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本厚重之作，遲來的閱讀

文化人有些特點，便是投身於文化理想時，也想從這裡找到維持生計的途徑，比較獨立的做法是開個書店。我曾有一段這樣的嘗試，那時正逢文化興盛之時，還從這裡賺得第一桶金。

《白鹿原》在那時屬於常銷書——並不是那種暢銷一時的圖書，比較固定，不顯山不露水的有後勁。不久之後，書店來了一批盜版書，這類書不會要預付款，且折扣大，包裝上煞有介事註明“無刪節版”，至於是誰發的貨，書店也許心知肚明，但只能記在無名的賬戶上。過上一個季度或半年，就有人來結算了，賣出多少就結算多少。作為圖書的《白鹿原》曾享有這樣待遇，可見它對一代人有過不小的影響。

那時的我，活得浮躁，如此經手過這部影響甚廣之作，同樣難得看它一眼。多少年過去，現在面對這部電子無刪節版，想到這段往事來，不禁有些感嘆。直至如今，雖然是遲到多年的閱讀，我用心花了十餘天，從法蘭克福到維也納，還是認真拜讀完畢。

這是陳忠實先生在1988年4月到1989年1月完成的初稿，又在1989年2月至1992年3月修訂成稿。這個時代正好是我所經歷的，屬於思想活躍，處在改革開放初期，放在這樣時代背景下，陳忠實先生有如此宏闊的構思，突破階級鬥爭的政治框架，把白嘉軒與鹿三這類地主與長工描寫成和諧而互相依存的關係；並像放足似的打破了“高大全”文學創作屏障，足見他創作時的勇氣與對時代的預見性。陳忠實先生用一支厚重的筆，着力描繪了傳統宗法禮教社會的崩潰，動盪時代革命浪潮的衝擊，展示了人性慾望的覺醒，構建出一部充滿文化反思與人性深度的民族史詩的作品。

這部長篇巨著的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展現了渭河平原上仁義白鹿村中白、鹿兩個家族祖孫三代近半個世紀的興衰史。故事主線涵蓋了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事件——軍閥混戰、國民革命、土地爭奪、抗日戰爭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等時期，向世人呈現一幅波瀾壯闊時代畫卷。

白家的代表人物白嘉軒是白鹿村族長，是一位為人正直、恪守傳統，視《鄉約》為宗法禮教為本族最高行為準則，作者着力描寫他的善良與厚道，強化他以德報怨的美德，對鹿兆謙（黑娃）反覆施救，便充分說明這一點，他是舊道德的楷模，完美體現了宗法社會人倫傳統；而鹿家的代表人物鹿子霖則同樣是土地上養育而成的農民，作為一個對應面，他被描寫成為一個精明狡黠、作為白鹿原的鄉約，攀附上邪惡勢力，欺壓百姓，到處結拜乾親，以掩蓋他好色淫亂的本質，他的存在同樣具有象徵性，即世俗社會的精明和欲望。這兩人視為一生的競爭對手，以鹿子霖精神崩潰，白嘉軒懺悔騙購風水寶地的事件而結束全篇。

2.厚重的民俗風情，深重災難的小說氛圍

全書的開篇，用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的名言：“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作為題記。作家多用陝西方言來寫作，給讀者親臨其境之感。

作者用了相當的篇幅，對這個面臨巨大變遷的時代，各種民俗風情進行描述，面對跨年度的乾旱祈雨，那是一場鄉人生死場的祈雨儀式，浩浩蕩蕩幾十里山路，爬上山巔，直抵烏龍潭：“白嘉軒……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紅亮亮的鋼釺兒，‘啊’地大吼一聲，撲哧一響，從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煙，狗似的佝僂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來。槐樹下的廟場上，鑼鼓傢伙敲得震天價響，九杆火藥銃子（九月）連連爆炸，跪伏在廟場土地上的男人們一齊舞扭起來，瘋癲般反覆吼誦着：‘關老爺，菩薩心；黑烏梢，現真身，清風細雨救黎民…’侍候守護馬角的人，連忙取出備當的一根兩頭繫着小環的皮帶，把兩隻小環套住穿通兩腮的鋼釺兒，吊套在頭頂，恰如騾馬口中的嚼鐵。”

