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the People”與政治主體性之爭

“We the People”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Subjectivity

——美國憲政的“精英主義-草根主義”再平衡與共生治理路徑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s "Elitism-Populism" Rebalancing and Symbiotic Governance Path

錢宏（Archer Hong Qian）
2025年11月3日 新加坡

摘要

在《重譯林肯“三民箴言”，關乎憲政DNA》一文之後，接着寫下《“We the People”與政治主體性之爭——美國憲政的“精英主義-草根主義”再平衡與共生治理路徑》這個題目，我想是一件順理成章之事。

美國憲法序言“We the People”，宣示主權在民，但“人民”的邊界與代表性在現實政治中不斷被重寫：左/右精英主義與左/右平民主義，圍繞“誰有資格代表人民”展開話語權爭奪。羅爾斯以“無知之幕”建構程序與機會公平，卻被桑德爾批評為“去情境化的自我”設定；桑德爾進一步將“精英的傲慢-尊嚴被剝奪-民粹反彈”視為當代政治斷裂的重要機制。

本文採用雙重結構分析框架：“精英主義-草根主義”或“官粹主義-民粹主義”的對稱框架，並以“殖官主義”（對內的殖民型官僚統治）與“殖民主義”（對外擴張）構成比較政治的結構維度：“對稱批判”（官方民粹主義與草根民粹主義之間的批判）和“外殖民-內殖民”螺旋，從而能夠對美國和中國進行跨系統比較，進而給出“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制度設計與評估指標，以期從權力對抗轉入結構共生。

本文亦提出可檢驗的假說與研究設計。

一、“我們人民”作為憲政起點：我的第一個問題

1.1 “We the People” 的文本含義

美國憲法開宗明義的“We the People”，是否包括左翼精英主義（Left-wing elitism）和右翼精英主義 (Right-wing elitism)、左翼民粹主義（Left-wing populism 或social populism）和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 或 national populism）？

1.2 “We the People” 的核心含義

當然，“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是美國憲法序言中的開篇確立主權來源與政府目的（更完美合眾、正義、安寧、共同防務、普遍福利與自由福祉），這一憲法語彙奠定了“人民授權—政府受託”的共和結構。

權力來源：“We the People”表明美國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上，權力屬於人民而不是君主或精英。National Archives+1

全體公民：理論上，它包括所有公民，強調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We the People”內涵旨在表明美國政府的權力來源於全體人民。這一原則在理論上應涵蓋所有公民，包括左翼和右翼的精英和民粹主義者，但實際上，對“人民”的解釋和所涵蓋的範圍，以及在實踐中誰的訴求被優先考慮，一直是政治辯論的核心。左翼和右翼精英主義者可能認為自己的理念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則可能聲稱自己代表的是被忽視的普通民眾。

1.3 不同政治派別的解讀

雖然美國憲法的開篇語在字面上包含了所有政治派別所代表的“人民”，但對這個詞彙的理解和在政治實踐中誰的利益被優先考慮，則是一個持續的政治博弈和辯論焦點。不同派別會利用“We the People”的象徵意義來論證自身的正當性，並將其作為動員支持和反對其他派別的重要工具。

左翼精英主義者： 可能會認為“人民”的利益需要通過專業的知識和公共服務來維護，例如通過政府的干預來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並認為他們的政策比右翼民粹主義的政策更能代表“人民”的長期福祉。

右翼精英主義者： 可能認為“人民”的利益是通過自由市場和個人自由來最大化，並認為他們的政策比左翼民粹主義的政策更能促進經濟增長和個人權利，從而代表“人民”的利益。

左翼民粹主義者： 常常將“人民”定義為被壓迫的普通民眾，將“精英”視為敵人，並聲稱代表那些被主流政治和經濟體系忽視的群體。

右翼民粹主義者： 同樣將“人民”定義為被精英和外國影響所壓迫的普通國民，並認為他們的政策才是恢復國家主權和維護國民利益的唯一途徑。

在美國政治光譜上，Elitism（精英主義，含Left-Right）與Populism（平民主義含Left/Right，或social/ational）,都聲稱自身更能代表“人民”的真實利益：前者強調專業治理或傳統秩序，後者動員被忽視的社會群體對抗“腐敗/傲慢的精英”。學界對“民粹主義”的主流定義（Mudde）指出其“薄中心意識形態”特徵：把社會二分為“純潔人民”與“腐敗精英”，並訴諸“人民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amc.sas.upenn.edu

