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簡單。中國社會流動性小。到清朝時，農民離家百里都要持政府發的通行證才不會被當流氓被捉。歐洲有很多地方是做生意的，流動性大。流動性小，就可以成為“熟人社會”。一個人的道德高不高大家就知道。而在流動性大的地方，就是“陌生人社會”，沒人知道你道德高不高。所以，德治在中國有可能。在歐洲，德治不可能。德治還是比較好的，如果能實行當然要實行。如果實行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法治。法治就是暴力。看看美國就知道什麼是法治。警察動不動就掏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憑啥一個屁大的警官，只憑自己的感覺，不是思考就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如果能實行德治，當然要德治。因為德治的好處是成本低。但有的地方就是實行不了德治。比如上海人為什麼壞，因為人員流動性大。雖然廣州對外貿易比上海早兩三千年。但廣州的流動性不大。外國商人都不允許上岸的。對外貿易是在海船與小船之間進行。外國商人走的時候留下一個採購清單，明年信風起的時候，外國商人再拿銀子來換中國買辦為他們採購的貨物上船走人。上海不一樣。上海是鴉片戰爭之後才有的。中國人敗了，再也不能不允許外國商人上岸了。外國人想怎樣就怎樣。所以上海就與外國一樣生活。流動性大。人自然就不講道德。不講道德，只能來硬的，講法律。好像流氓和共產黨在上海特別吃得開。在廣州就不行。那麼中國敗了之後，廣州為什麼沒變成上海那樣？因為廣州的做生意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廣州能成為唯一通商口岸是因為皇帝禁止其他地方對外經商（還發生過中國買辦帶外國人到北京請願要求海船繞開廣州直接到北方做生意，帶路的中國人被皇帝殺了，與此有關的官員全部撤職，外國人押回廣州坐牢）。廣州的珠江水系與長江水系是不通的。中國貨必須上岸，用人力扛過五嶺才進入珠江水系。一口通商時能將成本轉嫁給用戶。到五口通商時，外國商人發現長江水系能直接將海船開過去，成本低。於是廣州的生意一下跑到另外四口去了。廣州就不受外國商人重視了。所以廣州沒成為上海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