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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逆差比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作者：Glenn Spitzer 2025年4月19日

隨着股市的波動，談話者們無法停止談論關稅。 但這次討論分散了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貿易不平衡。

50年來，美國人一直被壓在桶上，遭受虐待。 流血需要停止。 是的，在短期內，這將是破壞性的，但我們需要在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內爆之前解決這個問題。

關稅只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工具（除了貨幣操縱、給進口帶來負擔的任意法規、許可費、政府激勵和補貼等）。 每個國家都使用這些工具來利用其他國家的貿易優勢。 在美國，我們只是少做。 那是因為美國相信“自由貿易”。 我們在米爾頓·弗里德曼的祭壇上敬拜了這麼久，以至於我們真正相信了“自由貿易”，無論這種貿易多麼片面。

這種扭曲的“自由貿易”（更準確地稱為“單邊貿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變得有意義。 不平衡使日本和歐洲國家得以重建。 此後，弗里德曼等人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以消費者的名義倡導“自由貿易”的延續。 這種戰後的“自由貿易”理念與哈密爾頓的親關稅政策有重大背離，該政策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也是最強大、最有能力的製造業國家。 從1790年到20世紀30年代，這些漢密頓政策為美國服務得很好。

弗里德曼的弟子們認為貿易逆差無關緊要。 現在特朗普專注於貿易逆差，民主黨人巧合地利用了弗里德曼反對特朗普的論點。 而新保守派偏愛資本和消費者而不是美國工人，自然一直偏愛開放邊境和“自由貿易”。 但批判性思維要求我們現在超越支持自由貿易的理論和過時的論點，並根據實地事實重新分析這個問題，這些事實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們必須問：美國能否繼續維持超過1萬億美元的持續年度貿易逆差，特別是在債務危機中？

全面披露：我喜歡米爾頓·弗里德曼，但我不同意不受限制的貿易總是一個好主意的想法。 在過去7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可能是一個淨收益，但現在可以說是一個淨負值。 變化有一個首要原因：美元。 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定以來，美元的地位和用途發生了重大變化。 當弗里德曼在近50年前分析這些問題時，他並沒有在處於終結階段的法定貨幣的背景下討論貿易。

50年來（自1975年以來），美國一直存在貿易逆差。 一方面，美國擁有可以毫不費力地印刷的世界儲備貨幣，另一方面，國際上迫切需要美元，這是一個自然的結果。 美元已經成為我們最重要的出口產品。 大多數國際貿易都以美元結算，包括最重要的商品：石油。 這一安排是布雷頓森林延續的，也是美國以軍事和經濟激勵的形式繼續大力鼓勵的結果。 這種動態自然導致了持續和日益嚴重的貿易失衡。

擁有占主導地位的世界儲備貨幣顯然有其好處。誰不想毫不費力地打印一些紙張來獲得昂貴的彈藥和其他高價值商品呢？但這一切都要付出代價。最明顯的代價是製造業的離岸外包。在某些時候，弊大於利。世界儲備貨幣通常持續不到100年。除非我們改變路線，否則目前的“自由貿易”安排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無法生產其必需品，而對美元的需求會蒸發。這（顯然）將使美國處於危險和脆弱的境地。

我們需要從根本問題開始。貿易逆差不好嗎？簡短的回答是，貿易逆差是貿易的正常部分，當貿易不規則時，貿易逆差並不壞。但持續的貿易逆差是危險的。最終，持續的貿易逆差會摧毀一個國家。以下四點說明了：

1.這是財富轉移（大致相當於貿易赤字）。是的，美國有購買用毫不費力的印刷紙的商品的特權，但這種印刷紙具有真正的價值。外國人拿着那張紙購買美國資產：美國債券、美國公司（股票）的所有權、美國知識產權（如果他們在允許我們有限地進入他們的市場時還沒有竊取）、美國房地產、黃金和加密貨幣，以及他們能拿到手的任何其他東西。外國人最終有現金，而美國最終有債務——很多。

2.它摧毀了中產階級。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David Autor在他的研究論文中描述了1979年有199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到2007年總數為1420萬個。因此，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30%，而美國人口增加了30%（鑑於人口增長，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了約40%）。

我們都聽說過美國各地數百個社區因製造業離岸外包而受打擊的故事（見《鄉巴佬誘》）。隨着這些高薪工作的喪失，男人們無法養家糊口，許多男人開始吸毒，最終自殺。許多人選擇了服務工作。就工資而言，製造業工作在工資中排在前三分之一。大多數服務工作都在倒數三分之一。經濟學家Autor（麻省理工學院）、David Dorn（蘇黎世大學）和Gordon Hanson（哈佛）發表了多篇討論這些後果的論文。財政部長Scott Bessent經常將這些論文稱為“中國衝擊”論文。失去這些工作的創傷性後果——對整個家庭來說，可以說是幾代人——是無法量化的。

3.它極大地加劇了美國境內的財富差距。自1975年以來，我們一直存在持續的貿易失衡。並非巧合的是，這是在美國脫離金本位後不久。美國維持了這些大規模的財富轉移，因為它印刷了貨幣。結果是，我們現在的債務超過36萬億美元（無資金負債估計為另外100萬億美元），我們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超過120%，這使我們處於債務螺旋式上升的邊緣。

從這些貿易不平衡中受益最大的是那些最接近印刷機的人：華盛頓特區和金融業（前1%）。大多數美國人過着從薪水到薪水的生活（他們靠就業生活，而不是靠資產收入生活）。主街的美國人從更便宜的商品中受益，但廉價的垃圾並不能抵消與通貨膨脹和有償就業損失相關的傷害。四十年前，一個家庭靠爸爸的收入可以舒適地生存。現在，當孩子在日托中心長大時，爸爸媽媽（都在工作）正在努力支付賬單。男人在這個過程中變得位子化了。心理傷害是無法量化的。

4.我們的製造能力被掏空了。在現代“自由貿易”時代之前，美國是世界製造業的強國。我們向盟軍提供了贏得戰爭的彈藥。我們建造了像金門大橋這樣的工程傑作。現在我們付錢給中國建造海灣大橋。我們依靠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計算機芯片——儘管這項技術起源於美國。在新冠肺炎期間，我們乞求中國提供我們所需的基本醫療用品。烏克蘭戰爭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和俄羅斯在製造彈藥方面是如何繞着我們繞圈子的。與此同時，我們嚴重依賴中國提供我們自己的彈藥所需的組件——這不是一個好的策略。我們不再建造美國戰爭所需的船隻。

我們越來越依賴其他國家來製造我們生存所需的東西。此刻這似乎還不錯，而對美元的需求正在明顯緩慢下降。但歐內斯特·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你是怎麼破產的？》中最好地表達了不可避免的結果。慢慢地，然後突然。

其核心是，這是一個關於美元的現代故事。但這也是一個和時間一樣古老的故事。

無論國家是被內戰還是被其他國家擊敗，或者這些國家是否只是陷入經濟毀滅和無關緊要，總有一個主要的根本原因：不可持續的債務。貿易失衡與這一債務問題密不可分。如果我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肯定會失敗。如果我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接受短期的痛苦和混亂），那麼我們至少有機會讓美國重新走上可持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