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1952年1月1日

【以高度的信心和堅強的意志迎接一九五二年】（全文）

我國人民在勝利中度過了一九五一年而進入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對於我們將有更大的意義，因為在這一年中，我們將完成在我國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主要準備工作。我們將使抗美援朝鬥爭獲得更大的勝利，更大地加強國防力量，並將在全國範圍內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勢力，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使生產一般地恢復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並使許多部門大大地超過這個水平。

抗美援朝鬥爭在過去十四個月中間已經得到偉大的勝利。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一起，在過去的十四個月中殲滅了敵人四十九萬多人，其中包括美軍二十一萬多人。英勇的中朝人民軍隊已經把侵略軍趕到三八線附近，使敵人認識到我方的陸軍和空軍的威力的增長，因而不能不接受停戰的談判。敵人在將近半年的談判中雖則仍然再三拖延，但是這只能表現敵人內部的矛盾混亂而並不表現敵人對於戰爭前途的信心。朝鮮和中國方面將繼續爭取談判的成功，但是談判的成敗與否現在是決定於美國政府的態度。毛澤東主席在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開會詞中說：“我們很早就表示：朝鮮問題應當用和平方法予以解決，現在還是這樣。只要美國政府願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不再如過去那樣用種種可恥的方法破壞和阻撓談判的進行，則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則就不可能成功。”現在的情形仍然是如此。如果停戰談判成功，朝鮮和中國將進而爭取朝鮮問題和其他東方問題的和平解決；如果停戰談判失敗，朝鮮和中國將使敵人遭到更重大更悲慘的失敗。

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現在還在繼續進行，我們全國人民的一切努力都應當以爭取抗美援朝的勝利為總的目的。過去十四個月的事實證明，抗美援朝不但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目的，而且又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動力。同我們的敵人所預料的相反，這個鬥爭不是推遲了而是加速了我們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建設的準備工作的進行。因此，在一九五二年，我們完全有信心一方面爭取抗美援朝鬥爭的更大的勝利（包括和平解決的勝利），而另一方面爭取完成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主要準備工作。

對於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中，我國人民已經進行了許多重要的準備工作。我們完成了國家的空前的統一，建立了各級人民民主的政權機關，並且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我們穩定了財政狀況和金融狀況，恢復了交通和國內外的貿易，並且着手發展了合作事業。我們着手恢復了農業和工業的生產，並且着手改革了國營企業的管理和調整了工商業。我們剿滅了二百幾十萬土匪，有效地鎮壓了各種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我們在新解放的一億五千萬以上農業人口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我們恢復了文化教育事業，並且在文化教育事業中有了初步的發展和改革。我們發展了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的統一戰線工作。發展了工人群眾、青年群眾和其他群眾的組織工作。我們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並且着手加以整頓和鞏固。所有這一切，都是服務於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即工業化事業的。但是我們的準備工作還沒有完成。在一九五二年，我們應當在幾個最重要的方面完成這種準備工作。

在一九五二年，我們應當用極大的努力來加強國防。美帝國主義對於台灣和朝鮮的侵略，證明我們如果沒有現代化的強大的國防，我們就不能保衛自己，而我們的一切建設遇到敵人的轟擊就會化為烏有。因此，我們必須繼續發展一九五一年所已經着手的加強國防的工作，建設我們的現代化陸軍、空軍和海軍。我們的一切建設工作都應當以國防為中心。我們應當充分地發展民兵工作，為實現徵兵制創造條件。

在一九五二年，我們應當進一步剷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勢力。這就是說，除了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應當在今年內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一九五一年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應當認真做好結束土地改革的工作。這就是說，應當在今年內全部地完成在城市中在工礦和交通等公私企業中的反封建主義的民主改革。這就是說，應當在今年內繼續進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使一切對這一鬥爭進行得不徹底的地方以及尚未觸動的地方都能徹底解決問題，並且在已經進行得比較徹底的地方展開經常性的防奸工作。

在一九五二年，我們應當在全國農村實現了土地改革、全國工礦交通企業實現了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普遍發展增產節約運動。在一九五一年，由於全國工人農民的努力，一部分工業品（例如銅、燒鹼、輪胎、紙張、紗布、鋼材、水泥）和一部分農產品（例如麻、棉花、烤菸）的生產量已經超過了我國歷史上的最高紀錄，但是在其他方面還沒有趕上過去的紀錄。在一九五二年，應當經過增產節約運動，使工農業生產一般地恢復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並使許多生產部門超過或大大地超過這個水平。

