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李克強玉皇大帝救不活中國經濟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2022年5月，弱勢總理李克強竟然大剌剌地召開十萬人穩經濟大會；這場會議的時機和規模，令不少人聯想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竊以為二者斷然不可同日而語，其國際國內情勢完全不同——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造成全國糧食全面緊張，糧食徵購計劃無法完成，廣大農村餓殍遍地；1961年尾，京津滬三大城市隨時有斷糧的可能，為1954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以來所首見，是所謂三年困難時期。
1962年中國經濟困頓的癥結系毛魁發昏；一旦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等便可以施展身手（毛澤東放煙霧宣稱餘生要當遊山玩水的徐霞客，其老鄉兼知己劉少奇竟然傻呵呵地相信如此拙劣的謊言，無怪日後死於非命）；北京巧妙地把中國經濟崩潰的原因歸為嚴重自然災害外加蘇聯逼債，億萬愚民信服；縱然有少數明白人，也因57年反右、59年反右傾殷鑑不遠而噤若寒蟬。
毛澤東時代實行閉關鎖國，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新中國成立伊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北京實行全面禁運；1951年5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通過對中國禁運的決議》，向中國禁運武器、彈藥、原子能材料、石油以及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等，品種多達1700餘種。而後，毛澤東又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蘇聯東歐有一個經互會）翻臉，北京在國際上空前孤立。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畸零人，中國經濟成為與國際經濟動向毫無關係的一片荒漠；其時，北京只能依靠香港澳門這一大一小兩個窗口謀取外匯；大窗口香港每年可提供10億美元、小窗口澳門每年可提供5000萬美元。正因如此，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向港英當局發出最後通牒，而港督不為所動，泰然表示：如果我們走了，北京會請我們回來。
基於這樣封閉的經濟環境，劉少奇等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劉少奇搞三自一包、陳雲推出高價商品回籠貨幣，很快便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1963年初，北京市民奔走相告：市場上雞蛋一塊三毛一斤，而此前雞蛋是五毛錢一個；1963年春節，北京恢復了傳統的廠甸春節廟會，劉少奇洋洋自得地戴上大口罩，微服前往廠甸廟會與民同樂。
1965年即文革前夜，北京高調宣稱中國既無內債外債又無通貨膨脹；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序曲部分，出現這樣的朗誦詞：在毛澤東時代，祖國的人民多麼幸福！祖國的江山多麼壯麗！
殊不知，偽徐霞客毛澤東為了返回一線，悍然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竊以為，劉少奇是幹練的事物主義者而非高明的政治家；劉少奇挽救中國經濟功高震主，從而為自己政治上的垮台創造了必要條件；而且，劉少奇救活了中國經濟，從而為旨在打倒他本人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物質基礎；須知，三年困難時期是搞不起勞什子文化大革命的，至精至愚劉少奇也！
時光流逝60年，今非昔比；竊以為，欲以十萬人大會（七千人大會的加強版）救中國經濟，實為刻舟求劍；原因如下：
 　一，當今中國經濟對外依賴性很大，這種外貿依存度同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實際地位並不相稱；外資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就業機會、大筆稅收、提高GDP，外資人員消費能力強大；這就是所謂改革開放的經濟建設大局。北京從對美貿易取得巨量的順差，他們利用其中很小一部分撬動現存國際秩序、緩和國內官民矛盾；而且，中國貿易的主要對象是美日歐，中國同美日歐的經濟關係構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舉足輕重的主幹，而美日歐本質上是一個意識形態相同的戰略集團，因而，中國在戰略上等於授人以柄，美日歐隨時可以用脫鈎的辦法來整治中國。北京高層自然明白外循環結構嚴重扭曲的危害性，近年來力圖改變這種情況，但效果不彰。
打開天窗說亮話，中國經濟受制於美日歐、而美日歐制衡中國經濟。川普之所以同中國打貿易戰，就是要制衡中國；這是中國在國家戰略上的一個人人可見的軟肋，如果有朝一日美日歐集團像收拾俄羅斯那樣來對付中國，糟糕！

二，中國經濟對重要戰略原材料的依賴同樣受制於人；中國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製造業總量已經超過美日德三大國之和。保障如此規模製造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巨量的能源原材料。現在，無論是石油天然氣等能源進口，還是鐵礦原材料輸入，中國都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同時也帶來安全保障的難題；其中一些大戶如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巴西等近美遠中，而且運輸這些物資的海上通道均在美國掌控之中。

　　三，地緣安全有隱患；中國周邊充滿潛在不穩定的熱點地區，印度、緬甸、越南、菲律賓、釣魚島、朝鮮半島、日本、台灣海峽甚至俄羅斯等等未來都有可能發生嚴重影響中國的戰爭衝突；換句話說，中國在地緣安全方面存在突出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嚴峻的是，習近平縱容的戰狼外交不知好歹，一味為此火上澆油。

中國經濟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處於低端的一環，於承平年景尚能保持脆弱的平衡以及增長勢頭；一旦國際政治風雲突變，芯片斷了，能源斷了，糧食斷了，後果不堪設想！
毛澤東大刀闊斧地抗美援越（尼克松訪華之後依然），而習近平對普京大帝口惠而實不至；這種天差地別的政治態度，撇開毛習二位個人性格的剛懦之別，其實是毛澤東時代封閉經濟與習近平時代外向經濟的必然反應；說到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1962年中國經濟困頓的癥結系毛魁發昏；而2022年中國經濟的無解局面卻是美帝作祟！
1962年，劉少奇一班人勸誘毛澤東退居二線；而今，休說習近平李克強，即便玉皇大帝現身，也無法迫令美帝退居二線！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改革開放40年，中國安享與美日歐掛鈎之利，現在好日子到頭了，輪到中國承受與美日歐脫鈎之弊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北京畏懼與美歐日脫鈎，就像沒有獨立謀生能力的半老婦人害怕離婚一樣，可憐！
 “留給中國足球隊的時間不多了”，這句老生常談業已成為大陸體育解說員朗朗上口的譏諷，卻也是中國經濟今日困境的寫照。
歷史老人留給中國經濟的時間真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