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情報服務》周三發布伊恩·奧克斯內瓦德 (Ian Oxnevad)的地緣政治情報分析稱，中國和印度在東非的投資模式相互競爭。中國以基礎設施和債務驅動的影響力與印度以市場為導向、以夥伴關係為重點的東非投資形成鮮明對比。印度企業採用以市場為中心的戰略與非洲企業合作， 對長期行業的重視使其比中國更具優勢。伊恩·奧克斯內瓦德博士是一位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具有中東政治、情報和經濟戰背景。

世界正見證着歐亞大陸權力鬥爭的加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BRI）勾勒出北京對新經濟秩序的願景，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和貸款，以及挑戰戰後西方框架的相對較新的經濟機構，將各國與中國聯繫起來。相比之下，印度則通過“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展現了與之競爭的願景。在東非，這種地緣政治競爭正在金融領域上演，新德里和北京爭奪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分別通過“一帶一路”和IMEC推進其經濟體系。

印度與東非數百年的經濟聯繫在21世紀初得到重振，帶來了外國直接投資和基於市場的自由主義。與中國不同，印度的做法更加注重本地夥伴關係，優先考慮市場准入和技術專長。儘管北京的投資對東非產生了更大的短期效應，但新德里的影響可能更為持久。這種持久性源於行業因素和商業文化的變化。東非競爭性經濟模式

中國和印度對東非投資的方式在規模和行業上都存在顯著差異，影響着該地區經濟的不同方面。

2000年至2021年期間，中國國有銀行為非洲基礎設施貸款提供了75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項目。僅在2023年，非洲就獲得了217億美元的中國港口和鐵路建設投資。北京對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參與提升了該地區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然而，這也導致非洲國家債務急劇增加、合同模糊不清以及投資回報率往往較低。

事實與數據

2013年與2023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非洲各領域投資情況  

投資領域              2013                  2023

      金屬                    10%                     35%

      能源                    40%                     11%

      交通運輸                 34%                     27%

      房地產                   13%                     13%

      農業                                            5%

其他                    3%                      8%

總計 (%)              100%                  100% 

      總計 （十億美元）       8.7                   23.9

尤其是在東非，對華債務已造成一種依賴感，目前這種依賴感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從2014年到2024年，非洲國家對華債務餘額增長了五倍，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贊比亞的債務餘額分別為68億美元、67億美元和61億美元。在東非最大的經濟體肯尼亞，2023年的債務餘額占該國稅收收入的59%。這種債務負擔阻礙了肯尼亞的發展，通常被稱為債務陷阱。

中國約占肯尼亞外債的64%。這部分是由於標準軌鐵路等項目造成的，該鐵路由中國路橋公司承建，中國政府出資，旨在連接內羅畢。該鐵路項目位於非洲內陸的蒙巴薩和烏干達，但由於項目商業合同條款“不透明”，導致後勤和法律挑戰，該項目於2019年被中國突然叫停。由於項目尚未完工，該鐵路目前處於虧損狀態。

與該鐵路項目相關的醜聞凸顯了北京在東非投資戰略的其他方面，包括圍繞中國農民工的緊張局勢和腐敗問題。肯尼亞工人對他們的中國經理的抱怨包括種族主義指控，以及聲稱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進行指導和技能轉移。該鐵路項目成為一個政治熱點，反映了關於中國在肯尼亞更廣泛角色的爭論。埃塞俄比亞和烏干達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肯尼亞工人抱怨中國同行缺乏技能轉移，這反映了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一個更普遍的趨勢。即使有培訓，也往往是基礎的和短期的。這導致就業人數暫時激增，但員工的長期晉升卻乏力，並且對中國和中國工人的依賴與北京的戰略目標相符。利益，而非受援國/借款國的利益。

儘管北京的投資對東非產生了更大的短期效應，但新德里的影響可能更為持久。

印度的做法截然不同。2018年，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烏干達發表講話時，概述了十項所謂的“坎帕拉原則”，表達了新德里對非洲投資的目標。這些原則包括承諾開放市場、投資教育、信息技術基礎設施、農業改良和醫療保健。這些領域能夠在較長時期內吸收勞動力，並符合印度對非關係的長期外交政策願景。印度在非洲大陸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非，重點是能源和製造業。

自21世紀初印度開始增加對外投資以來，毛里求斯一直是2016年印度對非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在實體經濟領域，肯尼亞、贊比亞和埃塞俄比亞的製造業占據了印度對非投資的最大份額。21世紀初，印度與非洲舉行了九次“印非秘密會議”，旨在擴大雙邊私營部門聯繫，並提升印度的經濟影響力。去年在新德里舉行的峰會重點關注關鍵礦產資源保障、糧食安全以及空間技術和衛星發射領域的合作。印度商務部長蘇尼爾·巴斯瓦爾預計，到2030年，印非雙邊貿易額將達到2000億美元，主要驅動力來自製藥、汽車、交通運輸和農業等領域。

