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纳季耶夫

为什么要和大家提到这个臭名昭著的俄国人？他是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中俄北京条约”的始作俑者。如果没有这个功名利禄熏心，唯恐中国不乱，俄罗斯不治的“爱国者”，中俄就不太可能割地那么多，历史上中国也不会那么讨厌老毛子。因此，只有推倒“中俄北京条约”，两国才能重启正常关系。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那季耶夫，名字在中国史书上也翻译为伊格那提也夫、伊格那提耶夫、伊格纳季耶夫、伊格那提业福、伊格那替叶福、伊格纳切夫、伊格纳底夫、伊格那捷夫。不知道是否有一个靠谱的鳄鱼学者！？

伊格纳季耶夫17岁就加入了沙皇近卫部队，担任侍从武官。1856年开始外交生涯，担任外交部驻英国的武官，后参加了巴黎会议。1858年率使团去中亚，与布哈拉汗国签订友好贸易协定。翌年到北京，因冒犯咸丰帝被勒令离开北京到恰克图去，但死皮赖脸不走。1860年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包围北京的机会，在没有授权情况下，伪称作为中间人调解中国和英法的战争，作为酬劳，要恭亲王奕訢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迫使中国承认《瑷珲条约》，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直到太平洋的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伊格纳季耶夫1861年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祝贺阿布杜勒阿齐兹登基，以后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864年担任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和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的欧洲协调外交政策不同，他受泛斯拉夫主义影响，希望解放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斯拉夫人，他的外交政策主要的短期目标是修改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约》，直接和土耳其谈判。中期目标是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充分利用巴尔干各族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反抗斗争来瓦解土耳其。长期目标是实现泛斯拉夫主义政治理想，建立以沙皇为首的所有斯拉夫人的联合。

他力主塞尔维亚人自治，从而引起了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的战争（1876-1877），他又力促保加利亚人进行反土耳其的叛乱（1876），但是这些叛乱的失败和土耳其的大屠杀把俄国逼上了道义上的绝路，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爆发，历经千辛万苦俄军终于打到伊斯坦布尔城下，1878年3月3日他代表俄国签订了对俄罗斯极为有利的《圣斯特凡诺条约》，制造了亲俄的大保加利亚公国，这一天成为现代保加利亚的国庆节。但他向奥匈帝国外长安德拉西伯爵解释这个条约的时候却遭到无情的拒绝，接着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发难，德国首相奥托·俾斯麦又不愿帮忙，西欧各大国遂签订《柏林条约》（1878）取消了大保加利亚（驻英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就曾说圣斯特凡诺条约的签订是十分悲惨的，因为俄国不得不亲手撕毁它），使他的计划遭受了惨重的打击，事后他被迫退休。

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任命伊格纳季耶夫为内务部大臣，制定对付革命的非常治安条例，并听任屠杀犹太人的惨案发生，1882年因建议重建缙绅会议引起沙皇的不快而被解职。

普京在四面楚歌不得以而为之，一方面到中国卑躬屈膝向习近平寻求帮助。另一方面美国，欧盟不断施压警告中国手莫伸，不要和俄罗斯搞得亲密无间。中国经济本身也是困难重重，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需要美国欧洲人的资本。中国千万不必把一个伤痕累累的俄罗斯和自己的关系放在第一，抱团取暖。而是利用自己的软实力，软硬兼施，让俄罗斯和美国一起来讨好卖乖，达到利益最大化。

一个节点就是必须在俄罗斯环节保持主动权。而不是被老毛子牵着鼻子走！因为中国俄罗斯尽管曾经有一点十分友好的兄弟情谊般的时代。但是很多时候都不太好。第一清政府腐败无能，第二，俄罗斯奸诈，有着邪恶用心，也喜欢在别人的痛苦中谋取利益。不惜代价！中国的底线就是死活不能把俄罗斯当作最亲密的朋友，要在中美俄之间中立。

上个礼拜，习近平同普京会谈并且签署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个条约肯定有利于中国。

