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內閣核心成員的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與總統的矛盾日益公開化，最近媒體報道其將辭職收場。這場風暴背後，折射出美國經濟治理的結構性困境與政治博弈的深層裂痕。

一、關稅政策的“雙重陷阱”

 川普的關稅政策延續了其一貫的“極限施壓”風格。根據2024年競選承諾，新政府計劃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基礎關稅，並對中國等“戰略競爭對手”實施梯度關稅。

 表面上看，這種“無差別打擊”能夠迅速增加財政收入——據測算，僅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就可帶來約400億美元年度收入。

 然而現實遠比設想複雜：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政策實施首月就收到超過12萬份豁免申請，暴露出行政體系應對能力的嚴重不足。

 更致命的是，關稅成本最終通過供應鏈轉嫁給消費者，導致耐用品價格指數在政策實施兩個月內飆升5.3%。

 這種經濟邏輯的悖論在能源領域尤為明顯。財長貝森特曾力推“每日增產300萬桶石油”計劃以平抑通脹，但加征鋼鐵關稅直接導致輸油管道建設成本增加15%。

當財政部試圖通過放鬆監管刺激私人投資時，企業卻因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將資金轉向短期套利操作。這種政策目標的自相矛盾，使得貝森特在公開場合不得不承認：“關稅是必要之惡，但需要更精細化的配套措施”。

二、財政鷹派與民粹主義的對決

 作為華爾街出身的財政保守派，貝森特與川普團隊的裂痕早在政策制定階段就已顯現。他提出的“3-3-3計劃”（3%赤字率、3%GDP增速、300萬桶日增產）本意是通過結構性改革重塑財政紀律，但在實際操作中卻被迫為關稅政策“輸血”。

 據財政部內部文件顯示，為抵消關稅對中小企業的衝擊，2025年聯邦稅收減免規模被迫擴大至2800億美元，直接導致首季度財政赤字同比擴大18%。

 這種妥協並未換來政治信任。當貝森特建議“將60%對華關稅威脅作為談判籌碼而非實際政策”時，立即遭到川普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斥責為“軟弱的全球主義者”。

 更嚴峻的考驗來自貨幣政策領域：美聯儲為應對關稅引發的輸入性通脹被迫維持高利率，導致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突破8%，住房銷售暴跌至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

 面對民眾的激烈抗議，貝森特在辭職聲明中坦言：“當經濟理性讓位於政治表演時，財政部已失去政策工具箱的主動權”。

三、社會撕裂與體制危機

 政策引發的經濟陣痛迅速轉化為社會動盪。在俄亥俄州，由於中國 retaliatory tariffs導致大豆出口銳減，超過2000名農業機械工人收到裁員通知；加州港口堆積的進口電子產品集裝箱，因進口商無力支付關稅而陷入法律糾紛。

 這種“藍領失業”與“中產縮水”的雙重打擊，使得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在政策實施三個月內下跌7個百分點。

 深層體制矛盾在此過程中暴露無遺。國會預算辦公室測算顯示，若維持現行關稅政策，2026年聯邦債務利息支出將首次超過國防預算。但面對這個預警，白宮與國會山的互相推諉卻愈演愈烈：

 民主黨指責關稅是“向中產階級徵稅”，共和黨強硬派則要求將關稅稅率提升至25%。這種政治極化使得貝森特試圖推動的《關稅緩衝法案》在參議院程序性投票中即告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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