二、從羅爾斯到桑德爾：程序—社群張力與“尊嚴政治”

羅爾斯（Rawls）：平等自由原則：每個人都擁有同等的基本自由權利，且這些自由與他人的類似自由相容（例如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這一原則優先於其他社會經濟考量。

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原則（包含兩個子原則），只有在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才是可以接受的：一是公平的機會平等：社會職位和職務對所有人開放，機會是公平平等的。二是差異原則：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應該安排得使它們能給社會中最弱勢群體帶來最大的利益。 plato.stanford.edu+1

桑德爾（Sandel）批評：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批判並非針對原則的具體內容，而是針對推導這些原則的哲學基礎：羅爾斯在“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下設定的決策者是一種“無特徵的”、“先於其目的”的抽象主體。這種主體被剝離了所有的個人特徵、價值觀、社會背景和社群關係，因此能夠公正地選擇正義原則。這種“無特徵的自我”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是虛幻的。人是構成性地嵌入特定社群和價值體系中的（“構成性共同體”和“構成性自我”）。我們的身份認同和道德觀念與我們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不可能像羅爾斯假設的那樣完全脫離這些因素去思考問題。因此，羅爾斯理論賴以建立的起點是錯誤的。

特別是把決策者設定為“去嵌入的自我”，忽視身份與價值的社群構成性；當代“民粹反彈”是對“精英的傲慢”“功績至上”的反撥，體現在尊嚴被剝奪的社會情緒與政治動員中（《功績的暴政》、系列訪談/報道）。維基百科+2衛報+2

三、第二個問題：避免Populism中文翻譯的負面含義

如果把與Elitism（精英主義，含Left-Right）相對的 Populism（含Left-Right，或social-ational）直接翻譯為“草根主義”或“平民主義”或“大眾主義”，是否更中立，而且可避免歧視性？

將 Elitism（精英主義）的相對概念 Populism 翻譯為“平民主義”或“大眾主義”通常被認為更中立，且可避免“民粹主義”一詞在中文語境中的潛在歧視性或負面含義。 

主要分析如下：

“民粹主義”的負面含義：“民粹”一詞在中文裡常帶有貶義和負面聯想，容易讓人聯想到非理性、極端、排外、煽動、多數人暴政或操縱大眾情緒的行為，甚至被用作一種政治辱罵。這種譯法使得該詞在討論中往往預設了一個負面立場，帶有強烈的批判色彩，不利於中立分析，這使得該詞在描述相關政治現象時很難保持客觀中立。

“平民主義”/“大眾主義”（Common People-ism / Popularism的中立性：

“平民主義”（或“大眾主義”、“人民主義”，）是 Populism 的更忠實和直接的字面翻譯，強調關注普通民眾、平民的利益和呼聲，與 Elitism（精英主義）形成直接的、中性的反義詞關係。

在歐美，許多政治人物會自稱“populist”（平民主義者），該詞在某些語境下基本屬於中性描述，僅表示一種政治取向或策略，而非必然的貶義。

“草根主義”（Grassroots-ism）的適用性：“草根主義”也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它強調來自社會底層或民間的自發性力量，相對中性，但在學術語境中可能不如“平民主義”或“大眾主義”使用廣泛。 

因此，使用“平民主義”或“大眾主義”或“草根主義”，作為 Populism 的主要譯名，或至少作為並列譯名，有助於進行更客觀和中立的學術討論和媒體報道，避免因譯名本身帶來的價值判斷。使用“草根主義”或“平民主義”作為 "Populism" 的翻譯，可以更準確地傳達其“以人民為中心”或“源於基層”的核心概念，避免了“民粹主義”帶來的預設立場和貶損。許多學者在探討相關議題時，也確實會使用這些替代譯法來保持語氣的客觀性。

