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ing Reality 是羅伯特·傑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生於1926年）2019年出版的一本電子書。

該書的全名是：Losing Reality: On Cults, Cultism, and the Mindset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Zealotry（《失去現實感：論邪教、邪教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和宗教狂熱心態》）。

羅伯特·傑伊·利夫頓是美國精神科醫生、作家。他以研究中共的洗腦聞名，代表作是1961年出版的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思想改造與極權主義心理學：中國“洗腦”研究》）。

閱讀利夫頓是為了解決我的一個大疑惑：中國有沒有希望？

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是否有希望走出專制野蠻的前現代社會，建成自由、民主、文明的現代社會？

今日中國：一個落後的、前現代的國家

對中國、世界歷史的閱讀，對世界大勢的觀察，特別是我個人在中國與海外生活多年的經驗及其比較分析，讓我得出這一結論，即：

中國不是一個現代國家；中國社會不是一個現代社會；中國人不是現代人。

和世界上少數專制、威權國家，如朝鮮、俄國、伊朗，等等一樣，缺乏民主自由的中國落後於現代世界。

我在武肺疫情之前曾頻繁回國，而每次回國最大的觀感都是：中國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

城市裡高樓林立、人潮洶湧、車水馬龍，和小攤小販買東西都用電子支付，似乎很“現代”。然而，高樓林立掩不住住戶不講公德的低素質。電子支付便利背後是缺乏隱私權的野蠻。人潮洶湧不過是追名逐利、蠅營狗苟。車水馬龍製造的空氣污染無聲無息地戕害着中國民眾的健康；中國肺癌發病率和致死率據說在全球名列前茅。我們也不必說環境污染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越來越嚴重，更不必說什麼有毒食品、有毒藥品之類的中國特色的日常生活，單說落後的、與世隔絕的人文環境吧：

在今天的中國，書店裡充斥着意識形態宣傳，可讀的書少，好書更少。如果是好書，其作者大概率都作古多年了。中國文化界的蕭條在武肺疫情之前幾乎是每況愈下的。在中國的沿海城市裡，外文書寥寥無幾，即便是在所謂的外文書店裡。而中國廣大的內地估計連外文書店都沒有。中國的書店是越辦越難的。2000年之前就有許多獨立書店倒閉。現在當然還有一些，然而好的書店鳳毛麟角。

好吧，你也許要說，知識階層只是一部分中國人而已。我同意，然而知識階層的精神生活卻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的風向標。中國的知識階層都活得這麼封閉、憋屈，其它階層會更自由更有活力？

不說人文環境了。來說政治。中國憲法規定的自由民主權利在現實中人們一項也享受不到，這是一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實。

言論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沒有。宗教自由：沒有。結社自由：沒有。抗議示威的自由：沒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沒有。

我未曾讀過劉曉波等人發起的《零八憲章》。然而在他們效仿的捷克《七七憲章》中，捷克的知識階層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年捷克民眾的自由民主權利只存在於紙上。那是1977年。劉曉波等人發起的《零八憲章》是2008年。劉曉波2017年死於中共的黑獄，迄今也六年了。中國民眾的自由民主權利依然停留在紙上。

劉曉波之被判刑入獄這一事件本身就是中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的象徵性事件。

既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中國人活得憋屈，普通民眾都自嘲自己是“韭菜”，被收割的那種；割了一茬，長了再割。誰是鐮刀？中共，特別是中共上層。近來又有了一個新詞“人礦”。中國民眾意識到自己連植物的地位都不及，韭菜都不算。對於統治階層（即中共上層）來說，自己只能算是無知覺的“人礦”。

事實上，中國政府也是不把民眾當人看，而是當作某種工具。比如，習近平自己說：“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干，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他顯然是要民眾做人肉盾牌來保護他及一批中共高官。

好吧，說說人如何？

中國人：洗腦術下的芸芸眾生

我回國見過許多老同學、老同事、家人和親戚。大多數被洗腦了。不排除其中有揣着明白裝糊塗的人。總之，大多數人視野狹窄、對世界缺乏了解，觀念老舊、甚至還不如八九十年代的人們。其中，有少數是有思維能力的人，頭腦清醒、對於中共洗腦有一定免疫力。這一小撮人在我的社交圈裡的比例：10%左右。

當然考慮到到我的社交圈實際情況：大學群里10%對洗腦有一定免疫力。高中和小學這個比例要低於10%。根據維基百科中文網站的一個數字：中國有大學學歷的人占比不到20%。 所以，如果推而廣之，中國社會未被充分洗腦的民眾的比例實在不高，必然遠低於10%。