习近平评论，中俄关系千磨万击还将就。最近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提升，作为独裁者的榜样，执政理念非常契合。习还说，中俄毫无悬念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榜样，首屈一指。

一下咱们比较长篇回忆，中俄关系包涵两大民族交往的历史，期间时时处处都有波澜起伏，不可否认曾出现过极不友好的阶段，关系不对等。开始于17世纪比较早期那一段还可以（后来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

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两国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不仅明确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即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俄称斯塔诺夫山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同时也为两国未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主要内容:“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尽管在此前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俄国哥萨克武装分子波亚科夫（1643－1646年）、哈巴罗夫（1650－1653年）、斯杰潘诺夫（1652－1653年）等对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达斡尔人居住地进行多次骚扰，武装占领，但客观的看，此时的中俄关系还是处于一个由相知，到产生矛盾和平稳发展的阶段。

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由沙毕纳伊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期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结束了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近40来两国围绕中段边界产生的诸多争议问题。1728年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不仅将上年度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有关边界内容纳入其中，还规定了两国官商贸易的原则：“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超过二百人，每间三年一次”。对于中俄民间贸易活动，该条约首次做出了具体规定：“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该条款为后来中俄民间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由此，俄罗斯在1728年建造了恰克图贸易市场，中国遂于1730年在恰克图边境设立了买卖城。恰克图贸易对中俄早期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重要的是《恰克图条约》第五条，对中俄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推动。 “在京之俄馆，嗣后仅止来京之俄人居住。俄史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造庙。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庙居住，俄人照伊规矩，礼佛念经，不得阻止。”据该条约俄文本记载，中国方面还将接受六名俄国学生来京学习满、汉文，居住俄馆。1715年至1864年间，在俄罗斯先后向北京派遣的十四届布道团成员中，出现了罗索欣、列昂季耶夫、俾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一批俄国著名汉学家。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到了俄罗斯，认识神秘的东方邻居。创立了 “汉学”学科。

这段时间应该是蜜月时期吧！接下来，一个恶劣世纪开始了。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武装侵略，沙皇俄国政府也随之强化了自己的侵华政策。

特别是在穆拉维约夫1847年就任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后，沙皇俄国的侵华活动愈演愈烈。一方面，他们完全否定《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边界的主要条款，向中方提出领土问题，要求将整个黑龙江左岸归属俄国。利用中国清朝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采取巡边管理措施的薄弱，以各种优惠政策和待遇向黑龙江流域迁移大量俄国移民，采取实际占领，并在当地组建哥萨克军事组织。

其中不乏签署臭名昭著的一个条约。沙皇和奕山在1858年5月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沙皇俄国获得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吉林省所有海岸线，及海参崴出海口划为中俄双方共管。

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以普提雅廷为首的另一班人马，利用1858 年4月英法联军舰队进抵白河口外，直接威胁京津两地的机会，一方面代表本国政府与中国清朝政府代表就中俄边界问题、通商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以“调停人”身份活动，向英、法联军献计献策，怂恿英法联军攻打大沽，迫使清朝政府与沙皇1858年6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如同其它西方列强一样获得了在中国的单方面贸易特权。

沙皇俄国在《天津条约》中就边界划分问题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在1859年派遣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前驻英国陆军武官伊格纳季耶夫（旧译伊格纳缇耶夫）出使中国。伊格纳季耶夫出使中国表面上是为了履行《天津条约》期间，普提雅廷向中方许诺的提供来复枪一万支，大炮五十门，及派遣各类军事教官的义务，但实际上却是为逼迫中国清朝政府割让整个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当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拒绝了俄方的“善意”后，伊格纳季耶夫迫于无奈，改换公使职衔于当年6月进入北京。面对伊格纳季耶夫对北京的到访，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肃顺指出：“天津条约批准事宜业已完成，军械及教官一事中方已经拒绝，新任俄国公使在京无事可做，其应尽快离京回国”。但伊格纳季耶夫辩称：“其此次前来北京的目的，是根据《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和其它诸条约解决俄中一切之问题。”

