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胡耀邦去世學生下跪請願四二七求饒

——鄧小平政治改革系列之八

一九八九年是人類歷史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不尋常的一年。用蘇曉康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仿佛註定要同許多歷史巨靈會晤的奇異的紀念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第二國際成立1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第三國際70周年、建國40周年、廬山會議30年祭、‘九大’20周年、劉少奇死難20年祭，……可謂‘低頭不見抬頭見’，……。”

 不過以筆者的看法：除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共黨開國40周年、廬山會議30年祭外，相比之下，其它要麼中國人民不是很熟悉，要麼不算個什麼。

歷史為一九八九年安排了如此多的重大紀念，那麼它又會以什麼樣的結果來回報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呢？

一九八九年初，圍繞釋放被共黨關押達十年之久的魏京生一事，中國的知識分子紛紛上書共產黨實權人物鄧小平。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以此為契機，拉開了向共產黨獨裁政權爭民主、自由的序幕。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勵之先生發出了《致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信中說：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會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回顧過去，更多的人可能更關心今天，更關心未來，期待着兩個紀念日會帶來新的希望。

鑑於此，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這兩個日子即將到來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

我想，無論對魏京生本人做如何評定，釋放他這樣的已經服刑大約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會促進社會的良好氣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不論怎樣看，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受到人類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以方勵之的公開信為發端，北京知識界及海外民運人士紛紛向中共當局呼籲要求釋放魏京生。

一月十二日，原被中共取締的“星星畫會”部分成員在香港舉辦了“星星畫會十周年畫展”。該組織負責人王克平宣布：他已寫完了《重審魏京生》劇本，擬於三月份在法國上演，屆時將在海內外掀起一個釋放魏京生的高潮。

二月八日，中國民聯成員倪育賢在美國成立了“促進中國民主化聯絡組”，準備發起十幾萬人的簽名活動，以呼請釋放魏京生。

二月十三日，著名詩人北島發起，由中國民聯成員王軍出面，聯繫了三十三名知名知識分子聯合簽名發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次簽名者不但有李澤厚、蘇曉康、金觀濤等著名學者，而且還有數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中共欽定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也公開簽名反對關押政治犯，這在中共四十年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二月十九日，中國民聯成員陳軍公開宣布成立“釋放魏京生公開信簽名聯絡處”，準備在工廠、學校徵集簽名並將簽名提交全國人大討論表決。

二月二十六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

三月八日，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許良英等四十二人發出公開信，要求“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

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主任記者戴晴等四十二人又發出致七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人。”

面對社會各界的呼籲，中共當局以“法院審判是完全獨立的”作答。

對於一九八九年席捲全國各界要求釋放魏京生的事，山人認為：沒有中共最高層人士授意，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當簽名釋放魏京生的風潮正盛之時，美國總統訪華時，邀請方勵之赴宴一事又鬧得沸沸揚揚。

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國總統布什在結束對中國的訪問時舉行答謝宴會並邀方勵之出席。方勵之被阻擋於宴會大門之外。——你能想象後來美國總統訪問中國時敢邀請劉曉波嗎？

就在各界呼請釋放魏京生的同時，大學校園學生們的愛國激情和爭民主、人權的意識空前高漲。自一九八八年方勵之、李淑嫻夫婦在北大組織“民主沙龍”後，參加活動的學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北京各高校紛紛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研討會”、“討論會”、“演講會”、“圓明園沙龍”、“自由論壇”等。其中的骨幹在日後的民主運動中成了世界注目的學運領袖。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突然去逝。以學生祭奠胡耀邦為發端，一場席捲中國，學生運動全面爆發了。

四月十七日，北京、上海數萬大學生走上街頭，進行了未經中共當局批準的遊行示威活動，遊行的主題是悼念胡耀邦。（搞笑的是：當年喊“打倒胡耀邦”是這批學生。這次悼念胡耀邦還是這批學生）中共當局對此未進行干預。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高校學生再次走上街頭遊行。遊行隊伍高喊“反對專制”、“反對獨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權階級”、“打倒官倒”“自由萬歲”。當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靜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遞交請願書。請願書中提出了七點要求：（1）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2）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在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平反。（3）要求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對貪官污吏。（4）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言論自由。（5）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6）取消有關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7）要求政府對他所承認的政策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適當改選部分領導人。但中共的幾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絕了學生們的請願要求，並派出警察進行干預。

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第十六次會議上成立了“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成員有王丹、丁小平、楊濤、熊炎、封從德、常勁、楊丹濤。

也就在這一天，《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和《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在北京召集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座談，與會者強烈呼籲在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並為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叫好。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研究員包遵信貼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承認學生們在遊行、靜坐、請願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積極的民主要求。