印度的市場驅動型商業戰略

儘管印度在非洲的投資額低於中國，這主要歸因於項目規模，但印度在該地區的地位正在不斷提升。自2003年以來，印度在非洲的投資年均增長率約為18%。2023年，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肯尼亞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而北京在該地區的投資則有所放緩。

與中國專注於政府資助且負債纍纍的基礎設施項目不同，印度在東非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醫療保健、IT基礎設施和製造業。與北京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相比，這些領域更有利於技能轉移和中產階級的增長，也代表着更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

在整個21世紀初，基礎設施薄弱、物流問題和腐敗是印度企業在非洲開展業務的最大障礙。這些挑戰還包括難以找到非洲買家購買印度技術服務。為了克服這些障礙，印度公司收購了當地企業作為子公司或合作夥伴，利用本地供應商，並專注於向非洲買家銷售產品。在關鍵礦產領域，去年商業會議的一項建議包括由印度政府贊助非洲礦產開採的“聯合開發”，以將非洲礦業與印度市場對接。

事實與數據

2010年4月至2023年3月非洲各行業投資

多年來，印度在非洲的投資大幅增長。這些投資涵蓋製造業、電信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等眾多領域。

 投資領域                     2010年4月- 2023年3月

      製造業                              37.5%

      金融、保險、房地產和商業服務               22.8%

      農業、狩獵、林業和漁業                   14%

      運輸、倉儲和通訊服務                     10.3%

      批發、零售貿易、餐飲及酒店                 8.7%

 建造業                              4.3% 

 其他                               4.2%

 總計                            100% 

在整個非洲，印度的這種做法促成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例如總部位於孟買的信實工業公司與加納的下一代基礎設施公司（Next-Gen InfraCo）之間的合作。此次合作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因為加納政府批准了印度擴大5G網絡接入，但該協議將中國實體排除在外。印度電信公司巴帝電信（Bharti Airtel）目前是非洲大陸最大的移動服務提供商之一。

具體到東非，印度阿達尼集團與阿布扎比合作，在“東非門戶”計劃下獲得了達累斯薩拉姆港口碼頭，從而推進了IMEC的目標。儘管阿達尼集團歷來是國有經濟，但該集團獲得30年的特許經營權，以幫助管理坦桑尼亞通往印度洋的港口通道，標誌着該地區市場導向的轉變。

印度企業積極進軍非洲，製造汽車、農業設備和藥品。塔塔汽車是印度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之一，於1964年在蘇丹開啟了在非洲大陸的業務，此後已擴展到其最大的幾個市場，包括贊比亞、坦桑尼亞、烏干達和肯尼亞。在坦桑尼亞，塔塔汽車和馬恆達汽車公司正在擴大業務，建設新的裝配廠。

由於仿製藥成本較低，印度藥品對非洲消費者尤為重要。為了克服投資挑戰，印度製藥公司有效地利用了非洲僑民建立的網絡，這是英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然而，一些國家的政治不穩定以及非洲大陸缺乏本地藥品檢測設施，減緩了印度在非洲的擴張。

非洲醫療保健行業與印度的聯繫日益緊密，非洲醫生在印度接受培訓，而印度製藥商則在撒哈拉以南地區擴張。例如，卡迪拉製藥公司利用與埃塞俄比亞Almeta Impex公司的合作，於2007年將製造業引入非洲之角。2022年，埃塞俄比亞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代表團前往卡迪拉在印度的工廠，考察該公司的開發實驗室。印度企業與其非洲合作夥伴之間的這種雙邊關係正在改變該地區的商業規範，使其更加市場化。

儘管北京和新德里都尋求獲取非洲的自然資源和能源，但這兩個亞洲競爭對手的主要商業投資模式預示着未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在東非的中國和印度企業可以通過相互競爭的國家主義和市場導向來塑造該地區的經濟格局。

印度在非洲的經濟利益深深植根於非洲大陸龐大的人口以及對印度產品（如電信和藥品）日益增長的需求。這種經濟參與不僅影響着廣泛的地區，還涉及那些永久性且不受自然資源或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影響的關鍵領域。假以時日，這一戰略很可能使新德里在塑造非洲商業發展方面占據強勢地位。地理位置是其第二個有利因素：東非毗鄰印度，出於國家安全考慮，新德里必須儘可能地在印度洋沿岸與中國抗衡。

