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一年前的今天，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裝備相當，人數近十倍於日軍的東北軍，在張學良“不抵抗”的命令下，不戰而退，將3.5倍於日本國土的東北， 包括幾近完整的陸海空三軍裝備，大型兵工廠，黃金儲備等等拱手相讓。作為一場國防災難，在世界軍事史上可謂首屈一指；作為一場國家災難，在資源上，使當時已經開始工業化，富饒的東北輕易成為日本六年後全面侵華的戰略基地；在士氣上，其開創的逃跑失敗主義戰場情緒幾乎籠罩了中國對日戰事的整個三十年代，故可堪稱曠世國恥，可與千年前的靖康之恥相比。

  對於這樣一個結果荒唐的歷史事件，大家或都讀到過各種各樣的現象解釋，比如說整體國力虛弱，恐日情緒，軍閥惜戰，內部渙散，戒備鬆懈等等，卻很少看到具有深層意義的反思，包括當局者張學良本人，在晚年，他也僅僅停留在承認當時是對情勢的誤判，誤以為只是日軍小規模挑釁而已。 

  真是這麼簡單嗎？導致如此敗局的原因，何止一個偶然的誤判。在事件前後一系列的決策失誤背後，我們會看到諸多因素的交織：當時的體制與政治生態，領袖們的心胸，戰略眼光和膽識，統帥決策能力，性情與行事風格，各級軍政官員的精神狀態，上上下下的文化心理，這些都影響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演繹與結果，投射出一個時代, 一個民族的背影。

面子至上，唯我獨尊的狹隘心胸是全局盡失的開始

   20世紀初期的東北複雜特殊的國際政治地理環境，的確處於足以讓任何主政者“頭大”。1904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取得了南滿鐵路的控制權和沿線駐兵權，宛如國中之國；蘇俄則繼續享有北滿鐵路的部分控制權。1928年6月4日. 日本關東軍在皇姑屯陰謀炸死了張作霖，之後，其子張學良繼任成為東北的最高軍政長官。儘管有來自日本和部分東北軍高層內部的阻力，張學良還是在半年時間裡，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達成協議易幟，促成了中國至少形式上的統一。

   繼任“東北王”之初，張學良也算勤勉，似有勵精圖治的味道，大飭整頓軍政改革，取消軍師番號，以旅編制，可惜緊接着就發生了自斷一臂，悲劇性的“楊常事件”，一個悲劇性的衝突。 

因為張學良年少，且沉湎於鴉片和小蜜女色的德行自然難以建立威信而服眾，使他無法駕馭核心決策團隊。核心元老之一楊宇霆有小諸葛之稱，輔佐張作霖，曾以四大軍政績著稱：建立東北海軍，東北兵工廠，興建瀋陽至大連戰備公路，建立田賦制度。他本人也富有對日交涉周旋經驗，很令日本人頭痛。當然，他有倚才自負的天生弱點，居功自傲，尤其在張作霖死後，更加驕橫，以元老自居，時常管教張學良，並試圖在重大問題上左右東北政局。能人自然不容易合作，日本人就一直想盡辦法利用這樣的矛盾，離間張楊。張學良年輕氣盛，方略欠缺，失去了與之周旋合作的耐心。

  在楊宇霆父親高調的壽宴上, 張學良因入場時起立歡迎他的高官人數遠低於楊，自感失了東北王的面子，而暗起猜忌殺心。說起來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意氣與面子之爭。據說在壽宴上，楊宇霆給張學良的回禮只是簡單的招呼，沒有他想象中的“謝謝司令光臨”之類的恭敬，顯得有些輕慢，令張學良憤怒，一刻鐘後就帶衛隊離開壽宴。這或許就是典型的國民性：好面子，重禮節， 心懷不滿時而又喜怒不形於色，隱忍一時，回頭算賬。設想一下另外一種即時處理方式，身為長官，張學良面對楊的輕慢失敬，完全可以以連連搖頭的肢體語言立即明確表達對他失禮的不滿，讓所有人看到，本身就是對自己威嚴的即時維護和對楊和其他達官顯貴的震懾。在健康的文化里，氣場上的問題就應該在檯面上交手解決。

  張學良顯然明的不行，於是就準備來暗的。三天后，暴力行事，藉機在老虎廳突殺楊宇霆，常蔭槐。其實楊常二人關於建立東北鐵路督辦的主意不壞，只是當晚逼張學良在任命常蔭槐為督辦的便簽上簽字，確顯霸道，十分過分。但據此連逮捕審判的程序都省了，直接以中世紀喋血權臣的方式輕率魯莽地解決這一衝突，以期建立個人專斷獨行的威權。倒是簡單省事，但禍及長遠，傷害全局，實乃下策。

  總之，在筆者看來，震驚中外的“楊常事件”恰恰證明張學良徒有少帥虛名，既沒有知人善任的帥才，也沒有鬥智鬥勇，處理複雜局面的將才，這也是日後張學良個人悲劇及國家災難的開始。

