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廣州的旅途中

  2006年9月，我從桂林去廣州申請赴澳大利亞的商務簽證，徒勞地為離開這個國度作再一次的掙扎。

  自從2001年因寫文章被刑事拘留後，我便有了去國的念頭，那時我是桂林市第二看守所唯一的政治犯，同囚的人都覺得我神經不正常，因為當時我是那裡唯一不為錢和女人而坐牢的怪物，“這年頭還有反革命啊？”我入獄的那天牢頭驚嘆道。

  出來之後同事、朋友、同學甚至親戚避之唯恐不及，或者投之以輕視的眼神，這更增加了我走的決心；那時候除了茶葉和飯菜，中國的一切我已無法容忍。

  但是出國談何容易？九月桂林“秋剝皮”的燥熱難耐，以及澳大利亞駐廣州領使館的刁難要求，都再次顯現出不詳之兆。車往東南方向無精打采地晃蕩，穿過黃蒙蒙的“房地產大躍進”的揚塵，駛上桂梧公路，瘦瘦的副駕駛與下半身包裹在肉色絲襪中的年輕乘務女打情罵俏地講着黃段子，不久即無聊得蜷縮在副駕的專用臥鋪上昏昏睡去。坐在開往廣州的大巴上，我的心就和桂林九月的艷陽一樣焦灼。

  那時120元人民幣的車票包了一餐串湯雞的路邊餐，車過梧州，在一家路邊餐館就餐，越近廣州越熱，走出車門，象是鑽進了烤箱。我不耐於同乘廣州人的冷漠，就在再次上路前，踱到路邊細葉榕巨傘般的濃蔭下涼卻一下燥熱的心神。

  我借坐的是榕蔭下的一個水果攤位，攤主是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婆，淳厚的農婦模樣，她膝邊轉悠着一個天庭飽滿的幼女童，一雙軲轆轉的大眼睛就象桂林的巨峰葡萄，她沖我綻放着毫無根據的笑容，“啊，啊”地向我打招呼，看到她我就象看到了家中機靈可愛的兒子，那瞬間我不禁自忖：就這麼拋下兒子去澳大利亞，我是不是太狠了一點？

  “叫叔叔好。”老太婆很熱情，“阿弟你是去廣州嗎？”我說是的，而後她並沒有象廣東的商販那樣，要求我買東西，或者我不買東西就不能坐在她的攤。那時廣西的民風明顯比廣東來得淳厚，尤其是桂柳這邊的。

  時值中午，桂東南毒熱的太陽低低地泛着白光，蒙蒙的塵霾天際下稻田裡飄來陣陣的農藥味，我所在榕蔭就象世外的一座綠島，這似乎是在物慾的烈陽下，由老婆婆的淳厚撐起的一朵陰涼。

  “阿弟，阿弟”，我正出神間，忽然耳邊有老婆婆叫我的聲音，抬頭才發現小女童正眯笑眯笑、搖搖晃晃地向我走來，沖我伸出的小手裡攥着一張十元的人民幣，“阿弟，她幫你撿錢呢。”我這才發覺自己在桂林上車前，購物後胡亂塞在褲兜里錢包外的那張十元錢，不知什麼時候掉了出來。

  “阿婆，你孫女好乖啊！這十塊錢就送給你幫她買奶粉吧。”說着，我把接過來的錢，塞到了老婆婆手中。小女童“啊，啊”地扭頭看着婆婆，有些不解，但仍然眯笑着。

  “快謝謝叔叔！”老婆婆惶恐謝我的同時，告訴我：這小女童不是她的孫女，而是撿來的。“她被丟在街邊，剛撿回家的時候也就比貓長一點，發着燒呢，再晚一點肯定就死了。”老婆婆說。

  我說：怎麼有這麼狠心的父母？！

  老婆婆說：“很難說呢，有的是沒結婚，不敢要，怕計生來罰款；有的是農村人想要男孩，計生又不給生，農村人要種地沒有男孩不行啊，你們城裡人不懂的。。。”

