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還是中英貿易戰：我們如何不再墮入歷史的深淵？ 

——一個被誤讀的歷史真相及對當下中美貿易戰的警省

文 / 趙曉 

導言：稱謂即敘事，敘事即立場 

1840 年，英國艦隊開赴中國南海，炮火轟開了廣州的防線。對於中國人來說，那是“近代屈辱史”的開端，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的起點。自此，“鴉片戰爭”這個詞深入人心，成為每個中國學生心中的“國恥第一課”。

然而，你可能並不知道：在國際歷史學界，這場戰爭幾乎沒有人叫它“Opium War”。他們稱它為：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第一次英中戰爭）

War for Trade（通商戰爭，貿易戰）

稱謂的不同，絕不是語言選擇那麼簡單，而是價值立場與敘事邏輯的差異：

• “鴉片戰爭”：強調毒品、道義、侵略、被害，是一種情緒動員式的民族主義敘事；• “中英貿易戰”或“通商戰爭”“貿易戰”：強調貿易、制度、結構性衝突，是一種更複雜的世界秩序視角。

為什麼我們需要從現代經濟學角度重新認識這場戰爭？

因為我們今天正在經歷另一場結構性貿易衝突——中美貿易戰。而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對它的理解和敘事，似乎依然停留在1840年的框架之中。

2002 年，歷史學家袁偉時在《東方文化》發表文章《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呼籲中國教育界“糾正歷史敘事中的政治化與情緒化傾向”，指出我們對鴉片戰爭、義和團等歷史事件的描述“與現代國家意識嚴重脫節”。

他在2006 年《冰點周刊》的重申文章更是引起了巨大爭議與封殺，但也推動了包括秦暉、易中天、張鳴等一批公共歷史學者，開始重估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敘事。

我們如果不能從歷史中吸取真正的制度教訓，就只能一次次重複製度失敗的宿命。

鴉片戰爭，從來不只是“鴉片”那麼簡單。它的背後，是制度對接失敗、市場規則衝突與全球化秩序的第一次碰撞。也因此，特別值得我們今天警戒和反省。

一、中英之間的結構性貿易失衡：戰爭的起點 

鴉片戰爭的真正導火索是什麼？絕非只是“鴉片”二字。

從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它是一個典型的國際貿易失衡引發的結構性衝突——一方長期輸出，一方限制進口，市場准入嚴重不對等，而制度障礙又使得和平調解無效，最終演變為悲劇性的戰爭。

1.1 清朝對外貿易政策：朝貢化、政治化、封閉化 

滿清延續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直到1684年才開放海禁，允許定點通商。

滿清對外奉行的是不對等的貿易政策——我的茶葉、瓷器、絲綢你可以隨便買，但是我的市場你不能隨便進。————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單邊貿易”、“貿易壁壘”！

因為，清政府在面對海外貿易時，並沒有“自由貿易“、“互利互惠”的現代經濟理念，而是延續了前代的“朝貢貿易”的邏輯：

• 對外貿易是“賞賜（你服我拜我，我賞你一口飯吃）”，不是“自由交換”；

• 外國商人要“入貢稱臣”，沒有“平等通商”這回事；

• 皇權政治壓倒市場機制：經濟讓位於政治與權力。

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雖然宣布“開放四口通商”，但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又全面收緊，只保留廣州一口通商，並強制所有外國商人只能通過“十三行”辦理貿易，嚴禁繞行、不得與官方直接通聯。

這就相當於國家強制壟斷：英國商人只能通過官方指定的“總代理（半官半商性質的外貿壟斷組織）”購入中國商品，卻無權設點、投資或對接消費者，更無權將本國工業品直接銷往中國。

從今天的角度看，這是典型的：

• 貿易准入壁壘；

• 對外市場壟斷；

• 政策性歧視外資企業與產品。

同時，由於稅制混亂和官僚貪腐，雖然法律規定貿易稅率為4%，但外商實際被課以高達20%甚至更多的“灰色成本”，實際上完全喪失國際競爭力。

1.2 英國的焦慮：白銀流失與財政困境 

18 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英國正經歷工業革命，其對外貿易與資本輸出需求迅速上升。