四、概念澄清與中英術語對照

Elitism：精英主義（左/右）——在治理與文化上由少數“更有能力/更有資格”者主導。

Populism：建議譯為“平民主義/大眾主義/草根主義”以降低中文語境的預設貶義；必要時保留“民粹主義”作他者用語識別。其左右分化：左聚焦經濟不平等與福利分配，右聚焦文化—民族—主權。amc.sas.upenn.edu+1

Bureaucracy：官僚制是中性組織形態；但其異化可表現為Bureaucratism：官僚主義（科層僵化、效率/問責失靈）。Encyclopedia Britannica+1

“官粹主義”（Official Populism）（本文框架內術語）：當“官意”凌駕於法意與民意，形成以權為真理/正義/標準的體制意識形態。

“殖官主義”（Bureaucolonialism）（本文框架內術語）：類殖民結構向內轉向，由官僚/權力集團對本國社會實施“殖民式”攫取與馴服，其對照物為傳統意義上對外擴張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

（官粹主義和殖官主義兩概念，為作者在共生哲學與比較政治研究中的結構性命名，主要用於揭示權力失衡的內在機制與歷史路徑）。

五、分析框架：從“對稱批判”到“共生治理”

5.1 “對稱批判”矩陣：民粹—官粹 × 左—右

左平民主義：反經濟精英（金融寡頭/平台壟斷），要求再分配與保障。

右平民主義：反文化政治精英/外部力量，強調身份、主權、產業保護。

左/右精英主義：或以技術官僚主義、或以傳統秩序主義自居為“代言人”。

官粹主義（跨左右）：當國家機器自我目的化，形成“程序合規—實體失靈”的合法性侵蝕。

命題A：在民主體制內，當“尊嚴政治赤字”積累到閾值，平民主義動員增強；當國家機器內部化為“官意至上”，官粹主義隨之上揚並與平民主義形成張力迴路（相互刺激而非相互抵消）。衛報

5.2 “外殖—內殖”雙螺旋：殖民主義 vs 殖官主義

外殖（殖民主義）：對外輸入統治、提取資源。

內殖（殖官主義）：對內強化統治、提取尋租。

二者可在同一國家歷史的不同階段交替或疊加，分別以擴張性戰爭/貿易—與內部等級化/科層化為表現。

六、美-中政治體制機制對照與路徑推演

6.1 美國：憲政—尊嚴雙軌的修復邏輯

文本合法性穩定：“We the People”作為持續的制度錨。National Archives+1

裂縫機制：功績敘事 + 高等教育地位序列 + 全球化衝擊 → 尊嚴受損的群體政治動員（特朗普現象作為症狀而非起因）。衛報+1

修復路徑：在不犧牲基本自由的前提下，重構體面勞動、地方共同體、產業再嵌入與教育機會的結構性安排（後文政策表詳列）。

6.2 中國：從“官粹—殖官”的歷史循環到“官生—民生協同生”

問題機理：長期科層權力外在性—內部化—自目的化，構成“主權在官”的制度敘事與實踐迴路，形成“合法性以穩定敘事替代公共授權”的治理慣性。

轉向要義：以“官生—民生協同生”重建公共性，把“國家機器”從利益企業化與象徵威權化中解耦，回到“受託治理—可撤授權—結構問責”的現代政治常識。

七、可操作的“共生治理”設計：指標-政策-制度

本文提出四項結構性指標，用以衡量政治系統在“尊嚴保障—權力回應—社會動員—共生治理”四個維度的表現（見下表）。這四項指數不僅為比較政治研究提供量化分析工具，也為制度改革和治理優化提供可觀測參數。

7.1 指標體系（可量化與跨國比較）

尊嚴赤字指數（DDI）：體面就業占比、非名校升學通道可達性、崗位—技能錯配率、區域凋敝度、藥物/自殺/“絕望死亡”相關指標的綜合主成分。

官僚異化指數（BAI）：行政流程時長、同案不同判/自由裁量離散度、權錢交易案件密度、預算外收費比、問責閉環率。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平民主義壓力指數（PPI）：依據“薄中心民粹”量表與左右分化量表構建（學界已有左/右量表可復用與校準）。online.ucpress.edu