四月二十日，數萬大學生再次來到天安門獻花圈，但是中共當局以清場為由派出數千警察對學生們採取了強硬措施，學生受傷達數十人之多。製造出了震動北京城的“四、二Ｏ”血案。血案之後，北京各高校學生們更是群情激憤。經各校學生領袖們磋商，成立了“首都高校行動委員會”，並於當晚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誓師大會，決定立即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次日的胡耀邦追悼會，同時向中共當局遞交請願書，並就“四、二Ｏ”血案向中共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出現在胡耀邦的追悼會時。

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和高校數萬大學生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當胡耀邦的追悼會後，數萬學生高呼“對話、對話！”“李鵬出來！”的口號。但無人理睬。學生們又推舉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軍、張智勇在人民大會黨東門外要求向李鵬遞交請願書。當時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說李鵬答應十二點十五分鐘與學生見面。“高校行動委員會”負責人吾爾開希用話筒向全體學生公開了此事，學生們情緒趨向緩和。

孰不知李鵬在此時玩了一個“金蟬脫殼”的花招：為了保證追悼會的順利進行，會前對學生們的一切要求都表態同意；但追悼會剛一結束，李鵬等中共的頭頭腦腦們就一窩蜂地從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逃之夭夭。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胡耀邦的追悼會已結束很久，說好的李鵬出面接見學生卻沒有兌現，學生們情緒激憤！十二點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學生代表為見李鵬一面並遞交請願書，競採取了中國幾千年老百姓見封建皇帝老兒的古老方式：下跪！

以下跪爭民主？下跪能爭到民主？——從學生代表下跪那一刻起，就註定這群學生根本就不懂民主！完全就是瞎胡鬧！！

在下跪請願都不被中共當局理睬的情況下，中午一點左右，學生們開始撤離天安門廣場，沿途學生們呼喊“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

同一天，除北京外，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南京、長沙、合肥、哈爾濱、大連、重慶、杭州、蘭州等城市的大學生們都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其中西安市和長沙市的中共官員派出大批公安人員進行干預，警察與學生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造成學生多人受傷並被捕的嚴重後果。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北京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爾開希、馬少芳等七人為常委。四月二十八日，該組織正式定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吾爾開希擔任主席。學生們提出了開展民主運動的宣傳綱領和行動目標：(1)耀邦下台誰之過；(2)政治公開；(3)懲辦貪官污吏；(4)廢除特權；(5)政治平等；(6)廢除終身制；(7)廢除世襲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權；(10)反對通貨膨脹；(11)人民軍警愛人民；(12)依法治國、教育治國。

四月二十四日，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萬里在聽了北京市委關於學潮的匯報後，不敢擅自表態，向李鵬等人建議聽取鄧小平的意見再作決定。四月二十五日，李鵬、喬石等人向鄧小平匯報學生運動情況。鄧小平或許出於對文革時社會亂局的本能反應，或許看出學生是在瞎鬧，果斷指出學生們是在搞“動亂”！次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如果學生們真正是在勇敢地爭民主、自由，那麼面對鄧小平的“四二六社論”出台，就應該立即反抗並公開絕食抗議爭民主！此時正是學生絕食逼鄧小平認錯的天賜良機！此時絕食裝死逼鄧小平認錯，不但全中國人民會支持，全世界人民都會支持學生們！！但令人不解的是：學生們居然害怕了？向鄧小平求饒了？

四月二十七日，北京高校學生舉行大遊行，打出“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堅持改革”、“民主萬歲”、“科學萬歲”、“人民萬歲”、“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口號下遊行到了天安門廣場。在眾多的標語口號中，其中一幅頗具幽默：“毛主席說：‘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把專制魔頭毛澤東搬出來反對鄧小平？是想以毒攻毒還是真的不知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超級大魔鬼而盲目加以崇拜？

用毛澤東來反對鄧小平？這只能讓中國向獨裁專制加速後退！

隨着“四二六”社論的出台，眾多的學生領袖貪生怕死了，害怕被鄧小平抓進監獄而不敢再鬧事。“四二七遊行”後，北京市的大學生們百分之九十開始複課。北京大學校園開始回歸寧靜。

鄧小平似乎也感覺自己的“四二六社論”對學生們太嚴厲了點。隨後要李鵬找趙紫陽秘書鮑彤寫了與四二六社論完全不同的“四二九社論”。肯定了學生們的愛國熱情。當天，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等人與官方機構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指定的學生進行了對話。這次對話還允許兩位所謂的非法“高自聯”的學生參與對話和提問。這也從另一角度展示了鄧小平就政治改革問題的開明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