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幾千年來，走的主要是儒家的以德治國之路，至少表面上是這麼倡導的，這個基本事實估計爭議不大。而西方，除了長達1000年左右的中世紀，歐洲主要是以德治國之外，無論是前面的古希臘還是古羅馬，抑或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美各國，走的則主要是以法治國之路，這個基本事實，估計爭議也不大。

那麼，為什麼中國是德治、歐美是法治？仔細考察後，我發現一個明顯的歷史現象，即：當某個社會主要是靠行政指揮的手段組織起來時，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實施德治；如古埃及、古波斯、歐洲的中世紀，最典型的當然還是自夏商周以來的中國。而當某個社會主要是靠市場交換的手段組織起來時，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實施法治，如古希臘、古羅馬，以及文藝復興後發展起來的近、當代的歐美諸國。

那麼，進一步的追問就是：為什麼行政型的文明或國家就要以德治國，而市場型的文明或國家就要以法治國？這就要從行政作為一個組織社會的手段，和市場同樣作為一個組織社會的手段，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說起了。

我們先來抽象地分析一下作為組織社會方式的行政手段。行政文明，無論其是分封制還是中央集權制，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整個社會是靠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行政命令聯繫在一起、組織成一個整體的。區別只在於，分封制的一系列不同的命令之間聯繫比較鬆散，從而整體的社會結構也比較鬆散；中央集權制下的一系列命令相互之間聯繫非常緊密，從而整個社會結構也比較緊密。那麼，進一步的分析就是：顯然，為了治理好整個國家，尤其是治理好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我們就必須確保這一系列的從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儘可能地正確無誤。而由於發布這一系列行政命令的人是各級的政府官員，因此，我們就要確保這些政府官員們儘可能都是賢能之輩。因此，各級官員們的道德水準就非常非常關鍵了。不僅是官員，就是那些服從命令、執行命令的廣大群眾的道德水平，也並非完全不重要；否則，出工不出力、躺平偷懶磨洋工，也還是不行。怎麼辦呢？結論就是：必須着力培養、提高整個社會自上而下各個階層的道德水準，尤其是各級官員的道德水平。於是，以德治國的思路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具體的歷史事實。就分封制的行政社會來說，無論是歐洲中世紀倡導的騎士精神，還是中國秦以前歌頌的俠士精神，抑或是日本當代之前所踐行的武士道精神，就其本質來說，都是當時行政分封制社會以德治國的一種表現形式。至於封建時代領導層的講道德，中國的道德典型自然就是宋襄公了；而歐洲中世紀的道德典型，當屬那個法王吉恩二世（Jean II）。這個法王在英法百年戰爭中被英國俘虜。後來法國用另一個人質把吉恩二世替換回來。不久，這個替代法王的人質自己想辦法逃脫跑回了法國。但吉恩二世認為這樣做太不道德，竟自己又親自前往英國繼續充當俘虜。

而實行中央集權的行政文明，則對德治的要求更為迫切。拿中央集權的古埃及來說，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在灌輸這樣一種觀念，即：你在活着的時候，如果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那麼在你死後，專門負責審查檢測你屍體的地下神靈，就會發現你心臟的重量呈現異常，從而拒絕給你發放通向“彼岸”的證書；因此，你就永遠滯留地下……而在同樣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古代中國，則各級的朝廷官員都被告知，如果你執政時劣行累累，則一定會以貪官污吏的罵名載入史冊（所謂惡行上書，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並遺禍子孫引以為恥；如果執政廉潔，則你一定會以清官的名聲載入史冊（所謂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並遺澤子孫引以為榮，等等。

也正是因為道德水準在行政型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及它被全體國民所普遍認可，因此才派生出中國歷史上反覆呈現的現象，即：當一個新朝代取代了舊朝代之後，新朝代的統治者總是說，我們推翻舊朝代是因為舊朝代的統治者太不道德了（不管事實是否如此）。進而在某個朝代內部的官場互斗中，勝利者也總是極力指責失敗者的道德有問題（不管事實是否如此）。相對應的，在行政型文明的制度建設中，負責監察各級官員道德水準的體系也非常發達，自秦以來的御史、到清代的巡按、以至今天的紀監委，都是如此。甚至在孫中山學習西方而倡導的五權憲法中，監察權也赫然在目。同樣，在刑法體系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對違反道德行為的懲罰。如在古代中國，無論是違背了三綱五常、還是通姦私奔，都會有極重的刑罰。道德水準至關重要，這個原則也滲透到文學藝術領域。如果某位文人在道德上面出現問題，則無論他的詩詞、繪畫、書法多麼出色，其在社會中的名望也要大打折扣，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最後，中國古代傳統非常看中的所謂“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道德。當代所倡導的幹部要“德才兼備”，德也是排在才的前面。