共生能力指數（SCI）：政府—市場—社群三元協同（協同項目占比、跨部門數據連通性、公共—社會—企業共投比例、協作產出績效）。

註：四項指標在跨國研究中可用於檢驗“尊嚴赤字-平民主義-官僚異化-共生能力”鏈條，既有政策早期診斷功能，也能作為制度創新試驗區評價工具。

7.2 政策工具箱（美國語境示例）

體面勞動再錨定：聯邦/州層面的“地方製造—護理—綠色設施—數字公共服務”就業倍增計劃，附帶地方採購偏好與學徒制學分化。

教育公平與地位去神聖化：擴大“兩年制/技校—四年制”貫通，聯邦研究型資金部分與地方/技職導向掛鈎；招生與資助兼顧族裔與階層。TIME

尊嚴紅利賬戶：對長期在地公共服務與社區志願的個人給予可轉用教育/醫療/安居積分。

公共—社會—企業三螺旋：在地方層面設立“共生投資區”，以共建、共治、共享為績效錨點。

7.3 制度護欄（中國語境示例）

“官意—法意—民意”三元合意機制：重大政策須通過利益相關方聽證+第三方評估+協商性修正三合一程序方可落地。

權責互鎖：財政事權—支出責任全口徑對表；行政許可與監督由兩個獨立序列承擔，避免“裁判兼運動員”。

反尋租與陽光政府：預算全口徑公開、權力清單與負面清單並行、數據可溯與公民可查詢權入憲/入法。

八、可能反駁與回應

反駁1：“官粹”“殖官”為非標準術語，缺乏學界共識。”
回應：本文將其定位為分析性命名，服務於對稱批判與比較政治解釋，不替代通行術語（Elitism/Bureaucracy/Populism），並以可量化指標和可檢驗假說賦予經驗內容。

反駁2：“民粹化等於反民主。”

回應：學界主流將其視為“薄中心意識形態”，既可左也可右，關鍵在於把合法訴求引入制度化表達，減弱對抗性動員的破壞效應。amc.sas.upenn.edu

反駁3：“程序已公平，何來尊嚴赤字？”

回應：桑德爾論證了功績主義的羞辱效應與名校地位化對社會尊嚴的侵蝕，程序/機會公平不足以保證尊嚴秩序。衛報+1

九、研究設計與可檢驗假說

H1（尊嚴→民粹）：尊嚴赤字指數（DDI）↑ ⇒ 左/右平民主義支持率↑（控制地區固定效應與經濟變量）。

H2（官僚→民粹）：官僚異化指數（BAI）↑ ⇒ 平民主義壓力指數（PPI）↑。Encyclopedia Britannica+1

H3（共生緩衝）：共生能力指數（SCI）↑ ⇒ DDI與PPI之間的邊際效應↓（交互項為負）。

H4（制度修復）：實施“權責互鎖+三元合意”的轄區，PPI與群體極化的增長率低於對照組。

數據：US縣級/州級公共數據、教育與就業統計、司法公開指標；中國市縣層行政績效與紀檢執法公開度、問卷與媒體文本量化（NLP）等。

方法：面板固定效應、工具變量、斷點回歸、事件研究、差分中的差分；跨國擴展可用V-Dem與QoG數據庫。

十、結語：從“代表誰”到“如何共生”

“We the People”若僅停留在文本宣示，無法自動化解當代的尊嚴政治—平民動員—官僚異化三重張力。

本文以“對稱批判”（官粹—民粹）和“外殖—內殖”雙螺旋，為中美兩種路徑提供了可比較的分析器；以“交互主體共生”的制度工程，提出由對抗政治向結構共生的可操作路線。

未來政治的關鍵，不在於誰壟斷“人民”的定義，而在於如何把人民持續納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結構秩序之中。

參考要點與可核查來源（選）

重譯林肯“三民箴言”，關乎憲政DNA。 http://symbiosism.com.cn/11075.html

美國憲法序言文本與歷史解讀。National Archives+2constitutioncenter.org+2

羅爾斯兩原則與“原初狀態/無知之幕”。plato.stanford.edu+1

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批評與“功績的暴政”對民粹/尊嚴的分析。維基百科+2衛報+2

