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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 執政者的一面鏡子(1952年-03-25(2))
送交者: 梁蘭 2022年07月14日15:49:2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人民日報》1952年3月25日

依靠群眾審判違法工商戶

各地對於工商戶的違法案件,自始至終都是依靠有關的機關、團體和廣大工人店員群眾的力量來進行的。這些機關、團體和工人店員群眾,曾經用了很大的力量來調查和掌握這些工商戶違法的事實和證據,特別是廣大工人店員的積極分子曾經和違法工商戶面對面地進行過堅決的英勇的鬥爭。他們熟悉這些違法工商戶的歷史和現狀,也熟悉這些違法工商戶過去和現在掩飾罪行的一切無恥伎倆。因此,現在建立關於“五反”運動的人民法庭,就必須有這些機關、團體的負責人和工人、店員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的代表參加。依靠這樣的人民法庭來進行審判,就一定能夠克服審判工作中的各種困難,使審判工作能夠順利地、迅速地進行,並且可以保證處理的正確。這是人民政府執行群眾路線的重要形式之一。這在司法工作上也是一個重要的創造。

》編者注

文章中談到群眾參與審判,這一“審判”形式起源於中共建政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下面簡單介紹“土改”運動中“群眾審判”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在“三反五反”運動中這些問題同樣存在。黨報這篇文章中堅持認為群眾審判在司法工作上“是一個重要的創造”。

“土改”運動中,由於群眾參與審判,很多地主富農被打死。一度在大陸公開出版,後來被中共列為禁書的《血紅的土地——從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作者譚松在書中揭露了四川省東部地區“土改”運動中所發生的許多殘酷事件。這個名曰“土地改革”,其實質是號召公開殺人,手段就是利用“群眾審判”。

八十年代《人民日報》批判“土改”運動中的這種做法,黨報的文章指出“在土地改革深入發展的過程中,晉綏地區和陝甘寧邊區都出現了排斥中農、破壞工商業、對地主富農亂鬥亂殺等現象。”①當然亂殺現象不僅存在於晉綏地區和陝甘寧邊區,其他地區同樣存在。像東北地區,“這時土改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向,如鼓勵農民進城挖地主富農浮財,亂打人殺人”。②上述提到的“土地改革”或“土改”指1946年—1948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是中共建政前的一次非常兇狠的政治運動。

黨史學者羅平漢在他對中共建政前的“土改”運動調查的基礎上,這樣寫道:“據統計,晉察冀土改中出現嚴重打死人的,涉及河北七八個縣幾十萬人,僅平山縣在(1946年)5月18日到20日的三天中即打死100多人。”③這就是後來稱為“暴力土改”的原因。劉少奇透露由於“暴力土改”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他承認,“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④這個數字只能看作是冰山的一角。之所以產生如此之多的“亂殺”,起因於“群眾審判”的做法。中共建政後的“土地改革”運動,同樣繼承了之前的“群眾審判”這一手法。

黨史學者楊奎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一書中,對1950年之後的“土改”運動提供了更加詳細的內容。“河南省是中南地區最早開始實踐中南局土改主張的省份之一。它從1950年春動手土改試點後,就接連上演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新華社《內部參考》當時既有報道稱: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頗為極端,往往‘採取四追:追親戚、朋友、佃戶、狗腿;五挖:挖夾牆、地洞、糞坑、竹園、稻垛的鬥爭方法’。由於幹部權力無邊,因此常常為所欲為。對懷疑為地富者,動輒打罵鬥爭。僅一個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餘條。”⑤因為“土地改革”運動同“鎮壓反革命”運動發生在同一時期,這樣打死人逼死人的事情就越來越多。“從(1950年)12月初華東局宣布放手後,運動馬上蓬勃展開,但僅僅半個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現了亂抓亂打的過左現象。如蘇南奉賢、浙江嘉興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罰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地看管起來’。無錫一縣遭跪、凍、打的有872人,青浦縣龍固區幾天裡就打死了17人。奉賢縣5個區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綁的18人,被剝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種體罰。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衣服裡面,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常熟縣還發生了割掉被斗婦女乳頭的事情。蘇南各縣(市)土改期間召開村或者聯合鬥爭會16841次,鄉以上鬥爭會13609次,鬥爭人數達28234人。一個蘇南區土改期間僅鬥爭會上就打死了數十人,並造成了239人自殺。”⑥

上述的暴力事件的發生,就是中共利用農民搞“群眾審判”的結果。“三反五反”運動中繼續提倡“群眾審判”,無疑是鼓勵這種殺人的方式。由於受到了鼓勵,“群眾審判”在“三反五反”運動後也沒有止步,這一形式的“審判”一直延續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群眾審判”對象不僅包括了以往的“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們的家屬,還加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與之對立的組織中的學生、工人以及一般群眾。土改運動中的遊街、戴高帽,在文革中已成司空見慣,並進一步得到發揮,譬如給鬥爭對象掛上十幾斤重的大鐵牌。迫害的手段比之“土改”運動有過之而不及,完全可以說是慘無人道。這一部分內容將在今後談到。腥風血雨般的“群眾審判”,在文革中蔓延至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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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報》1986年3月19日“革命長者和良師益友——紀念林伯渠同志誕辰一百周年”

②《人民日報》1987年10月22日“胸懷如海正氣凌雲——回憶林楓同志”

③羅平漢著《土地改革運動史 1946--1948》“四、 土地複查”中“4.土地政策的變化”一節

④楊奎松著《[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 開卷有疑》“1946年—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中“結語”一節

⑤楊奎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第二章 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中“成分問題的困擾”一節

⑥楊奎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第二章 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中“‘鬥爭土改’的衝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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