  我瞥見攤桌上的一包奶粉，是三鹿奶粉，那時三鹿奶粉還沒有爆出“三聚氰胺事件”，但我在桂林電視台時因某個“三鹿”代理商坑蒙拐騙的惡劣行徑，對三鹿奶粉印象很不好，就問：為什麼不買雀巢奶粉呢？雀巢不是更好嗎？

  “貴啊”，老婆婆說：“三鹿奶粉比其他奶粉便宜”。我無言以對。

  兩年後“三聚氰胺事件”爆發，當我看到那些“大頭嬰兒”的照片時，我的淚崩了，我在停電的暗夜中點上蠟燭，祝願老婆婆和她撿來的那個女童平安，平安。。。

  我的三觀，就在當年去廣州的路上第二次崩潰了，就象定向爆破中的危樓一樣倒塌，卻驚不起周遭的一絲波瀾；而第一次崩潰，是1990年——1991年在“蘇東波”的巨變中，對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信仰的崩潰，第二次崩潰，是我那經由《河殤》和柏楊建立來的逆向種族主義者價值觀的崩潰：

  即便中國人有罪，孩子何罪？即便“人性本惡”，中國孩子的人性並不比別國的孩子惡吧？

  去廣州的旅途中，還喚醒了我一段黑洞洞的記憶：2001年9月下旬艷陽燥熱的一天，桂林市第二看守所我所在的囚籠新扔進來一位“新兵”——16歲的興安搶劫犯罪嫌疑人小蔣，那是個瘦得看的清排骨的尖嘴猴腮少年，腦袋卻象朱元璋一樣飽滿，頓時滿囚籠十多個人犯都和饑渴的蚊子見了血一樣嗡上去拳打腳踢，給予新兵“見面禮”。新抓進來地人要遭毆打，是中共國看守所的“規矩”，我剛進來的時候被打得較輕，是因為我所在囚室的牢頭，一個湖北裔的“金融詐騙犯”算得上少有的文明人，他說：政治犯是文明人，文明人要以文明的方式來對待。

  但是，“搶劫犯”小蔣就沒有這種待遇了，他當場被揍得鼻青臉腫，下跪求饒，打得最凶的是一個叫趙勇的大高個搶劫犯，四川人。整個囚室只有兩個沒參與對小蔣的群毆，一個是我，一個是“強姦犯”老秦——一個小頭小腦，皺紋如老樹皮般的臨桂農民。

  我那時問老秦：“你剛進來的時候也被打得半死，你現在怎麼不去打回來？”

  老秦說：“為什麼要去打呢，人家也是個人吧？”

  這不就是最樸素的人權觀念嗎？？我當時震撼之餘，不由得對老秦刮目相看，因為依據劉曉波、滕彪、浦志強等異議和公知們的理，幾輩子沒讀過洛克、漢密爾頓和托克維爾的老秦怎麼會有人權觀念呢？怎麼可能呢？？人權觀念不是完全西來的嗎？？

  臨別時已是瑟瑟寒秋，我把母親縫製的尚好棉被送給了一無所有的老秦。  

  由以上也可悟出：中國人並非生來就扭曲，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不可能扭曲一切中國人，這便是中國的希望。

  所以，2008年10月3日凌晨，當我意外通過邊檢登上去國的飛機時，我沒有一絲得意的快感，卻有着無奈和深深的惆悵。圓通山冉冉的斜陽，是迄今為止最美的秋陽，10月2日在昆明那家小餐館去國前最後的晚餐，是我一生中最可口的一餐。

  不知不覺，我流亡美國已經十一年了，我常常看見那個女童笑眯眯地向我蹣跚而來，向我遞送着一張十元的人民幣鈔票。。。這在一次次地提醒淚眼朦朧的我：

  永遠不要忘記中國人的苦難。

曾節明 2022.6.7 微熱大風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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