在農業方面，我們應當更有計劃地把農民組織在勞動互助、生產合作和供銷合作的組織中去，並且更有計劃地在農民中間推廣新的農業技術和新的品種，以便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同時使農民走向初步的集體化。為了向農民示範，並且使國家直接掌握一部分重要的農產品，應當在一九五二年大大地發展國營農場的工作，爭取每省、每專區、每縣乃至每區（在有土地的條件下）都辦起和辦好國營農場。在各大行政區、各省和各專區都應設立國營的農具工廠或修理廠，以新式農具供應農村。

在工業方面，應當普及東北區一九五一年增產節約一千三百萬噸糧食的財富的經驗，在全國各地區各產業各工礦各車間小組展開訂立生產計劃、實現增產節約的工人群眾運動，以求進一步發揮現有生產設備的潛在能力，改進技術，增加產品數量，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加強資金管理和生產管理，消滅基本建設中的浪費現象。經過一九五二年的努力，應當不但使國家積累起為今後發展工業所需要的資金的一個相當數目，而且使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取得較多的經驗，沒有這種經驗，我們國家的工業化是不可能的。

增產節約的大敵是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因此，目前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對於一九五二年增產節約計劃的實現有決定的意義。必須認真發動群眾，把這個鬥爭進行到底，使它貫徹到每個機關，每個工廠，每一條街和每一個村莊，使嚴重的貪污現象、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現象不再有發生的可能。

為了準備經濟建設，必須準備幹部。因此，應當在一九五二年改革教育制度，擴充中級和高級的學校，以便開始大規模地培養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幹部；應當在知識分子中間展開思想改造運動，以便使現有的和將來的知識分子能夠忠誠地服務於人民事業。

思想改造的工作不但對於知識分子是需要的，對於全國各階層人民都是需要的。全國人民都應當了解我們的國家的今天和明天，了解自己在國家中的地位，了解什麼是應當做的或不應當做的，什麼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因而改造自己所有的不利於人民、其最後結果一定也不利於自己的錯誤思想。思想改造運動的發展，必然使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空前地鞏固起來。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偉大的祖國的領導者。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的奮鬥歷史中，特別是在過去兩年多的奮鬥歷史中，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間已經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同樣地必須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從一九五一年秋季開始，中國共產黨已經在着手整理自己的基層組織，這個整理組織的工作將在一九五二年內全面地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使中國共產黨的整黨工作得到了更豐富的內容。每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必須清算自己思想中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只有這樣，才能夠正確地領導全國人民完成新的歷史任務。

一九五二年的任務是艱巨的，又是極其偉大、極其光榮的。讓我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團結一致，以高度的信心和堅強的意志，向新的勝利前進！

》編者注

朝鮮戰爭還在繼續，中共認為戰爭已經獲得了偉大的勝利。“抗美援朝鬥爭在過去十四個月中間已經得到偉大的勝利。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一起，在過去的十四個月中殲滅了敵人四十九萬多人，其中包括美軍二十一萬多人。”數字是中共臆想的，沒有一點根據。戰爭結束後美方和韓方都公布了戰爭中傷亡的人數，但中共和北朝鮮從來沒有正式公布這些數字，也許中共擔心公布真實的數字可能讓百姓感到震驚，難以接受。

2010年6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在“朝鮮戰爭六十年暨半島形勢研討會”上表示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戰場陣亡114,084人，負傷383,218人,患病後送入院治療455,199人，戰場失蹤25,621人。加上參戰人員中傷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在戰爭中共死亡183,108人。①按照徐少將給出的數字，中共軍隊傷亡總人數522,923人（不包括患病住院，但包括失蹤的25,621人）。這個數字少於國外學者對朝鮮戰爭分析研究後得出的結論，即便如此中共也沒有給予正式的認可。

總結這兩年工作成就時，黨報稱讚道，“對於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中，我國人民已經進行了許多重要的準備工作。我們完成了國家的空前的統一，建立了各級人民民主的政權機關，並且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我們穩定了財政狀況和金融狀況，恢復了交通和國內外的貿易，並且着手發展了合作事業。我們着手恢復了農業和工業的生產，並且着手改革了國營企業的管理和調整了工商業。我們剿滅了二百幾十萬土匪，有效地鎮壓了各種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我們在新解放的一億五千萬以上農業人口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我們恢復了文化教育事業，並且在文化教育事業中有了初步的發展和改革。我們發展了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的統一戰線工作。發展了工人群眾、青年群眾和其他群眾的組織工作。我們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並且着手加以整頓和鞏固。所有這一切，都是服務於我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即工業化事業的。”

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儘管在宣傳上稱“思想改造”是思想上的認識問題，不過由於政權並非堅如磐石，因此黨報警告，“思想改造的工作不但對於知識分子是需要的，對於全國各階層人民都是需要的。全國人民都應當了解我們的國家的今天和明天，了解自己在國家中的地位，了解什麼是應當做的或不應當做的，什麼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因而改造自己所有的不利於人民、其最後結果一定也不利於自己的錯誤思想。思想改造運動的發展，必然使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空前地鞏固起來。”“鞏固起來”指政權將進一步得到鞏固。