但在與中國的貿易中，英國只能以大量白銀購買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而無法將本國工業品出口至中國，從而形成長期、大規模的逆差：

• 乾隆年間十年（1781－1790年）內，英國向中國流入白銀1640萬兩；

• 嘉慶十年（1800－1810年）間更高達2600萬兩；

• 到1830年代初更是屢創新高，每年貿易逆差超過300萬兩。

而當時的英國實行金本位制，銀的持續流出對貨幣穩定、對外儲備、財政平衡都構成威脅。

也就是說，中英之間貿易不是“雙贏互惠”，而是“單邊傾斜”：中國賺走白銀，卻不願打開市場讓對方“掙回來”。

這個邏輯，其實和今天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構極為相似——我們大量出口，卻不願意在金融、數據、標準等制度層面讓對方“進入”。對方長期承受損失，貿易最終無法持續。

1.3 英國的選擇：鴉片只是替代性出口商品 

面對巨大的貿易逆差與制度性封鎖，英國人該怎麼辦？

他們的第一選擇並不是“鴉片輸出”，而是希望擴大對華出口工業品（如毛呢、機械等）。但清廷明令禁止這些商品進入國內，甚至視之為“夷貨”。

在多次外交交涉失敗之後，英國轉向印度殖民地的鴉片種植，並藉助中國國內早已存在的鴉片市場作為出口“破口”。

鴉片在中國也並非英國引入，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廣泛使用於民間（如鎮痛、熬夜提神），林則徐上奏報告中提及，“鴉片之流行，已滲透城鄉”，並非空穴來風。

還需要強調的是，那個時代並沒有“毒品”這個概念，鴉片貿易剛開始和今天的香煙買賣一樣，在全世界都是合法貿易。中國也是如此。中國從明朝開始進口鴉片，一直是作為藥材使用的。英國人在海外賣，在自己的國家也賣。直到1868年英國才制定《毒品藥店法案》，對本土的鴉片貿易給予一般性限制，到了1914年才真正禁止鴉片。

英國東印度公司掌控的印度鴉片市場，成為對華出口的唯一替代品。

從這個角度看，鴉片不是“英國人的毒品武器”，而是清朝長期封閉貿易、拒絕市場開放的制度性副產品。相當於你使壞，最後逼着別人也使壞。

二、鴉片不是陰謀，而是結構性失衡下的破局工具 

在中國語境中，鴉片戰爭幾乎等同於“毒品戰爭”。教科書反覆強調英國以“毒品換黃金”，毒害中國人民，掠奪國家財富。但我們需要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為什麼英國要用鴉片來換黃金？

為什麼清政府在鴉片貿易成規模前，早已對白銀流入欣然接受？

當我們把“鴉片”從道德議題還原為“出口商品”，這場戰爭的真實面貌就逐漸清晰了——它不是“毒品與人權”的衝突，而是市場出口與貿易權利的衝突，是一種“制度逼出的選擇”。

2.1 鴉片，是“結構性失衡的出口替代品” 

如前所述，中英貿易極度失衡，中國出口暢通無阻，而對英國商品的進口則被嚴控、甚至禁止。這使英國陷入長期逆差困境。

在這種結構下，英國政府與商人最初的目標並非走私鴉片，而是推動毛呢、機器等工業品進入中國市場，建立平等貿易關係。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歷史事件中看出英國的原始意圖：

•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出特使請求與清廷建立外交關係、開放更多港口，未果。

• 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再度請求擴大貿易與派駐使節，被拒。

• 1820年代起，多次商業代表與清廷交涉被拒，連貿易糾紛都無法申訴。

正如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說：“這是一個現代主權國家，想與一個不理解主權對等的前現代國家談判。”

中英經濟觀念：天差地別。中國：小農經濟+王權專制+人治社會。英國：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契約社會。 

於是，鴉片作為一種本土需求存在、邊境監管鬆懈、收益巨大的商品，順理成章成為貿易突破口。清政府無法提供制度性市場回報，鴉片於是成為英方商業體系的“結構性出口補償”。