  從此很多奉軍元老與張學良進一步離心，開啟了之後大家得過且過，靜等事變，乃至把投靠日本人當作後路的三年。在東北軍高層，倒是再也沒有勸誡反對的聲音，這也直接導致了大家冷眼觀瞧，隨他個人肆意妄為的局面，接下來就是他個人主導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戰略性的決策失誤，一錯再錯：1929年7月開始，強行收回中東路引發對蘇武裝衝突，遭遇慘敗； 1930年9月率東北軍精銳主力入關，強勢介入中原大戰，執迷於他入主中原的美夢，卻造成東北防務空虛，為關東軍創造了侵吞東北的戰略條件；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前一年裡，一直被關東軍的計謀牽着鼻子走，因着被日本人策動的閻錫山，石友三，而把東北軍主力死死套在關內。直到九一八之夜，手足無措，進退失據，以絕不抵抗的應對下策，拱手讓出東北，人心盡失，遺恨千古。

從自大狂熱到自卑無能的民族主義心理錯亂演繹着一場敗局

  易幟而形成的中國形式上的統一很快讓許多人，包括張學良本人陷入了大一統的民族主義迷思，似乎忘記了近在咫尺的日本駐軍才是首要威脅，自大狂妄地以為可以對外挑個軟的柿子捏一捏了，揚一下國威。於是在當時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的風潮下，即使在蘇聯主動一再退讓的情形下，依舊步步緊逼，於1929年7月，主動挑起了與蘇聯直接衝突的中東路事件。結果在蘇軍的攻擊下，東北軍土崩瓦解式地慘敗，毫無抵抗能力，並被迫在11月協議停戰。這也讓虎視眈眈的日本關東軍看到了東北軍紙老虎的真實面目。

  中國的古話講：知恥而後勇。勝敗乃兵家常事。第一次對外作戰失利，本應該立即引起警覺，痛定思痛，帶領全東北軍深刻總結反思，重整捍衛疆土的戰鬥意志，繼續軍政改革，及時戰略調整，畢竟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因1929年1月曝光的田中奏摺(“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已暴露無疑。然而，之後我們所看到的張學良是典型的“內卷”。隨着1930年4月蔣介石無法政治解決因裁軍方案與閻錫山，馮玉祥等的分歧而爆發中原大戰，張學良將戰略重點轉移到了關內，並在1930年9月18日通電全國，宣布反對中國內戰，希望各方立刻停戰。兩日後，武裝調停，率東北軍主力入關，支持蔣介石，雖成功終止了進一步內戰，但也在隨後的一年裡，被死死套牢在關內，直接導致了一年以後的九一八之夜猝不及防。

  1931年9月18日深夜，張學良在他治療重症傷寒病所住的北平協和醫院召集在北平市的東北軍高級將領開會，會上張學良說:“日人圖謀東北由來已久，這次挑釁的舉動，來勢很大，可能再興起大的戰爭。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他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個人及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以軍事、外交均系全國整個的問題，我們只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這次日本軍隊尋釁，又在柳河溝（準確地名是柳條湖）製造炸毀路軌事件，誣稱系我方的軍隊所為，我們避免衝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河溝路軌之理。總期這次的事件，勿使事態壙大，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

  聽起來冠冕堂皇，似乎沒有什麼邏輯上的破綻，但通篇找不到一絲志氣和骨氣，盡顯自卑無能和膽怯，更是因着大一統的方便條件以“全國抗戰論”把推諉的傳統而發揮到極致。試想, 既然知道“日人圖謀東北由來已久”，為何意志毫無應對準備？靜等這一天來臨嗎？即使是全國抗戰，不是也需要擁有亞洲規模最大的兵工廠的瀋陽這樣一個支撐點嗎？

  東北和全國的確沒有做好準備，但張學良應該清楚，日本國內的政界也沒有形成完全的共識，軍事上也沒有做好大規模侵華的準備。他杯弓蛇影式地把日本潛在的軍事動員能力當成了“源源而來”的來犯之敵，實在是過分誇大了事變時需要面對的日軍實力。實際上關東軍雖預謀已久，但他們在九一八是冒着下克上的政治風險，以寡擊多的軍事風險，冒然行事的。在每一分鐘都在喪失的戰略空間和時間裡，張學良卻完全被動地寄希望於日本政府出面阻止半獨立的關東軍，希望於國民政府與國聯交涉，就是沒有戰略博弈的智慧和勇氣走以戰止戰，邊打邊談的正道。所以在九一八以後的三個月裡他指揮東北軍繼續消極避戰，包括不戰而退，輕易棄守錦州，致使日軍順利占領東北全境，創造了如下世界軍事史的奇觀：瀋陽的許多東北軍駐軍不戰不和，被日軍攆出營房；鐵路沿線，東北軍一站一站撤離，關東軍一站一站占領，猶如和平交接。

  也難怪，中東路事件上的慘敗，使張學良從民族主義的狂熱之巔，墜入無比膽怯自卑的另一個極端：俄軍敗於日軍，東北軍又敗於日軍，所以東北軍必敗於日軍，就是他的簡單邏輯推理。只是他忽略了一個事實，雖然1904年的日本海軍大勝了沙俄海軍，但日本陸軍在旅順會戰中與沙俄陸軍是20萬對5萬的慘勝。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獨斷專行的統帥者的眼光，思維和心態以及一個唯命是從的體制上下註定了一場荒唐絕頂的敗局。