白嘉軒娶第六房女人胡氏被鬼糾纏，更是描寫得細緻而生動：“法官隱名瞞姓，人稱一撮毛，左腮下一顆神秘的黑痣上綴下尺把長的一撮黑毛。嘉軒訴說了鬧鬼的經過。法官思問了借的住址就催他回去，說自己隨後就到。嘉軒知道法官衍路坐鬼抬轎神速如風，就急急匆匆小跑回家來。法官果然隨後就到了，剛到門口就把一隻羅網拋到門樓上，乃天羅地網。法官進得屋來，頭纏紅帕腰系紅帶腳蹬紅鞋，撲上樓去又鑽到床底。胡氏嚇得蒙了被子。法官最後從二門的拐角抓住了鬼，把一個用紅布蒙口紮緊了脖頸的瓷罐呈到燈下，那蒙口的紅布不斷彈動，像是有老鼠往外衝撞。法官吩咐說：‘給鍋里把水添足，把狗日煮死再焙乾’鹿三和嘉軒兩人輪換拉扯風箱，鍋開水滾後，一股臭氣溢出來令人作嘔……直到把那半鍋水燒得一滴不剩，法官接了償錢提了瓷罐收了天羅地網又坐鬼抬轎回嶺上去了。”同樣，田小娥死後被成冤魂怨鬼，引來瘟疫，讓自己公婆鹿惠氏成第一個受害者，讓白嘉軒的女人仙草“兩頭開花”而亡。只是這個“一撮毛”的法官無法收拾如此厲鬼。

白家的小兒子孝義娶妻幾年沒有生育，“拗熊孝義沒了耐心罵：‘你狗日是個漏勺子不盛屄’媳婦羞慚得連哭也不敢。”嘉軒求教於親家冷先生，冷先生不同意休了女人，用一個形象生動的比喻，“你看窩瓜蔓上，有的花坐瓜，有的花不坐瓜。只開花不坐瓜的花人叫狂花。有的男人就是只開花不坐瓜的狂花。先得弄清他倆誰是狂花，那會兒休不休她就好說了。”便告知讓他的媳婦上一回棒槌會。

作者進一步描述：“孤峰基座的山梁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廟，裡頭坐着一尊怪神。……一條光滑豐腴的手臂托着一隻微微啟開的河蚌，另一條肌腱累摞的手臂高擎着一把鐵鑄的棒槌。這就是男女合一的棒槌神了（棒蚌諧音）。每年六月三日到六日為棒槌神會日，會的時間不在白天而在夜晚，半夜時分達到盛期。一般都是由婆婆引着不孕的媳婦裝作走親戚出門，竹條籠兒里裝着供品和自食的乾糧……婆媳倆人在棒槌神前點蠟焚香叩拜一畢，再擠出廟門時，婆婆給媳婦從頭頂罩下一副蓋臉的紗布……這時候，藏在樹幹和石頭背後的男人就把蓋着臉的女人拉過去，引到一個僻靜的旮旯里，誰也不許問誰一句話，就開始調逗交媾。這些男人多是臨近村莊愛占便宜的年輕人。”孔聖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對我們這個民族影響深遠，這也是我們能夠繁衍生息的源頭，為了不絕後，“借精”有合法外衣，棒槌神就成了一種莊嚴的野合儀式。白嘉軒聽了冷先生的話，暗自盤算開了。他認為讓媳婦去棒槌會，目標太大，閒話太多，便把主意打到了半小糙小子不喑人事兔娃這裡，一試果真不足三月，媳婦便有孕期反應。

這種厚重的民俗風情描寫，加上大旱之年剝光樹皮刨食觀音土和人食人，以及瘟疫流行十村九空的慘狀，還有官府的苛捐雜稅，反映了千百年來，我們這個民族生存的艱難，他的《白鹿原》這部大作的底色，這種製造沉重的氛圍，讓人喘不過氣來，從而了解到，為什麼我們這塊土地上革命運動的頻發。

陳忠實先生直面人性深處最可貴的一點，便是對性的描寫，從白嘉軒到鹿子霖；從黑娃到孝武；從鹿兆鵬到白孝文；從孝義到兔娃，甚至大拇指芒兒，皆不吝筆墨，作了詳細的描寫，這裡我們並不認為陳忠實先生玩弄風月，為吸引讀者之故，而是通過這種最隱秘之處的描寫，將每個人的表現方式，呈現出一個人物性情最重要的途徑。

3.朱先生，白鹿原的“精神圖騰”

《白鹿原》幾個象徵性極強的人物。首推朱先生，他是白嘉軒的姐夫，也是舊時代文人的化身，作者通力打造能承載自己理想和人格力量的典型。

朱先生作為白鹿原的精神支柱，是活着的傳說，他被描寫為學識淵博、品德高尚，而且淡泊名利、心懷天下，始終以“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他的出場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文人都喜歡來點風花雪月，以表現自己風流倜儻，朱先生不顧邀請方的尷尬拂袖而去；在江南講學，因為穿着土氣，滿嘴方言，只能沮喪回到白鹿書院。開頭貶損的寫法，更能增添朱先生的高大完美人格形象。