這並不是“陰謀論”，而是“制度套利”在全球化早期階段的一種必然邏輯。

2.2 清政府的“雙重標準”：一邊痛斥鴉片，一邊默許其流通 

林則徐被稱為英雄，但他的“虎門銷煙”其實並不是清政府長期一貫的鴉片政策，而是一場突然的強力糾偏。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林則徐不僅是禁煙，而是禁絕一切外貿，英國商人一刀切，盡數驅逐。

在林之前，大多數官員對鴉片的態度是“明禁暗許”，甚至將其作為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之一：

• 兩廣地區早在嘉慶年間就通過“行賄通道”默許鴉片走私；

• 粵海關通過灰色收費機制，從鴉片貿易中獲取大量銀兩；

• 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以煙養官”的現象。

據統計，到1830年代，清朝每年吸收鴉片已超4萬箱，形成上億兩白銀的市場規模。換言之，鴉片已經成為中國民間消費的常規商品。

那麼，為什麼突然要強行銷毀？

一方面，林則徐深知鴉片已造成社會問題,尤其是兵士、文官階層吸食成風，危及軍政根基；另一方面，銷煙成為向皇帝表忠、樹立“反腐鐵腕”形象的手段。

但林的做法——在無任何賠償與法律程序下焚毀英國商人私有財產——在當時國際公法框架下，等同於“非法侵奪外國資產”，這成為英國出兵的法理依據。

另外，正如研究者們所指出的，當時並無國際禁毒公約，也無中國立法明確鴉片為非法商品，英方無法接受這種超法行為。

至此，中英兩國由貿易引發的爭端開始激化，無從平等對話、尋常正常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的“日不落帝國”在商人們的強烈要求下，滋生了武力解決爭端的想法。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英國出兵時，在本國國會並未遭到強烈反對，甚至得到了不少自由派的支持。他們認為這是一場“保商權、護貿易”的戰爭。

但即便到這個時候，也還依然有對話的可能。統領英軍的義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1801—1875 年）多次投書，可惜的是，卻沒有一個滿清大臣願意對話！因為，天朝對蠻夷，沒有對話這一說。就如同對米帝，那就只有打擊，沒有對等對話一說一樣。 

結果義律只能把要求最後談判的《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丟在廈門的沙灘上……這個文書口氣還算客氣，“大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前往中國海境，求討皇帝昭雪伸冤。”

2.3 鴉片戰爭，不是“為鴉片而戰”，而是“借鴉片開戰” 

鴉片，是矛盾的引信，但不是戰爭的核心。虎門禁煙的“民族英雄”林則徐，實際上後來180 度轉彎，鼓勵鴉片種植，這一點估計讓很多人驚掉下巴。面對洋煙大行其道，賺光白銀的局面，太常寺卿許乃濟1836年就給道光提了個驚世駭俗的建議：聽任國內種植，以抵制外來鴉片。

實際上，鴉片戰爭的始作俑者——道光在沒當皇帝之前就喜歡抽鴉片，其餘親王、郡王、公主、高級官員、高級文人癮君子更是不計其數。非要說他們禁煙是憂國憂民，那你真是想多了！

所以滿清禁止鴉片貿易真的抵禦外辱，為民着想嗎？顯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洋煙賺走了大量的作為硬通貨的白銀，導致國內“銀貴錢賤”，嚴重危及清政府的財稅基礎。說到底，是中英貿易衝突。

而這場戰爭的真正核心，是兩個文明之間對“國際交往規則”的完全誤判與背離。

清政府認為：我是天朝，你是夷人，你不能平起平坐。你來貢品，我賞你買賣，是我的恩典，不是你的權利。你出的問題，是你道德墮落，不是制度不公。

英國政府認為：我是主權國家，你也是。我們之間必須有公開外交渠道、對等通商權、明確產權保護與賠償機制。你要保護國內市場可以，但你不能一邊賺我的錢，一邊燒我的貨。

林則徐說英軍“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制其死命”。這猶如今天一些天，張口川普是希特勒，閉口川普是瘋子，就是不把川普當正常人，美國當正常國家。 