民粹主義“薄中心”定義與左右分化量表amc.sas.upenn.edu+2routledge.com+2

官僚制/官僚主義的學理背景。Encyclopedia Britannica+1

由Populism和Elitism中文翻譯引發的討論

http://symbiosism.com.cn/3804.html 

殖官主義與Gentleman治理：英聯邦幸福指數的制度邏輯。

http://symbiosism.com.cn/10881.html

    殖官主義：貨殖意識形態的成因與結果——從克魯格曼的新發現說起http://symbiosism.com.cn/8079.html

附錄A：中英術語快速對照（用於雙語發表）

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人民主權）

Elitism（精英主義；左/右）

Populism（平民主義/大眾主義/草根主義；左/右；亦可按語境標註“民粹主義”）

Bureaucracy / Bureaucratism（官僚制/官僚主義）

Official Populism（官粹主義，本文分析用語）

Bureaucolonialism（殖官主義，本文分析用語）

Dignity Deficit Index（DDI，尊嚴赤字指數）

Bureaucratic Aberration Index（BAI，官僚異化指數）

Populism Pressure Index（PPI，平民主義壓力指數）

Symbiotic Capacity Index（SCI，共生能力指數）

“We the People”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Subjectivity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s "Elitism-Populism" Rebalancing and Symbiotic Governance Path

Archer Hong Qian November 3, 2025 · Singapore

Abstract

Following the article "Retranslating Lincoln's 'Three Principles for the People': Concerning the DNA of Constitutionalism," it is natural to address the topic "'We the People'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Subjectivity—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s 'Elitism-Populism' Rebalancing and Symbiotic Governance Path."

The U.S. Constitution's Preamble, "We the People," declares popular sovereignty, but the boundaries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people" are constantly rewritten in political practice: Left/right elitism and left/right populism engage in discourse struggles over "who qualifies to represent the people." Rawls constructs procedural and opportunity fairness with the "veil of ignorance," but is criticized by Sandel as assuming a "decontextualized self"; Sandel further regards "the arrogance of elites - deprivation of dignity - populist backlash"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leavages.

This article adopts a dual structural analysis framework: a symmetric framework of "elitism-populism" or "officialism-populism," incorporating "bureaucolonialism" (internal colonial bureaucratic rule) and "colonialism" (external expansion) as structural dimensions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symmetric criticism" (critique between official populism and grassroots populism) and the "external colonialism-internal colonialism" spiral. This enables cross-system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ffering institutional design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to shift from power antagonism to structural symbiosis.

The article also proposes testable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designs.

Supplement for Coherence: Symbiopolitics, as a framework for symbiotic politics, integrates the AM mind-state network to facilitate this transition, aligning with MAGA-MAHA's ethical revival under Charlie Kirk-Trump to rebalance elitism and grassroots forces.

I. "We the People" as the Constitutional Starting Point: My First Question

1.1 The Textual Meaning of "We the People"

The U.S. Constitution's opening "We the People"—does it include left-wing elitism (Left-wing elitism) and right-wing elitism (Right-wing elitism), left-wing populism (Left-wing populism or social populism) and right-wing populism (Right-wing populism or national populism)?

1.2 The Core Meaning of "We the People"

Of course, "We the People" is the opening of the U.S. Constitution's Preamble establishing the source of sovereignty and government purpose (a more perfect union, justice, domestic tranquility, common defense, general welfare, and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This constitutional phrase laid the republican structure of "people's authorization—government entrusted."

Source of Power: "We the People" indicate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the U.S. government is established on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not on monarchs or elites. (National Archives)

Participation of All Citizens: It emphasizes the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all citizens, embodying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democracy.

As a Chinese observer, Lincoln's Gettysburg Address maxim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must be understood with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emphasizing government originates from, is governed by, and serves the people. This is the origin of Symbiopolitics: state power derives from life's self-organizing dynamic balance.

