣。他們相信，這些由聖人遺留下來的東西具有特殊的屬靈力量，任何人只要向它們敬拜，或觸摸它們，便可得着無限的賜福。一個城市擁有聖物愈多，所受的祝福也愈大。

除敬拜聖物外，往聖地朝聖也是一個重要的蒙福途徑。天主教宣揚最重要的聖地是羅馬。1300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 Vlll， 1294－1303在位）宣布當年為禧年，所有到羅馬朝聖的人，都可得到無條件的赦罪之恩，結果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前往。對俄羅斯東正教徒來說，則是莫斯科。

最終，羅馬大公教會成了最大的偶像。天主教宣稱，由使徒傳承至今的主教制度是基督教的真偽標準，惟有圍繞在主教座位附近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得救。教會是上帝救恩的總代理，握有捆綁與釋放人的生殺大權，離開教會或主教的治權，便只能註定滅亡。教士和平信徒不同，平信徒惟有借着教士以至整個大公教會的宗教架構，才能上攀天界，與上帝建立關係。 因此，信徒最大的責任是信賴教會，跟隨教會，接受教會為他們安排的各項聖事聖禮。

天主教之外，拜占庭帝國及今天俄羅斯的聖像崇拜有過之無不及；東正教立神像，對着神像禱告等，殊不知這些都是違背《聖經》真理的教導，是上帝所厭惡的。

第二類偶像：“無形偶像”，即隱藏在人心中的無形的偶像，卻作為人暗暗崇拜的對象或追求的目標。偶像，沒有雕刻在外邊，卻活在人的裡面。

有人（Jennifer Slattery）談到過“現代人十大無形偶像”：

1. 自我（頭腦明白自己的存在是要榮耀神，但心靈依舊會陷入自我膨脹模式）;

2. 安全感（不是信靠上帝而是試圖靠自己或外在制度、保險、國家等去填補安全感）；

3. 認同感（把獲得社群、集體、民族、國家等的認同置於神之上時，就等於把這些被造之物當成了偶像）;

4. 人際關係（唯有耶穌基督能夠滿足人愛人與被愛的需求，但有人非要用孩子、配偶或朋友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孩子、配偶或朋友就成了偶像）;

5. 成功（人不是尋求在神眼中的價值而是追求世人眼中的成功以此作為自我價值時，成功就是人的偶像）；

6. 物質（當人追求物質和財富而不願意放下一切來追隨耶穌時，物質和財富就成了他的偶像）；

7. 健康（當人寧願去健身房也不願去查經班時，“健康”就已經成了人的偶像）；

8. 飲食男女（為了甜食帶來的短暫快樂就忘了神，為了一點肚腹的滿足就忘了神的豐盛，為了男女之欲就背叛了天國時，飲食男女就成了人的偶像）；

9. 智慧（上帝給人智慧與好奇心最終是要讓人明白上帝的偉大，但人以理性和知識來拒絕、抵擋神，智慧就成了人的偶像）；

10. 安逸（人們常會為了安逸而放棄順服神，把安逸置於神之上，安逸就變成了人的偶像。 ）

作為歷史學家，湯因比以歷史事件為例子，闡明了歷史中一些隱藏卻重大的“無形偶像”——“自我崇拜”、“ 制度崇拜”、“技術崇拜”和“對勝利的陶醉”等“偶像崇拜”帶給人們失敗的教訓，對今人來說尤其值得警戒！

當代人崇拜自我，只願按自我感覺、理性或科學來生活，卻不知道，人的感覺是靠不住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理性若無信仰的靈性引領難免變成浪子和妓女。

當今的“白左”拒絕耶穌，崇拜制度即是“制度崇拜”。2022年的美國大選讓許多人醒悟，美國良好的制度是上帝賜下的美好禮物，但制度本身並非上帝，離開了耶穌，美國的制度終將崩潰。

“技術崇拜”就更不用說了，“假先知”赫拉利寫作《未來簡史》，胡說人類創造的 AI 就是人類的上帝；谷歌首席科學家說人類可以靠技術進入“永生”，全是落入“技術崇拜”陷阱、信口開河、說誇大話的傢伙。

“對勝利的陶醉”或者說“虛榮崇拜”，就是追求一種莫名其妙的“勝利的虛榮”，如：鼓吹本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優秀（如希特勒的“日耳曼人優越論”）；本國家比他國家更重要之“國家偶像崇拜（如第三羅馬與“俄羅斯的彌賽亞情結”）”；本民族歷史和文化比別人更悠久或更輝煌（如阿 Q“ 我祖上比你闊多啦”）之“虛幻的歷史與文化優越感”。