那麼如果只用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來估計，且假設洗腦僅對90%的人有效的話，那麼大約有兩三千萬中國人對中共政權的系統性洗腦有一定免疫力。這個數字估計占總人口比例約2%，雖然按比例來說不高，然而就絕對數量來說卻也不低。

這樣一群人是否可以推動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走向現代國家？我不知道。因為從歷史上看，社會革命的成功因素很多，然而少數人可以發起某種革命或變革，革命或變革的持續、擴大、深入卻需要廣大民眾的參與。先鋒人群數量不需要太多，然而沒有廣大民眾的參與與加入，革命或變革的成功難度很大。

套用在中國來看：精英人群可以發起革命或變革，然而革命或變革要持續進行且獲得成功需要廣大民眾的參與。如果廣大民眾都被中共洗腦成功了，他們會參與革命或變革嗎？還是他們如魯迅筆下的去吃“人血饅頭”呢？

這就是我閱讀利夫頓的根本原因。

中國歷史的怪圈：治亂交替、朝代輪替的周期律

過去十多年，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從中共建政七十多年的高光時刻（約在2008年）掉落到2023年的低點，也許還沒有到毛時代的閉關鎖國、空前孤立，卻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

從海外觀察，中國政府花巨資建造的網絡高牆效用驚人，似乎有效地阻隔了中共不想要民眾接觸的西方信息、觀念、與問題。網絡高牆在二十一世紀的互聯網時代成功地達到了中共對中國民眾思想控制的目的。我們看到：互聯網上下，多如牛毛的五毛、粉紅言論與行為。

有人說：網絡上充斥的五毛黨、小粉紅言論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民眾。有人還舉出白紙運動、彭載舟，上海萬聖節，等等來說明：中國民眾中依然有不滿者，有反抗者。

中國人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中國有十幾億人口，那就良莠不齊、泥沙俱下了。我們可以說：五毛黨、小粉紅、戰狼言論在中文網絡上的泛濫不能代表所有中國民眾都是那樣想的。同樣，從彭載舟、白紙運動、上海萬聖節事件，我們可以說：中國民眾中依然有清醒者、不滿者、反叛者甚至反抗者，還有希望。

但是，後一類事件涉及的群體似乎總是比前一類群體少得多。用網絡流行語來說就是：中國社會的“反賊”群體比“粉紅”群體要小得多。中國更多的是如王小波所說的“沉默的大多數”。

中國人是慣於沉默的，這和數千年專制制度對民眾心理行為的改造有很大關係。專制制度必然是壓迫性質的。在專制制度之下，統治階層禁止民眾說話以維持統治秩序。而民眾在求生本能的驅使之下，意識到：發聲抗辯、動手造反都是會遭到統治階層的激烈反應，往往是嚴刑峻法，甚至人頭落地、家破人亡，乃至夷滅九族。於是，沉默就成了中國人自保的主要模式。

然而沉默是一柄雙刃劍。一反面，它確實可以讓統治階級以為民眾至少“口服”了，從而起到保護弱者（民眾）的目的。另一方面，沉默也給了統治階層默許的支持，從而維持了現存統治秩序。而沉默如果達到了保護弱者的效果，又有了示範效應，於是其它民眾就紛紛效仿以求自保。這大約是“沉默的大多數”之所以然吧。

然而，中國的觀察家魯迅說：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

沉默是一種克制，代表了中國人“好漢不吃眼前虧”的忍讓。忍讓是有限度的，當“忍無可忍”的時候，反叛或反抗就發生了。中國兩三千年來王朝更迭的歷史就在那裡：中國底層民眾——那些溫順、馴良的農民，在一個王朝的末年往往是反叛、起義的主體。農民起義之後建立的新王朝雖然未必就比之前的好多少，然而至少在前期與中期對於農民不會過於嚴苛，壓迫得如舊王朝末年那麼厲害。

在魯迅筆下：做不穩奴隸的時代大約就是王朝末年的中國農民，而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大約就是王朝末年之前的中國農民。也可以說，底層民眾忍無可忍的時代與忍得住的時代之間的交替。

在沉默中苟且與在沉默中爆發似乎是中國民眾的兩種模式。前者是做穩了奴隸時的心態，後者是做不穩奴隸時的心態。

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與絕大多數民眾的心態（所謂“民心”）關係密切。中共所謂“民心向背”完全是唐太宗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翻版。