林則徐被稱為“近人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實這一美稱名過於實！他完全不懂世界，不懂“國際法”，說是瞎子還差不多。但他的時代，這個國家的世界觀整個就錯的：不知道地球是圓的；不知道人性是相同的；不知道國家是平等的；不知道貿易是要公平的；更不知道契約是神聖的！

皇權的無恥+臣民的無知——在這樣的結構張力之下，鴉片當然只是壓垮系統的最後一根稻草。

今天，我們進步了嗎？徹底走出來了嗎？

三、不是打不過，而是制度不兼容：清朝的深層敗因 

在主流大眾敘事中，鴉片戰爭的失敗常常被歸因於“船堅炮利”——西方有堅船利炮，我們刀槍不入；他們用科技征服了我們，我們用冷兵器迎敵，自然節節敗退。

但若我們僅僅停留在“科技落後”的解釋框架中，就容易陷入一種錯誤的“物理主義的歷史觀”，看不清真相。事實上，物質與技術只是表象，制度與理念才是根源。

真正決定這場戰爭勝負的，不是火炮射程的差距，而是兩個體系對“世界規則”的理解與適應力的天壤之別。

歷史和今天都證明:落後並不一定挨打，是導致落後的愚昧和野蠻必然挨打！

3.1 “天朝體制”VS“全球化法治秩序”：根本不在一個宇宙 

清帝國的統治邏輯，是建立在“皇權中心主義”之上的：

• 以皇帝為天命之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國家不承認與之平等的外交主體，外國來使即為朝貢；

• 內務府治理對外事務，外交不是外交，是“夷務”；

• 法律不保護“外夷”，而是保護朝廷體面。

而英國當時已是一個憲政化與市場化的工業國家，其國家行為必須：

• 遵循契約精神；

• 尊重私人財產權；

• 通過議會與法治維護對外貿易秩序；

• 在全球範圍內推進對等主權與海洋法則。

因此，中英之間的戰爭，當然不能簡單歸結為一個“野蠻國家侵略文明國家”，而是一個“高度制度化國家”試圖用全球規則進入一個“自我封閉、拒絕對等”的帝國體系。

正如歷史學家周錫瑞（Joseph Esherick）所指出：

“清朝不是敗在英國的火炮，而是敗在英國人的信念體系與組織能力。”

3.2 通商邏輯的衝突：廣州十三行 vs 全球自由港 

再看兩國的貿易制度安排。

英國當時早已建立起遍布全球的自由港網絡，如新加坡、馬六甲、加爾各答、好望角等，無論是商人、物資還是資本流通，效率極高、規則透明。

而清朝採取的則是：

• 只准在廣州通商；

• 只能通過十三行中間商；

• 外商不得入城、不得設點、不得訴訟、不得直達朝廷；

• 所有貿易以“賞賜邏輯”定價，完全缺乏市場調節機制。

這種高度封閉、權力導向、國家壟斷的通商制度，根本無法承載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訴求。英國的市場力量與行政效率完全無從施展。

3.3 領事裁判權、最惠國待遇、關稅自主權為何成為清朝潰敗的標誌？ 

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近代不平等條約”。

為什麼不平等？表面看是賠款、割地、通商，實質上是：

• 失去了關稅自主權：所有進口貨物稅率需與英方談判決定；

• 被迫接受領事裁判權：英人在中國犯罪不受中國法庭審判，而由英國領事裁定；

• 給予最惠國待遇：英國獲得的所有通商權益，自動向其他列強開放。

這些制度安排，是現代國際法和主權國家交往中的常規機制，但對清朝來說，它們意味着“權威的瓦解”。

為什麼？因為清帝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一種“皇權-臣民-朝貢”的等級宇宙。它無法也不願將“外國人”視作“平等主體”，更不能容許“法律平等”。