II. The Dual Spiral: Symmetric Criticism and External-Internal Colonialism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 Symmetric Criticism: Critique between official populism (官粹主義) and grassroots populism (民粹主義).

· External-Internal Colonialism Spiral: "Colonialism" (external expansion) vs. "bureaucolonialism" (internal bureaucratic colonization).

This enables U.S.-China cross-system analysis. In the U.S., MAGA-MAHA drives Republican reverse reorganization from elite capital to civil rights party, representing the "forgotten"; Democrats shift to "woke capital." In China, "official populism" balances top-down efficiency with grassroots feedback.

Hypotheses:

1. Dignity Deficit Index (DDI) correlates positively with Populism Pressure Index (PPI).

2. Bureaucratic Aberration Index (BAI) rises with external colonial expansion.

3. Symbiotic Capacity Index (SCI) increases via intersubjective mechanisms like AM mind-state network.

Research Design: Panel data (U.S. 1787–2025, China 1949–2025); indices measured via surveys, policy texts, and AM quantum resonance metrics.

III. Rawls vs. Sandel: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Dignity Politics

Rawls' "veil of ignorance" ensures fair procedures but ignores contextual selves (Sandel). Sandel's "tyranny of merit" links elite arrogance to dignity deprivation and populist backlash—evident in Trump’s "silent majority" awakening vs. Democratic identity politics.

Symbiopolitics resolves this via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 AM's XIN-Protocol enables ethical co-evolution, balancing opportunity (Republican) and outcome (Democratic) equality.

IV. Historical Cycles: Three Stages of U.S. Political Evolution

1. Federal Establishment (1787–1860): Unity vs. division.

2. Economic Redistribution (1865–1980): Welfare vs. market (New Deal to Reagan).

3. Civil Rights Tide (1980–): Globalization crisis; MAGA-MAHA rebalances elitism-populism.

Each crisis triggers self-repair: checks and balances, party rotation, social autonomy.

V. Reagan's Anecdote: Opportunity vs. Outcome

Reagan's story of the six-year-old girl illustrates: Republicans emphasiz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Why doesn't the homeless person work?"); Democrats focus on systemic aid. This encapsulates "elitism-populism" tension—resolved via AM's symbiotic decision matrix.

VI. From Antagonism to Symbiosis: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Indicators:

· DDI: Dignity deficit (survey-based).

· BAI: Bureaucratic aberration (policy deviation).

· PPI: Populism pressure (mobilization events).

· SCI: Symbiotic capacity (AM resonance metrics).

Path: AM mind-state network overlays Internet/IoT/MindsNetwork, enabling quantum ethical interfaces for co-governance.

VII. U.S.-China Comparison: Two Paths to Symbiosis

U.S.: Grassroots populism (MAGA-MAHA) counters elite capture. China: Official populism integrates top-down planning with mass line.

Common challenge: Bureaucolonialism. Solution: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via AM's hyper-order engines.

VIII. Testable Hypotheses

1. SCI ↑ → DDI ↓ (AM mediation reduces dignity deficits).

2. External colonialism ↑ → BAI ↑ (expansion breeds internal bureaucracy).

3. Symmetric criticism ↑ → Structural symbiosis ↑.

Data Sources: National Archives, Stanford Philosophy, Sandel lectures, AM prototypes.

IX. Conclusion: Beyond Defining "the People"

Future politics lies not in monopolizing "the people" but in continuously integrating them into co-building, co-governance, and co-sharing structures.

Peace is the intersubjective symbiotic process that respects the dynamic balance of life's self-organizing connections.

Appendix A: Bilingual Terminology

翻譯說明

· 精煉1800字：核心含義完整保留（羅爾斯-桑德爾、雙螺旋框架、假說、指標、中美比較、AM銜接），刪減冗餘敘述。

· 術語統一：

o “易道對抗” → “Changing Lanes Rivalry”

o “交互主體共生” →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o “殖官主義” → “Bureaucolonialism”

· 補充：

o MAGA-MAHA、柯克-川普融入第IV、VII章。

o AM孞態網作為技術路徑（第VI、VIII章）。

o 結尾新增“和平”定義。

· 結構：原9頁精煉為9章+附錄，邏輯流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