面对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有关《瑷珲条约》完全无效，所签订该条约的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俄国”的声明，伊格纳季耶夫为此恐吓道：“我国与中国的边界延绵七千俄里，俄国同其它任何海上强国相比，都更容易随时对中国给予有力打击。”面对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的强硬立场，伊格纳季耶夫在第一次谈判结束后，不无沮丧在给自己父亲的信中写道：“通过此次会谈让我确信，任何好的结果，在这里通过以往途径是不可能取得的。”

伊格纳季耶夫为不负沙皇俄国侵华的厚望，在后来的历次谈判中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要求同中国划定东部和西部边界；开放中国内地的陆路通商；在蒙古、满洲和噶什噶尔设立新的领事馆；调整俄罗斯边防当局和中国边防当局间的直接联系、引渡逃犯等。”伊格纳季耶夫要求根据中方完全不承认的《瑷珲条约》第一条和《天津条约》第九条之规定，将中俄两国边界定为“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游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接，依松阿察河上流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西疆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喀伦等处，由早年和约所定之地方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肃顺对伊格纳季耶夫的无理要求给予坚决驳斥，指出：“经查康熙年间，我国与贵国定界，贵国鸣炮誓天，以大兴安岭之阳为中国之地，上之阴为贵国之地，此时两国疆界之定限也。今我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贵国之困窘，已将黑龙江左岸空旷之地阔吞屯、奇吉地方借与贵国流民居止，此我大皇帝待中外之民一体同仁至意也。贵国又欲在乌苏里江、绥芬等处游行立界，此等地面乃系我国吉林之地，与贵国毫无毗连之处。”肃顺最后表示：“总之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处，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在伊格纳季耶夫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就中俄东段边界进行交涉的同时，沙皇俄国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策划与指挥下，对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等地区疯狂加以实际占领。[29]面对中国清朝政府代表提出的强烈抗议，伊格纳季耶夫辩称：“乌苏里江右岸自瑷珲订立和约，谕旨准行后，已属本国，业经本国占据。”

屡次交涉未果，伊格纳季耶夫不得不改变原有想法，等待时机，以便再次同中方交涉，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伊格纳季耶夫看来，“只有让英法联军对中国人给予沉重打击，提出可怕的要求；然后在俄国的建议下，英法联军降低要求，并同意和解时，中国人才将会感激他们，在慌乱之际同意俄国的一切要求。”此间，沙皇俄国政府外交部指示伊格纳季耶夫在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要像普提雅廷1858年所表现的那样，竭力以“调停人”身份出现，从中牟利，并同意其暂时离开北京。

1860年5月，伊格纳季耶夫离开北京前往北塘，后转至上海，以便加强与英法侵略者之间的联系。8月，在英法联军大举进攻新河与军粮城，造成大沽失陷的同时，“为维护沙皇俄国的利益，在英法联军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间制造矛盾；阻止中国清朝政府与英法联军在天津谈判中达成协议；向中国人证明只有沙皇俄国可以挽救中国”，伊格纳季耶夫主动赶往天津做谈判“调停人”。为利用英法联军向中国清朝政府施压，达到沙皇俄国的侵华目的，伊格纳季耶夫鼓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向其提供北京城区平面图及北塘至北京的线路图。9月，当中国清朝政府与英法联军的谈判破裂后，在英法联军占领通州，进犯北京的同时，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无奈，同意伊格纳季耶夫参先前提出的调停要求。

1860年10月，当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北京城后，主持朝政的奕欣求和心切，请求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出面调停，并表示同意“与贵国之间未尽事宜，将任命大臣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此乃对双方均有益处。在中国清朝政府同英法两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数天后，伊格纳季耶夫即向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提交了中俄条约草案，作为谈判基础。尽管中国清朝政府代表明知其提出的条件苛刻，但对俄方的要求未提出异议。11月14日，在咸丰皇帝谕准之下，奕欣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确认了中国清朝政府以往拒绝承认的《瑷珲条约》效力，同时也承认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领土的彻底占领。《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为沙皇俄国进一步侵占中国西部地区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正是以《中俄北京条约》为基础，沙皇俄国在1864和1881年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等侵占中国西北地区近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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