黨報的文章中沒有直接點出“三反五反”運動，但是新的一年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這兩項運動。去年，1951年12月1日，中共下發毛澤東起草的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②三項反對的提法簡稱“三反”。

中共建政後，黨員中蔓延着享樂的氣氛，貪污腐敗盛行。毛澤東承認，“有些共產黨員比國民黨還壞，共產黨已經走到變質的邊緣。”③“有些共產黨員比國民黨還壞”？到底有多壞呢，黨史學者楊奎松給出幾個例子。其一，“中南局報稱：‘江西金谿縣外派幹部二十六人，既有十五個人貪污，十一個因此脫離革命逃亡回家。遂川縣外派幹部五十八人，只二人不貪污。’”其二，“河北省報稱：‘石家莊市整風審幹中查出兩個幹部即貪污三千萬，軍區一個十個連長有八個貪污。’”其三，“甘肅省委報稱：‘武都稅務局長馮俊明領導幹部七人集體貪污受賄。蘭州稅務局三百零九個幹部五十七人貪污。天水專區稅務幹部百分之三十點九貪污。’”④等等。毛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決定發起了一場政治運動解決這些問題。

為了配合上述毛澤東起草的《決定》，1951年12月8日中共再下達了一個文件，“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指示》中指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判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⑤

“槍斃一萬至幾萬”，是指“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腐敗的中共黨員，表明中共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但是“槍斃”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呢？毛澤東確實考慮過開除一批。他說，“開除四百萬黨員還有一百八十萬”。⑥從總數580萬黨員中開除“四百萬”，數字驚人。當然首要的問題是要找到貪污或者浪費的犯罪分子。一時間，黨報以及各類媒體上“我檢舉，我揭發”成了全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檢舉、揭發”也成為今後政治運動中常見的現象，即兒子檢舉父親，父親檢舉兒子，丈夫檢舉妻子，妻子檢舉丈夫，外甥檢舉舅舅，一家檢舉當家人。⑦

“三反”運動剛一開始，北京市委就發表報告透露，“據不完全的統計，自解放以來，北京市屬各機關和企業部門工作人員中，已發現貪污分子六五〇人。”⑧如何處理這些人呢？北京市是這樣做的：“六五〇名貪污分子中，已處理了五一二名。其中，有一三〇名被撤職或開除。有一〇五名被判處徒刑。有四名被判處死刑。黨員貪污者，已處理了九十五名。其中，有二十七名被開除黨籍。”⑨那麼“貪污”多少就可以定罪呢？大致情況是貪污1億元（舊幣，下同）稱“大老虎”，1億元以下1000萬元以上的叫“小老虎”。⑩同中共歷次運動一樣，“在‘三反’追查貪污犯的‘打老虎’階段，由於對情況估計過於嚴重，政策界限不清，曾發生過盲目追求數量，鬥爭擴大化和逼供信等過火偏向。”⑪所謂“逼供信”是刑訊的同義詞。建政初期，涉及刑訊時較多使用“肉刑”一詞，這個比較好理解但是聽起來相當恐怖，之後改為“刑訊”，但本質上還是“肉刑”。上海市規定，“在進行‘五反’檢查時，嚴禁使用肉刑、變相肉刑或其他逼供信的辦法。”⑫不過“逼供信”或者說“肉刑”仍舊是公安機關常用的一個手段。

“三反”運動開展後接着展開了“五反”運動。“五反”是反對工商業的“五毒”行為的總稱，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建政之初，中共沒有能力完全掌控經濟的所有方面，尤其是缺乏對私營企業的控制。現在準備通過“五反”運動，肅殺私營工商業主對中共官員進行腐蝕拉攏的風氣，藉機震懾私營企業主。1月26日中共下發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⑬正式展開“五反”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在1952年10月結束。1952年10月25日，作為“三反”運動的總結，中共批轉了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所作“關於結束‘三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報告中他稱，“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軍隊除外）參加‘三反’運動總人數三百八十萬六千多人，共查出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一百二十萬三千多人，占參加‘三反’運動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四；其中共產黨員十九萬六千多人，占貪污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六點三。貪污一千萬以上的十萬五千九百一十六人，占貪污總人數百分之八點八。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人中，已做處理的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占百分之十點五。在尚未處理的部分中，一部分案件涉及政治問題，應轉公安部門處理。經核實定案後，有相當一部分比較複雜的‘專案’是落實了，一部分已做出結論，但尚未正式宣布。”⑭從數字看並非所有的中共黨員都參加了“三反”運動，其中軍人沒有參加，這並非軍隊沒有腐敗，而是因為朝鮮戰爭還在繼續，這可能是軍人不參加“三反”運動的主要原因。

