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安瀾：讀楊奎松《革命》札記（三）

讀楊奎松的《革命》，有一個時候，腦袋裡靈光乍現，教科書上對革命的常規定義是“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方式”，我對老師的教科書產生了疑惑，真的有所謂的革命？真的有所謂的受壓迫階級和統治階級嗎？有的人讀書是離真理越來越近，我讀書是越讀越糊塗。餘生也晚，沒能跨越49，感受一下無產階級翻身得解放的喜悅，看一看那些扭着秧歌跳着第一版街舞的群眾在革命成功後分享得到實惠的人的真實狀態。那些個鯉魚躍龍門，從奴隸階級一下子躍升統治階級的人是不是真有三頭六臂。不過，好在網上有《人民解放軍攻占巴黎》，從這部輕喜劇化的電影裡，多多少少領略了一些革命成功的風景，而且，多了一層革命的荒誕，少了一層革命的血腥。雖然老人家一早就教育我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我從小就細胳膊細腿，害怕打架和暴力，讀書犯渾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害怕暴力血腥。

讀書犯渾的原因之二，是我看出去的“革命”，怎麼着也與解放被壓迫階級無關。即使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翻身了，老百姓又會迎來一個“新階級”。看上去平民百姓似乎像是解放了，但又冒出了韭菜和人礦，太陽底下又多了兩個新鮮事物。歷朝歷代的“革命”都是一個人的革命，所謂的被壓迫階級起來造反，都是那一個人的工具。“屍橫遍野，俱是農家子弟”。看看今天的烏克蘭戰場，裹屍袋裡的，哪一個不是所稱的被壓迫階級的子弟。萬萬人億億人的枯骨，最終結果的都是墊了一個人的龍椅。李世民的玄武門，是革命；趙匡胤的陳橋驛，是革命；武昌城頭的“砰砰”，也是革命；但最終無一不是襄助了一個人的功業。有人帶頭革命，有人蹭革命的流量，以期辦一份革命的紅利，革命周而復始，窮人世世代代萬年窮，為誰革命為誰忙，到頭來白茫茫一片真乾淨，所有的革命都是造反，所有幻想用造反來改變的都無一改變。

革命里革不出先進的制度，結果無一不是為皇帝作嫁衣裳。小凱先生說，“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書中說，“我相信，所有的宗教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標，為善與帶給全人類幸福。雖然手段不盡相同，目標卻是一般無二”。馬列主義，作為曾經被普遍接受的真理和信仰，出現了斯大林、波爾布特這樣的歷史狂人，從這裡多少也可以看出，馬列作為一種信仰的破產。馬列主義的最終歸宿，必然只會成為大學裡哲學研究的一個門類。擺黜百家，獨尊馬術，或者獨尊某種教義，必然會出現獨裁者。所有的獨裁者都干一件事，奪權、擴權和弄權。列寧對於有人指責他獨裁，他回懟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沒有制約的權力，誰都喜歡，時間久了，獨裁者必然會成為暴君，這是人性決定的。高高在上，頤指氣使，那面南背北的感覺，誰不眼饞？！因為沒有制約和制衡，高高在上者，必然會為所欲為。也必然會被別有用心者覬覦。《動物世界》裡的獅群，當頭獅年老或實力不濟時，獅群內部必然會產生挑戰者。

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以後，中蘇交惡，老人家提出斯大林的功過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的論點，作為與斯長久打交道的毛，立場和態度，明顯偏向於斯，表現出與斯大林有惺惺相惜之感。毛與斯大林的恩怨長短，外表看是共產陣營當中正常的同志間分歧，實質是隱藏在彼此心底里的互為梟雄的瑜亮情節：有父子的成分、有上下級成分、有知己的成分、也有兄弟感情的成分，毛與斯，知識結構、個性脾氣，三觀品性多趨一致，多重感情因素疊加累積，對斯的死，毛的感受要比其他黨內高層來的複雜。所以對於老赫批斯，老人家是大為反感，設身處地，唇亡齒寒，老人家也要竭力維護斯大林的權威，以防自己百年之後也被鞭屍。老人家知道，維護斯大林，就是維護他自己，在漫長的奪權過程中，老人家和斯大林，自覺不自覺的和他綁定在了一起。你榮我榮，你衰我防衰。對權力的警覺，每一個獨裁者都是一等一的防備。