所以，清朝不是敗在“不正義”，而是敗在“不現代”。

如果說西方的要求和中國的利益有衝突，那也是和滿清統治者的利益有衝突；如果說屈辱，那也是道光、咸豐的屈辱。

對於普通民眾，鴉片戰爭的槍炮聲，恰恰是打破鐵屋窗戶，擺脫數百年枷鎖，真正進入現代文明的契機。

3.4 英國“贏”了什麼？清朝“輸”掉了什麼？ 

英國贏得的不只是市場，更是一整套與清朝完全不兼容的全球秩序的試運行平台：

• 在五口通商港設立租界，發展銀行、電報、郵政；

• 推動漢口、天津、上海等地商品與資本流通；

• 建立近代意義上的法律、工商與外匯制度雛形。

而清朝失去的，不只是銀子與主權，而是對這個世界的解釋權與參與權：

從此之後，中國不再能用“天朝體制”解釋世界，而必須用“世界體制”重新認識自己。

這場衝突，表面上是“英國打了進來”，實質上是“清朝落在後面”。

四、被壓縮的歷史：我們如何敘述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一場複雜的、全球化早期階段的重大制度衝突，但在中國語境中，它卻常常被簡化為“一場侵略戰爭”“一場毒品戰爭”乃至“西方殖民野蠻性的鐵證”。

從小學到大學，從教科書到影視劇，我們熟悉的敘事模式幾乎從不變化：

“英國為了向中國傾銷毒品，在中國人民堅決抵制下悍然發動戰爭，最終導致我國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開始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歷程。”

這種敘述當然有它的歷史基礎，也激發了幾代人的民族情感。但問題在於——

這段歷史，過於被壓縮了。

它被壓縮成情緒化的標籤，而非理性的結構分析；

它被壓縮成“黑白對錯”，而不是制度與文明的相遇與碰撞。

鴉片不可怕：真正可怕的中國人的思想鴉片…精神鴉片！思蘆如此反思：“咸豐對簽訂的條約根本不打算遵守，這是引起二鴉戰爭的原因。他說：‘自古要盟不信，本屬權宜。’

所以這是一場‘毀約戰爭’。一再陷入了違約、挨打、定新約，再違約、再挨打的循環中。挨打越來越重，條約也越來越苛刻。二鴉戰爭說明，落後不一定會被挨打，但是不遵守規則，不按國際公理行事一定要挨打。”

4.1 “鴉片”是最方便的情緒動員工具 

為什麼這段歷史一開始就被定名為“鴉片戰爭”？因為它方便。

鴉片，是一切罪惡與恥辱的象徵：毒害身體、摧毀意志、奴化國民，是“萬惡資本主義”的絕佳樣板。通過“鴉片”這一關鍵詞，可以迅速完成政治動員：

• 強化民族受害者心態；

• 掩蓋制度落後的結構根源；

• 模糊中英之間錯綜複雜的制度與經濟關係。

但這種道德化的簡化敘述，恰恰剝奪了我們真正理解戰爭、理解近代世界秩序的能力。

袁偉時教授在《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中指出：

“我們用‘國恥’教育青少年，但教育了幾十年，學生依然不理解什麼叫主權、什麼叫國家、什麼叫現代法律秩序。”——這意味着什麼，我們的主流思想與思維還沒有走出晚清！ 

如果近200年過去，我們還是站在原地，不能理解真正的現代文明是什麼，那這麼多年所經歷的血淚、曲折、痛苦通通都沒有價值，它只會成為重複重複再重複的大坑，一次次的等待我們跳進去！

4.2 歷史學界的反思：不要用道德情緒遮蔽制度真相 

自2000 年代以來，中國歷史學界逐漸出現對鴉片戰爭敘述的反思浪潮，代表人物有：

• 袁偉時：主張從國家制度建設與國際規則認知角度重新理解近代史；

• 秦暉：認為“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遮蔽了制度失敗的責任；

• 易中天：在《簡明中華史》中提到，“‘被侵略’不能成為一切問題的替罪羊”；

• 許倬雲、何炳棣、茅海建：從不同角度提出“鴉片戰爭是一場秩序衝突”的理解。

這些學者指出，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是否記得鴉片戰爭”，而在於“是否真正理解了它”。

如果我們把所有失敗都歸因於“列強侵略”，那麼就很容易跳過最該追問的問題：

• 為什麼鴉片能暢通無阻，而工業品不能？

• 為什麼白銀流入時我們欣然接受，鴉片換回白銀就成為“國恥”？

• 為什麼英國能組織東印度公司、皇家艦隊、外交使團，而我們依舊用內務府管理外

夷？

正如秦暉教授所說：

“鴉片戰爭不是被打敗，而是被淘汰。”