作為“五反”運動的總結，中共批轉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廖魯言所作“關於結束‘五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 報告中他稱，“根據華北、東北、華東、西北、西南、中南五大區六十七個城市和西南全區的統計，參見‘五反’運動的工商業總共九十九萬九千七百零七戶，受到刑事處分的工商戶有一千五百零九人（很少數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內），占工商業戶總數的千分之一點五。其中判處有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緩期執行者一千四百七十人，占判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七點四二；判處無期徒刑這二十人，占判刑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三二；已經中央批准判處死刑者十四名，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者五名，共十九名。”⑮對這19名判處死刑或者死刑緩期執行的根據，是因為“破壞抗美援朝戰爭，最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罪行。”另外，“據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廣州、重慶、西安、濟南八大城市統計，‘五反’運動中定為守法戶的約占總戶數的10%-15%；基本守法戶占50%-60%；半守法半違法戶占25%-35%；嚴重違法戶占4%；完全違法戶僅占1%。”⑯

如果上述數字準確的話，那麼嚴重違法戶加上完全違法戶僅占全體工商戶總數的5%，從數字上看完全可以通過調查違法問題然後起訴違法戶，而非採用政治運動的形式。“鎮反”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展示了中共建政後，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治理國家的形象，這為之後毛澤東完全拋開法治實行人治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其遺毒深遠。

1987年中共“十三大”作出“不搞政治運動”的決定，⑰清除了毛澤東時代的這個毒瘤。但離開中共向全世界宣告的“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了一個依法治國的新階段”⑱的目標還很遙遠。尤其是習近平執政（2013年）以來，以“廉政”⑲的名義出手打擊貪污腐敗分子而四處抓人，破壞法治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中共建政初期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與習近平以清除“腐敗分子”⑳為名義肅清對立面，在手段上是萬變不離其宗，都是人治。

中共通過“五反”運動震懾了資本家，即使沒有“五毒”行為的私營企業主也能感受到中共的兇狠，這為中共一年之後順利開展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公私合營”，起到了推動作用。屆時顫慄的工商業主乖乖地交出了他們的私產，這些資產甚至是通過幾代人才積累下來的。

另外，1955年開始將舊幣兌換為“新幣”，新幣與舊幣的兌換比例為，1:10000，即1萬元舊幣兌換1元新幣。“三反五反”運動期間使用的是舊幣。2011年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中有關“三反五反”運動一章，卻使用新幣的幣值，譬如“利用職權，盜用公款171萬元，進行倒買倒賣的非法經營活動，並且盤剝治河民工款22萬元，從國家資財中貪污、揮霍3.7萬元。”㉑如果是舊幣的話，3.7萬元僅相當於新幣的3.7元，這很難說成是“揮霍”。這部中共黨史中有很多這類不尊重歷史的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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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維基百科》“朝鮮戰爭”中“6 傷亡情況”一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6%88%98%E4%BA%89#%E4%BC%A4%E4%BA%A1%E6%83%85%E5%86%B5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二冊）》“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③楊奎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第五章 毛澤東與‘三反’運動”中“2.毛澤東力排眾議”一節

④同上③

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二冊）》“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⑥同上③

⑦吳珏著《“三反”“五反”運動紀實》“打響圍剿腐敗分子的人民戰爭，各地群眾掀起檢舉高潮”

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二冊）》“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市委開展反貪污鬥爭的報告的指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

⑨同上⑧

⑩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1949-1956）》“‘三反’‘五反’運動”中“‘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一節

⑪同上⑩

⑫《人民日報》1952年3月27日“上海市增產節約委員會 宣布‘五反’運動期間的八項紀律”

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二冊）》“中共中央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三冊）》“中共中央批轉安子文<關於結束‘三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三冊）》“中共中央批轉廖魯言<關於結束‘五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⑯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1949-1956）》“‘三反’‘五反’運動”中“打擊資本家不法行為的‘五反’運動”一節

⑰《人民日報》1987年1月2日“在十三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開拓前進”

⑱《人民日報》1985年7月24日“第十二屆世界法律大會開幕 討論如何運用法律維護世界和平 我代表指出中國進入依法治國新階段”

⑲《人民日報》2014年7月23日“集中建設管理 防住貪污腐敗（抓黨風 促廉政）”

⑳《人民日報》2016年8月2日“讓腐敗分子沒有藏身之地（前沿觀察·管黨治黨如何持續發力③）”

㉑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第四章 恢復國民經濟與各項建設的展開”中“五、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一節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