老人家和赫魯曉夫先前沒有多少交集，更談不上交情，所以赫氏批斯，老人家甚至認為赫氏是共產共運的脫北者，雖然有東歐的領導人為斯大林的大清洗洗地，稱之為“共產主義的退化”。但老人家不這麼看。老人家精通權謀和理論，畢其一生，始終對意識形態領域嚴抓死管，凡黨內外一有苗頭性傾向，他都異於常人，做到先知先覺。儘管赫氏竭力討好老人家，甚至援助中國開發核項目，仍然討不得老人家歡心。老人家一向是情緒中人，在實力不濟時慣於隱忍，在他認為挾中國革命的勝利，可以比肩斯大林時，也會毫不客氣的衝撞斯大林。在他眼裡，赫氏不過是守成之君，所以對赫魯曉夫的舔屁股，相當不以為然。你看哪有穿着泳衣在游泳池會見他國領袖的事例，這就說明一點，對赫魯曉夫不屑一顧，只此，無他。在老人家觀念里，斯大林的“錯誤是‘難免論’，強調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是前無古人，不可能不犯錯誤”。可是，作為人礦的韭民，我讀着卻心驚膽顫，方方說的好，“時代的一粒灰，落在每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斯大林去世後，老人家想像中把自己擺在了國際共產運動的第一位，中國古人說，“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老人家氣量恢弘，在全國人民餓肚子的時候，全然不顧，把糧食援助阿爾巴尼亞的的霍查。老師教導我們，把不計得失的援助說成是“無私的國際主義精神”。還特別指出，“只有共產黨領導下、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會出現這種無私的國際主義精神”。老師還特別強調，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決定的。讀書時，我還記得一點，當資本主義爆發周期性危機時，資本家寧願把牛奶倒掉，也不分給底層的群眾，以此來凸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

我是不相信人類社會有所謂的“五階段論”。當年老師說，社會主義階段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就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了。為了不勞而獲，我曾經日思夜想，盼望着共產主義早日到來。人啊，活了半個世紀，充分享受到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活的生不如死，才明白一切的許諾都不收牛逼稅，一切的空想都是痴心妄想，對讀書時老師一再鼓吹的社會主義優越論徹底斷了心念。這三年疫情之後，通過各種手段放棄社會主義優越的人越來越多，我是一沒錢二有病，沒有辦法放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對在疫情期間拒絕疫苗和不做核酸受到的威脅恐嚇只能埋在心底。《革命》有一句話，“人心向背，不僅可以決定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同樣也應該可以決定世界帝國主義的垮台。更何況共產黨還握有絕對優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社會制度”。制度優劣，人的嘴，兩麵皮，翻來翻去都是理。況且，台灣那個游泳健將不是還有死皮賴臉的“後發優勢”理論嗎，以此類推下去，非洲的原始部落是最有價值的潛力股。

1969年，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間邦夫、原田幸夫這四位日本共產黨的積極分子，根據自己在62年至68年留學蘇聯的經歷，通過對蘇聯社會的觀察，出版了《蘇聯是社會主義個國家嗎》一書。他們留學的學校是“蘇聯民族友好大學”，書中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讚賞有加，也對毛氏排斥赫魯曉夫的做法持相同的觀點：“有誰會想到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蘇聯，黨和國家權力會被一小撮現代修正主義者所篡奪，並復辟資本主義呢？”。“蘇聯民族友好大學”是赫氏當政後創建的，用時髦的話說是“吃赫氏的飯，砸赫氏的鍋”。不過當時還是唯真理論，誰的理論站得住腳，誰就是對的，不存在砸鍋扣帽子的情況。

諷刺、或者幼稚的是，通過學習，他們這群青年“他們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有了認識”。我們一直認為，時間能對歷史起到激濁揚清的功效。溫家寶在離開總理位置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提到了“文革復辟”“文革回潮”的問題。期許一語警示夢中人。在我成長過程中，父親一再說叨我“記打不記吃”，就是說我對父母的饅頭不記好，對父母伸過來的老拳卻銘記不忘。父親批評的對，也許，人記仇是心胸狹隘；但我想，歷史記上負面一筆，應該不是壞事，多少能起到點以史為鑑的作用吧。

老人家是理論家，當中蘇交惡後，在《九評》一段中說，“無產階級能自己發現此錯誤和改正錯誤，而資產階級的錯誤是無法克服的”。而反觀日本共產黨那四個年輕人，在書中批評蘇聯說，“五年來，我們在蘇聯每天每天都看到十月革命的祖國不斷地變質、腐敗、墮落”。蘇聯解體前夜，蘇聯總理雷日科夫為此感到不安，又無可奈何，後來他坦言：“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到底是炮響還是炮仗響，我們暫且不要管他，自此中國迎來了社會主義；那個偉大的兒子說：社會主義什麼樣子，我們誰都沒見過，落後挨打不是社會主義，貧窮飢餓不是社會主義，於是趁着春暖花開，不失時機的在中國沿海劃了一個圈，新風乍起，舊風不倒，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傳家寶不動搖，老人家畢生以批蘇反帝為己任，殊不知他問過，“真的能夠實現赫魯曉夫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以及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之間的和平共處嗎？”

202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