印度對東非市場中心模式的影響

在東非的中國和印度企業可以通過各自相互競爭的國家主義和市場導向來塑造該地區的經濟格局。跨境商業夥伴關係最終必須推動這些相互競爭力量的政策，從而改變非洲大陸的經濟格局。考慮到中國目前自上而下對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當地的疑慮以及東非各行業與中印同行之間建立的聯繫程度，新德里的模式代表了一種更具可持續性的戰略。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使東非走上了一條漸進式的經濟自由化道路。肯尼亞可以說是該地區最具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它在20世紀90年代推行了更大程度的電信和農業自由化，吸引了更多外國投資。然而，在埃塞俄比亞和坦桑尼亞等其他國家，非洲的自由化進程仍然停滯不前，衝突和緩慢的改革阻礙了全面市場化和減貧的發展。

雖然中國在非洲的存在帶來了國家主義的動力，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治理模式並非天生就具有非洲特色，而且儘管北京在非洲擁有龐大的影響力，其影響力也並非必然。事實上，中國的項目經常引發當地的抵制和反華情緒，非洲領導人利用這些言論來爭取政治支持。

從貨幣層面來看，非洲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有限，但正在不斷增長。非洲國家欠中國的債務使得人民幣在償還債務方面更具吸引力。如果東非廣泛使用人民幣，將會增強中國的官僚權力及其隨之而來的威權主義。

美國軍方非洲司令部的分析表明，中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活動與“一帶一路”項目密切相關。然而，這些努力未能提升北京的形象。其對影響非洲精英階層的關注並未轉化為對民眾的有效信息傳遞。印度注重工人培訓和私營部門合作，這在非洲經濟中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繫。

其以技能轉移和私營部門合作為特徵的基層模式，將其影響力擴展到非洲經濟的各個領域和民眾，而中國戰略則未能做到這一點。

未來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東非轉向印度及市場經濟

三大主要因素正在推動東非經濟逐漸向印度靠攏，並採取長期的市場導向型模式。印度毗鄰印度洋，地理位置優越，這為新德里提供了歷史先例，使其能夠通過與各行各業的私營部門合作建立持久的聯繫。其模式側重於廣泛的行業，而非單個項目，尤其是在有利於技能轉移的行業。

這種模式在經濟利益和民間關係的基礎上建立了多層面的聯繫，這些聯繫由獨立於特定政治動態的市場力量支撐。印度與東非的聯繫最終比中國更為有機，因為它們與市場力量的聯繫以及不受單一黨國指令束縛的社會經濟聯繫緊密。

中國的債務外交或許使其能夠對精英階層施加影響力，尤其是在針對特定項目的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然而，與印度相比，其經濟治國模式的持久性較差，也更難融入非洲商業文化。中國對非洲外國投資採取的國家主義方式不僅脫離了市場需求，而且限制了其與印度一樣在主要行業建立關係的能力。

北京的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引發反華情緒，並在非洲民眾中引發對中國試圖影響的非洲政府的敵意。中國對東非的政策最終會阻礙其維護自身利益。

經濟轉型緩慢，尤其是在東非等不穩定地區。由於印度在富有韌性且獨立於政府的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其對非洲的影響將比其亞洲競爭對手持續更久、更可持續。鑑於這一更長的時間框架，中印競爭最有可能的結果將導致該地區持續推行親市場立場。

不太可能：中國投資導致國家主義復興

中國重塑東非經濟未來以符合自身利益的努力，有幾個有利因素。國家主義之所以能夠持久，是因為它不受市場力量的影響，而北京有效地利用其國有企業在東非發展符合自身利益的基礎設施。中國成功地利用其在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並通過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外國債權國，在東非獲得了影響力。

這種債務槓桿不僅轉化為對非洲決策者的政策壓力，也激勵他們採用中國貨幣。如果人民幣在東非占據主導地位，北京的經濟政策將更有效地傳導至全球大多數國家，從而使中國受益。人民幣國際化同樣會強化國家主義的經濟模式。

雖然印度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東非，但中國在該地區建立持久存在有着更強烈的安全需求。中國面臨着在南海因台灣問題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這使得印度成為其最大的地緣政治負擔。新德里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地緣地位及其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身份，增加了中國面臨潛在兩線作戰的可能性。

中國只能通過與巴基斯坦合作並鞏固其在東非等地印度洋的存在來在軍事上應對這一挑戰。通過債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影響政策，為北京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地緣政治槓桿之一。鑑於此，中國的經濟模式有可能影響印度洋沿岸地區的經濟，並重振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