在我看來：中共紅朝是秦朝以來治亂交替、王朝興亡歷史的延續。中國民眾是幾千年專制歷史的產物。中國歷史王朝更迭的循環模式或周期律依然沒有被打破。

因此，中國的希望依然在底層民眾生存境遇繼續惡化到做不穩奴隸的地步。到那個時候，中國民眾 才會或者揭竿而起，或者大規模參與社會運動與革命，中國的現狀才會有所改變。

雖然革命未必會帶來民主自由制度，然而在革命帶來的社會大動亂中，希望或將浴血重生。

所以，雖然網絡上許多關心中國事務的海外華人有一些對中國悲觀失望的情緒，我的朋友中也有人表達對中國絕望乃至想要放棄的想法，然而我對於中國的未來依然保有希望。以上是第一個原因：我對中國歷史周期律的信念。

洗腦術的弱點

而利夫頓的書：Losing Reality: On Cults, Cultism, and the Mindset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Zealotry（《失去現實感：論邪教、邪教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和宗教狂熱心態》）和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思想改造與極權主義心理學：中國“洗腦”研究》）為我的中國有希望論提供了第二個原因：

洗腦術再高明，總是會穿幫的。

中國人說：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從本質上看，洗腦術是系統性的、比較高明的騙術而已。而騙術總是會穿幫的，早晚而已。如果被騙的人能夠反思，或者能夠接觸到新的信息，騙術的穿幫就是無可避免的。

當然，有網友會說：我認識的國內的親友大多數真得被洗腦了，跟他們沒法討論問題！我也有類似的經驗。我也覺得自己認識的某些老同學、老朋友、親戚甚至家人都被中共成功洗腦了，並且那個比例是多數。

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都被成功洗腦，那麼他們就甘於做韭菜或人礦，那麼中共的專制統治就固若金湯、可以長治久安了。如果真是那樣，中國真就沒希望了！什麼民主自由？韭菜和人礦不需要民主自由，也不會發生抗議，更不會動手反叛或反抗。

被統治階層不反抗的話，中國的統治階層——中共高層有什麼理由走向民主自由？特別是在過去十多年的中國政壇趨勢，中共走向極權主義（與民主自由背道而馳）是一個明顯的趨勢。

在這一點上，利夫頓的書就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他結合自己堅實的中共洗腦個案研究（《思想改造與極權主義心理學：中國“洗腦”研究》，1961年）與對邪教、邪教意識形態的研究，發掘了它們之間的共性與規律，也看到了它們的致命弱點。

邪教意識形態（及政治宗教狂熱心態如共產主義）都必然走向極端化，而任何事物一旦極端化就容易荒誕化，容易穿幫。

根據文革中一些人的回憶，毛賊東被神化之後，許多人從“林彪叛逃墜機身亡”事件中意識到：毛不可能永遠正確。因為林彪這個接班人是毛自己選的，結果卻叛逃了。毛如果正確，林就不會叛逃才對。林彪叛逃事件證明了毛也是凡人，不是什麼永遠正確的“革命導師”，於是對毛的個人崇拜（邪教）就崩潰了。

看到習近平在模仿毛賊東搞極權主義，比如“定於一尊”的個人崇拜，“習近平思想”，文革2.0，等等，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又一次走向極權主義與個人崇拜。文革的悲劇看來將在中國重演。然而失去現實感的中國人終有一天會看清現實。因為極端化或神化某個人的結果實在是“殷鑑不遠”。

台灣：榜樣的力量

最後，台灣實現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這一現實也讓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事實上，實現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的夢想。而在孫中山以及繼承孫中山遺願的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符合普世價值、代表人類進步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台灣終於建成了！

這一事實足以證明：中共關於中國人不適合自由民主制度的宣傳之荒唐可笑！這也很可能是中共急於要攻打台灣的真正原因之一。相比於有自由、有民主的台灣民眾，大陸人的沒有自由沒有民主缺少人權就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這一反差讓中共高層坐立不安。

台灣經驗對於中國民眾的民主自由之路提供了最強大的例證和最切近的範例。中國民主自由的道路已經有了一個操作性強的路徑可以借鑑。台灣是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社會的最好的榜樣。

因此，從歷史規律，特別是中國歷史的朝代更迭周期律來看，中共紅朝必然走向覆亡。而從社會心理研究，特別是關於極權主義社會洗腦研究、邪教意識形態研究來看：中共的洗腦再成功，其效果也是暫時的、有限的，一定會穿幫的。因此，中國民眾終究會看清中共的醜惡嘴臉。最後，台灣成功建成自由民主制度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做出了好榜樣。走台灣道路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是完全可能的。

中國有希望嗎？我覺得有。你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