我們再來抽象地分析一下作為組織社會方式的市場手段。一個市場型的文明，其整個社會是依靠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彼此相對獨立的、數量龐大的商業契約（合同）聯繫在一起、組織在一起的。區別只在於，最原始的商業契約，往往就是單純的口頭約定；而社會經濟發展後的商業契約，則都是書面契約，且往往有第三方見證人。在這裡請注意，一方面，某個商業契約對於具體簽訂的雙方來說，雖牽扯到經濟利益，但並不涉及彼此道德水準的問題；而對於其他的廣大社會成員來說，該商業契約更不存在正確與否的問題、也不存在是否道德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市場型的文明中，作為商品交換中介的每個商人，他一方面要和供貨方簽約，另一方面要和銷貨方簽約，還要和運輸方及其它合作方簽約。因此，某個商人如果違約，則不僅牽涉到其自身，更牽涉到上下遊方方面面許許多多商人的利益。所以，每個簽約的人都遵守已經達成的契約，就是一件對整個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至關重要的事情。即：每個人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任何已經簽訂的契約，不得反悔，也不能要求重新簽約，更不得違約；違約者必受重罰。長此以往，契約神聖、必須無條件遵守，就成了社會上全體商人的共識。於是，當巨商們掌握了社會政治的話語權以後，或後來的資產階級掌握了全國政權以後，以書面契約來治理國家的思路就自然產生了。此時，社會上的所有法律，都具有了商業契約一般的神聖性。而任何新法律的制定，也都套用商業契約產生的方式，通過有關各方的談判、協商，來最終裁定。

我們再來簡單看一下有關的歷史事實。當代歐美國家中，視法律為神聖的例子不勝枚舉，我這裡就不羅嗦了。這裡只來注重看一下古希臘。我們知道，古希臘是商品交換、或說市場經濟非常發達的社會。因此，在長期的契約神聖觀念的薰陶下，整個社會都非常敬重任何通過合法程序產生的決定（也就是法律）。著名的例子，如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由於在雅典大街上公開闡述、傳播自己的思想，並質疑社會上許多權勢人物的觀點，竟被公民大會表決有罪，進而被法庭以毒化青年思想的罪名而判處死刑。這個判決顯然是情緒化的、不合理的。判決後，也有朋友表示願意幫助蘇格拉底逃走。但蘇格拉底認為，不管這個判決正確與否，既然它已經通過正常表決的程序而變成了一條法律，那我就必須遵守。遵守法律，天經地義。於是蘇格拉底拒絕逃走，他嚴格按照法律判決，飲毒自盡。再比如，當市場型的財力雄厚的雅典，和財力較弱的行政型的斯巴達，進行殘酷的伯羅奔尼撒爭霸戰爭時，雅典的一個非常優秀、屢戰屢勝的軍事指揮官，僅僅由於一些細節瑣事的疏忽和處理不當，引起了許多傷亡戰士家屬們的不滿，從而導致其在公民大會上被罷免。雖然在軍隊中，明眼人都知道這將導致巨大災難；但沒有辦法，法律神聖，必須遵守，這位優秀的軍事指揮官只能離職。結果，雅典在和斯巴達爭霸的這場事關生死存亡的戰爭中最終失敗，並從此一蹶不振。

由上述兩個例子，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法律在古希臘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這和中國人往往把法律看成一紙空文，簡直是天壤之別。最後再對比地說兩句：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和法律制度建設相呼應，辯護律師也出現得非常早；而在當代，和中國的龐大的紀律監察體系相對照，西方則建立起了龐大的律師隊伍體系。而且，在西方，相對於法律的無比神聖，傳統的道德風俗則常常無關緊要。比如，自古希臘和古羅馬時起，私通或擁有公開的情人，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是頗為容忍的。即使是國王或者高官的妻子與別人有染，其本人和整個社會大體上也能接受，我們這裡就不贅述了。

總之一句話，本文的結論很簡單，即：德治，是和行政文明、或說官家社會相配套的舉措；法治，是和市場文明、或說商家社會相配套的舉措。中國自古就是行政文明，因此，孕育出了德治的傳統；歐美自古就是市場文明，因此，孕育出了法治的傳統。

    那麼，究竟是德治更好，還是法治更好？或者說，究竟是行政文明更優，還是市場文明更優？這屬於另一個主題，以後有機會再認真討論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