2008年我訪問以色列時，前美國達拉斯神學院院長比爾·勞倫斯曾對我們講到，“人的期待”就是人心中隱藏的偶像，並且必定會成為人的羞恥，可謂發人深省。

第三類偶像：對真神的虛假崇拜。 這是最隱蔽、最狡猾、最偽善的“偶像崇拜”，看起來拜的是真神（基督、耶和華神），也似乎在高舉耶穌，但卻悄悄地“掉了包”，修改了真神的形象，或把自己私貨塞進去， 從而淪為“對真神的虛假崇拜”，說到底是拜了自己手所雕刻的假神，而不是按神真正的屬性來拜神。

今天的世界恰恰流行“第三類偶像崇拜”。 它的瘋狂生長乃是由不斷偏離聖經真理以及摻雜私貨的文化所推動的。正如使徒保羅警告我們的那樣，“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提摩太后書4:3）。 ”

這就是為什麼當耶穌來到世界上的時候，祂批評最厲害的不是凱撒，不是稅吏、妓女等一般人認為道德差的人，恰恰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宗教領袖“法利賽人”，因為他們“瞎子領瞎子”，看起來是在虔誠地在信仰真神，骨子裡卻是“對真神的虛假崇拜”， 也就是“假冒偽善”。

因此，耶穌毫不客氣地宣告了這一類偶像崇拜者的“七禍”：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做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馬太福音23：14-15）。 ……”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針對的也是天主教“對真神的虛假崇拜”，不僅是“贖罪券”這種用功德取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篡改福音的做法，不僅是“煉獄”這種毫無根據的錯誤說法，更重要的是天主教竟然將宗教權威取代了《聖經》的權威，將偶像崇拜取代了基督信仰。

“宗教改革”的偉大意義就在於：解開宗教偶像捆綁，回歸真實基督信仰。 通過“宗教改革”運動，基督徒明白了“聖俗二分”是錯誤的，不是只有神職人員才神聖，而是“人人皆祭司”；不是修道院才修道，整個世界是一座修道院， “在世而不屬世”的基督徒要在俗世中作“俗世聖徒”，而非遁入空門，世俗者即便在教會也會繼續世俗，聖潔者在俗世亦可活出聖潔；教會不是上帝救恩的總代理，更不是基督在世的代表，基督救恩的根本在於“因信稱義”，基督信仰的根本在於個人與上帝的生命關係，因此 每個基督徒都需要獨自面對上帝，在《聖經》真理上紮根，在生命和呼召上活出。

天主教在後期經歷了一些自我改革，因此帶來所謂“民主的第三波”。可惜的是，東正教從來沒有經歷過自我悔改和宗教改革，因此存在更嚴重的“對真神的虛假崇拜”，這正是導致今天東正教徒普京找不着北、淪為戰犯的深層次原因。若東正教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普京信得再虔誠又有什麼用呢？還不是瞎子跟着瞎子一起掉坑裡去。

千萬不要以為“第三類偶像崇拜”只存在於“法利賽人”、天主教以及東正教！ 不要以為馬丁·路德、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已經一勞永逸了！ 不，今天“對真神的虛假崇拜”的現象即便在新教世界也非常嚴重。

比如說，新教徒喜歡講上帝“無條件愛你”。然而，這樣的上帝在《聖經》中根本不存在，因為上帝是公義的上帝，上帝的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的愛。

還有人高舉“恩典福音”，讓十字架上“昂貴的福音”淪為“廉價的恩典”——只講基督的恩典，不講基督的公義，忘了十字架乃是“公義與慈愛相親”。

又有人愛談“內在生命”，以為無需跟隨耶穌，無需讓葡萄枝子和葡萄樹相聯，也可以有一種內在的生命，不知不覺讓福音變成了“中國式修行”。

還有人強調“信耶穌、進天堂”，大講“天堂的福音”；其實，耶穌傳講的明明是“天國的福音”。“天堂的福音”是貴天賤地、離地入天的出世的福音、逃跑的福音、消極的福音；“天國的福音”卻是願天入地、在地如天的入世的福音、使命的福音、積極的福音。

還有人追求靈恩和神跡，結果變成了“求神跡的猶太人”，把“神跡”當成了“神”，卻忘了真正的大能是“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在當今多元、自由的時代，許多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義了“上帝”，這“被 改造的上帝”最終淪為“人手所造的偶像”！ 不難想象，崇拜一個自己所造的上帝對人來說有多麼大的誘惑，因為實際上是在崇拜自己。怪不得基督教在今天的世界越來越缺乏見證的力量和防腐的能力，因為基督教在用虛假的方式拜真神，落入到“第三類偶像崇拜”。

神學家卡爾·巴特說：“若上帝未被認識為上帝，我們就不僅是犯了一個內心的或理論上的錯誤，而且意味着對人生持有一種完全荒謬的態度。”基督徒，是上帝在地上的管家，是世界的第一責任人，若基督徒的人生都荒謬，怎麼指望世界正常？世界怎能不墜入“末世”？

透過對普京及東正教的剖析，明哲的人當明白：沒有信仰很可怕，錯誤的信仰同樣可怕甚至更可怕；在人的心思意念和生活中，除了真神之外不可有別的神；全心全意拜真神的人和民族才是有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