“攘外必先安內”的得失與全局影響

  事實上，蔣介石於1931年7月23日於南昌發表的“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首次提出 “安內攘外”的國策，在方向性上這不能算錯，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當然無法有效抵禦外寇。北伐勝利，初定的只是中國形式上的統一，政治和經濟的實質整合是需要時間的。從這一國策的提出和後來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也可清楚看出，他自知中日必有一戰，問題只是何時而已。對更弱勢更需要時間整合抗戰準備的中國而言，當然是中日戰爭爆發得越晚越好。蔣的剿共戰略，是想剿滅共產主義力量於未穩之時，但同時也有以剿共名義，實際控制四川雲貴，以穩固建立日後抗日大後方基地的考量。這些都是安內以備日後攘外之舉。

  “安內攘外書”的首次發表背景是在國民黨內的嚴重政治危機之時， 1931年5月23日，國民黨黨內胡派、汪派、桂系、孫科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南京的國民政府直接抗衡，北方的石友三參與策應廣州，令剿共正酣的蔣介石無比憤怒，焦頭爛額。所謂的“外”是提及當年的7月因在東北發生的日本政府挑起的萬寶山事件（中朝農民糾紛）而引發的在朝鮮百餘華僑被殺事件。當然在還沒有中日直接武裝衝突的情形下，只能以“外”暗指日本。。

  當然，作為國策發表的安內攘外書的缺失是過於模糊。蔣或許沒有意識到雖然呼籲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黨內的作亂派系，但因為是公開發表，該宣言的影響是國際性的。況且，安內攘外的先後順序不應是絕對的，其轉化是動態的，也是應該有條件的。如不攘外而導致全境丟失，安內也就沒有存在意義。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所以，如果他能夠同時對外明確宣告，如中國軍政機關受到大規模全面入侵，國府別無選擇，只能號召抗戰自衛，也希望藉此凝聚國人團結。那麼，或多或少就可以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懾作用，避免關東軍據安內攘外書推斷未來中國軍政當局對日軍突襲大概率上的軟弱反應。退一步講，至少應在1931年7月和9月間，蔣介石與張學良的電報往來里予以明確。

  儘管很遺憾蔣一直沒有縝密考慮和明確表達應有的這一點，但顯然張學良在事變之秋，直接把“安內攘外”曲解成“絕不抵抗”，並付諸行動，約束本應一戰的東北軍。1931年9月20日晚，張學良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說:“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入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故當日軍開槍與機關槍並用炮轟擊北大營與其他各處時，中國軍隊並無有組織之報復行為。”張學良再一次毫不隱瞞地向外界表明他對“不抵抗政策”的堅持，“只求全世界輿論之判斷，並希望公理之得伸”。

  嘆為觀止！

何其類似的當代中國

  自毀長城，絕不抵抗的九一八與今天中國大陸自毀經濟版圖，自損民族尊嚴的全民靜默，封城抗疫是不是有諸多相似之處？

 2002-2003非典之後，中國大陸政府本應建立疫情快速反饋，有效應對機制。然而，在2020年初本該積極應對的時候，卻拼命壓制關於新冠的社會信息反饋，就怕壞了“盛世”春節的喜慶氣氛。兩年以後，當病毒變異衰減到很低的致死率，全世界幾乎都已經恢復正常生活的時候，卻依然一副大敵當前的樣子。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幾乎總是這樣反智，反其道而行之。為了最高決策者的唯我獨尊的政治正確，全民全社會都不得不畫地為牢：或無所作為，或“帶着鐐銬跳舞”，就像帶着口罩打比賽的女排，成為世界級的笑話

  就決策來所，毫無層次和縝密可言。面對疫情衝擊，最高層級的決策應該是方向性的，比如平衡抗疫與經濟社會的矛盾而避免災難和衰退。“清零”也好，“精準抗疫”也好，是否可引進國外疫苗也好，則都應屬於地區性操作層面的決策。然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專斷獨行的統帥越級決定操作層面的決策，並要求在全國統一執行。不給下屬討論調整決策的機會，也不給地區差異性嘗試決策選項的機會。從最高統帥的面子， 到民族主義的面子；從大一統的迷信，再到大一統的噩夢。

  專斷獨行或許會帶來省去辯論的決策效率，但它更容易帶來諸如此類的方向性錯誤乃至瘋狂，並一直得不到調整，就像二戰時走向覆滅的日本和德國。如此，從挫敗走向挫敗，國勢衰微是必然的。

  從1930年代的中國，到2020年代的中國，如果沒有在文化意義上真正反思九一八的曠世國恥，那麼會有更奇葩的國恥將在全民靜候無為之時降臨。當你聽到紀念九一八的警鐘長鳴的時候，願你想到更多的不是日本，而是反思這個國家自身是否在長進：運行的體制，上至統帥的戰略眼光與素質，下至國民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