4.3 情緒敘事的後果：對外仇恨，對內盲目 

被壓縮的歷史敘事形同宣傳，長期延續會製造兩個嚴重後果：

1. 對外：仇恨取代理性

我們容易將一切衝突簡化為“侵略與反侵略”，從而忽視自身制度的問題，不理解國

際規則為何建立，也不知道如何更好進入現行秩序。

2. 對內：閉環體制不願反省

當問題可以歸結為“外敵使然”，就沒有動力審視體制結構、治理模式、經濟政策，更不會承認體制性失敗的教訓。

鴉片戰爭本可成為一場現代中國“對接世界秩序”的精彩第一課，但我們硬是通過灌輸，把它變成了“封閉情緒體制的強化劑”。

結果就是：

• 我們永遠處於受害者敘事；

• 永遠期待“有外敵則一切合理”；

• 永遠躲避制度改革的正視。

五、今天的我們：是否正在複製另一場“鴉片戰爭”？ 

歷史並不簡單重複，但它常常押韻。

如果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一場“中英貿易戰”，其失敗源於制度不兼容與貿易封閉；那麼今天，中美之間正在展開的結構性衝突，是否是第二次“制度性貿易戰爭”？

鴉片戰爭是一場關於市場准入、貿易公平、國際秩序的正面衝突。今天的中美貿易戰，本質上亦如此。

我們必須直面這個令人不安的類比：

我們是否正在重演“只想出口、不願進口”、 “只想自由貿易，卻拒絕自由本身”、“只想收穫世界、不願自身改革”、“只要紅利、不願對等”的清朝權貴經濟之貿易策略？

5.1 過去是茶葉、絲綢、瓷器，今天是芯片、光伏、電動車 

1840 年前，中國其實就是英國的“世界工廠”了——源源不斷向西方出口茶葉、瓷器、絲綢，卻嚴格限制外國產品進入國內市場。

2020 年代，中國依舊是全球最大製造國，主導光伏、稀土、電池、電動車等關鍵產業鏈，但對外資、尤其是美資在金融、數據、技術標準、審查制度等領域仍設置了大量“看不見的壁壘”。

• 過去的“十三行”變成了今天的“准入負面清單”；

• 過去的“中間商制度”變成了今天的“紅色供應鏈”；

• 過去的“閉關鎖國”變成了今天的“網絡主權”與“內循環”戰略。

不同的是，今天的我們在表面上掌握了更加強大的產能、巨大的市場、完整的供應鏈——但相同的是，我們依然沒有成為一個制度意義上的“自由市場國家”。

就像當年清朝靠白銀積累換取“盛世虛像”，今天的中國靠順差堆積換取“數字繁榮”。可一旦全球體系失衡，外需斷裂，底層結構就暴露無遺。

5.2 中美結構性衝突，不是“貿易摩擦”，而是“制度脫鈎” 

從川普1.0 到拜登，再到川普2.0美政府的對華政策，儘管風格各異，但本質上是“共識性收縮”：

• 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正式爆發開始，美國對中徵收懲罰性關稅；

• 到2025年川普推出“對等關稅原則”：你出口我多少，我也要出口你多少；

• 再到當下美國正式將關稅戰全面制度化，對中國商品加征145%關稅。

這不是一時之氣，更不是“競選操作”，也不是“老大嫉妒老二”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客戶（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對“商家（全球最大製造國）”發出的“結構性問責”：

