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中国社会流动性小。到清朝时，农民离家百里都要持政府发的通行证才不会被当流氓被捉。欧洲有很多地方是做生意的，流动性大。流动性小，就可以成为“熟人社会”。一个人的道德高不高大家就知道。而在流动性大的地方，就是“陌生人社会”，没人知道你道德高不高。所以，德治在中国有可能。在欧洲，德治不可能。德治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能实行当然要实行。如果实行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法治。法治就是暴力。看看美国就知道什么是法治。警察动不动就掏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凭啥一个屁大的警官，只凭自己的感觉，不是思考就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如果能实行德治，当然要德治。因为德治的好处是成本低。但有的地方就是实行不了德治。比如上海人为什么坏，因为人员流动性大。虽然广州对外贸易比上海早两三千年。但广州的流动性不大。外国商人都不允许上岸的。对外贸易是在海船与小船之间进行。外国商人走的时候留下一个采购清单，明年信风起的时候，外国商人再拿银子来换中国买办为他们采购的货物上船走人。上海不一样。上海是鸦片战争之后才有的。中国人败了，再也不能不允许外国商人上岸了。外国人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上海就与外国一样生活。流动性大。人自然就不讲道德。不讲道德，只能来硬的，讲法律。好像流氓和共产党在上海特别吃得开。在广州就不行。那么中国败了之后，广州为什么没变成上海那样？因为广州的做生意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广州能成为唯一通商口岸是因为皇帝禁止其他地方对外经商（还发生过中国买办带外国人到北京请愿要求海船绕开广州直接到北方做生意，带路的中国人被皇帝杀了，与此有关的官员全部撤职，外国人押回广州坐牢）。广州的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是不通的。中国货必须上岸，用人力扛过五岭才进入珠江水系。一口通商时能将成本转嫁给用户。到五口通商时，外国商人发现长江水系能直接将海船开过去，成本低。于是广州的生意一下跑到另外四口去了。广州就不受外国商人重视了。所以广州没成为上海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