你不能一邊占盡規則紅利，一邊破壞規則本身；

不能一邊享受全球供應鏈，一邊築起體製鐵幕；

不能靠權貴資本操控市場，卻要求他人按自由主義方式對你開放。

換言之，這是一場與當年英國一樣的結構博弈：

• 英國說：“讓我們建立開放市場”，清朝說：“你可以來進貢”；

• 美國說：“讓我們實現對等互惠”，中國說：“請尊重中國特色”。

這種話語結構的根本不對稱，導致談判永遠是“各說各話”，制度脫鈎變成必然趨勢。

5.3 今天的“鴉片”是什麼？ 

歷史不會簡單復刻，但機制可能重演。

在1840 年，鴉片成為破壞封閉體系的突破口。

在2020 年代，類似“鴉片”的替代品也在上演：

• 中國大量出口“綠色工業產品”到歐美，卻不願讓外資在本地做同樣的事；

• 在AI、芯片、通信、社交媒體領域持續“進口限制、出口壟斷”；

• 對內實行行政管制、補貼政策、價格控制，對外卻要求享受“自由市場地位”。

這其實就是今天的“制度性鴉片”——靠不對稱體系獲得利益，卻拒絕制度透明與權利交換。

最終，這種模式會逼迫全球其他國家構建“制度防火牆”——就像英國最終被迫開戰，美國今天被迫設限。

不是因為你太強，而是因為你不透明、不對等、不自由，只強調自身“特色”，不承認他人其實也是人，人人平等，貿易也要對等，才是可持續的經貿往來！

六、尾聲：鴉片戰爭的理性終結，不是記恨，而是覺醒 

鴉片戰爭距今已近兩百年，但它的回音並未遠去。我們所面對的並不是一段“遠古屈辱史”，而是一段尚未完成的歷史，是一場我們仍未徹底領悟其結構與真相的制度劇本。

中國人至今仍對“鴉片戰爭”耿耿於懷，很多人認為那是“英國的罪”、“毒品的恥”，是“帝國主義入侵”的肇始。但我們很少認真追問：

• 為什麼我們只能出口茶葉，而不能進口毛呢？

• 為什麼我們拒絕對等通商，卻又渴望長期順差？

• 為什麼我們擁有那麼多“洋務運動”的英雄，卻始終無法建設出一個制度現代國家？

如果我們始終用“被侵略”的角度去敘述歷史，我們就永遠在情緒里打轉，而不去問：“我們那時是否具備進入世界體系的硬核制度條件？”

我們今天常說，現代化不能忘本。但歷史真正的“本”不在傳統，更不在記恨，而在人心，在真實而良善的自省；不再迴避責任，而要勇於改革。

正如袁偉時教授所說：

“歷史不是為了復仇而記憶，而是為了反省而保留。”

正如秦暉提醒我們：

“鴉片戰爭不是西方打敗了中國，而是現代打敗了前現代。”

我並不太同意什麼現代、前現代的劃分，我想直截了當說的是： 

“鴉片戰爭不是西方打敗了中國，而是先進打敗了落後。”

今天的我們如果還想往前走，不再墮入歷史的深淵，必須意識到：

自由貿易的根基，從來不是便宜貨，而是制度兼容；

全球秩序的鑰匙，從來不是國力位次，而是治理邏輯；

真正的強大，不在於輸出多少，而在於是否能共同制定規則。

不自由的國家不可能長久享受自由貿易紅利，自由才是自由貿易硬核門票。

中國的精英以及整個中華民族必須再次做出良心選擇，並接受未來歷史的檢驗： 

是繼續堅持封閉體系、權貴資本、國家主導，維持一個只為“贏面”設計、不容正義“反問”的經濟帝國？

還是真正走向制度透明、契約精神、開放市場，成為全球信任體系中一個有力而平等的參與者？

請務必記住：鴉片戰爭的終結，不是“英國打敗了中國”，而是中國第一次被迫面對一個我們並未準備好的現代文明世界！

中美貿易戰的走向，將是中國第二次面對全球秩序時的抉擇時刻。

我們固然可以用“主權”、“發展”、“道路自信”來迴避制度改革！

是否也可以用“文明自覺”、“制度對接”真正打通現代化的深水區？

切記：

自由貿易不會永遠向不自由的體制開放；

全球市場也不為不公平的規則長期買單。

自由與開放的制度，才是全球經濟的通行證。

透明、對等、法治，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地基。

1840 年的那扇門已經被炮火轟開，2025年的這扇門——我們將如何走出去，或者是否再次關閉——將決定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也將決定我們的子孫是否仍將重複我們未完成的歷史功課。

願我們銘記中國本土保守主義者孔子的教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請放下自意、自大、自我、固執，真正為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生生不息、文明昌盛，發自良心地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