他多次拒絕軍閥的高官厚祿，卻能在雙方劍拔弩張之時，化干戈為玉帛；他在災荒之年臨危受命，主持賑災，救濟百姓；他一腔熱血，在自己弟子戰死沙場之際，率八老發表全國宣言，以年邁老朽之軀親赴戰場，求死以對倭寇；當自己的志向無法伸展之時，閉門潛心著書立說，編纂《滋水縣誌》，試圖為後人留下歷史的真相。

朱先生一路走來，儘管用自己的行動詮釋着“仁者愛人”的儒家思想，可是時運不濟，創辦的白鹿書院，被新學擠得只有關門大吉；編纂縣誌只要兩條換槍的資金便可以印製，最後被縣長認為他沒事找事故意添亂趕了出來。他離開人世時，人們對他的評價：“……人們在一遍一遍咀嚼朱先生禁煙犁毀罌粟的故事，咀嚼朱先生隻身赴乾州勸退清兵總督的冒險經歷，咀嚼朱先生在門口拴狗咬走烏鴉兵司令的笑話，咀嚼放糧賑災時朱先生為自己背着乾糧的那隻裕漣，咀嚼朱先生為丟牛遺豬的鄉人掐時問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着洋線的怪僻脾性……”

朱先生的形象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圖騰”，代表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仁愛、正直、淡泊、擔當。作者着力打造他的淡泊名利的形象，與現實社會的功利主義形成鮮明對照，最終他將自己的著作帶進沒有棺木的墳墓之中，讓它化成泥漿，象徵着傳統士大夫在新時代到來時的無奈與迷茫。不得不說，他的形象為《白鹿原》增添了濃厚的文化底蘊。但朱先生的形象承載作家太多理想化色彩，作者力求寫出一個舊時代的“完人”，一個亂世的聖賢形象，使之他的形象很是虛化，更像個符號。使我感到，作品中的人物，太過理性，富於強大的思想，這個人物很難形象生動，也難站立起來。

4.田小娥，一個極具反抗精神的犧牲者

之於朱先生對應面來看，田小娥是個極有意象和真實生動的形象，這也是作者在《白鹿原》中塑造最為成功的人物形象。田小娥是一個極具反抗精神的犧牲者，她出生書香門第，因為家庭貧困給年老的郭舉人做妾，大娘對這個老男人管控過嚴，不僅嚴格規定同房時段，還讓她每夜用自己隱秘處為其泡棗。田小娥出現在讀者第一眼，就表現出了十足的個性，把要“泡”的棗扔進了尿盆。對於黑娃這種愣頭青，一招一式都是田小娥主導的，足以說明反抗是深思熟慮的，同時也是一個極有主見的女子。黑娃被趕走後，尋找到被休的田小娥，把她帶回家，因為她的“蕩婦”身份，被全村人所嫌棄與排斥，同時被父親鹿三趕到破廟。這時黑娃，反抗有了目的性，在鹿兆鵬的引導下，燒了河南烏鴉兵糧倉，開始鬧“農協”，失敗後加入習旅，舉事失敗後，誤入山寨，當了土匪。而這時的田小娥，為了救黑娃，對鹿子霖以身相許，被村中無賴所勾引陷害，受到候任族長白孝文的責罰。在鹿子霖的教唆下，以田小娥的性情，她瞄準白孝文，實施報復，使之與自甘墮落，同樣是在情理之中的。

最慘烈之處，是她親手遭到公公鹿三殺害後，以冤魂野鬼大鬧白鹿原，致使瘟疫流行。她魂附於鹿三之身，借他之口，要求村人出錢為她修廟和重新埋葬。白嘉軒家門口跪滿了這些懼怕瘟疫纏身之人，白嘉軒頂住壓力，同樣是力排眾議，造塔將田小娥的冤魂怨鬼鎮壓在塔下。

當然，田小娥也是《白鹿原》中最具爭議也最具悲劇色彩的人物，她的一生是對封建禮教的反抗，作者完整地呈現了她被禮教吞噬的全部過程。田小娥的反抗多帶有本能的、樸素的——她用自己的個人的微不足道的方式對抗着封建禮教的壓迫，卻始終缺乏明確的方向與力量。我這樣想，她曾隨黑娃一同鬧農協，坐在主席台上，至少明白反抗的力量，也許當年隨黑娃上山做壓寨夫人或者追隨他進入習旅，她的人生命運或許將會是另一種樣子。歷史沒有如果，田小娥的性格，在時代碾壓下，造就了她必然的悲劇。

她利用自己的美色勾引鹿子霖，為自己所用，卻淪為對方的工具；她引誘白孝文，既是為了報復白嘉軒的冷酷，同樣為了尋找生存的依靠。她的反抗最終以失敗告終，還被修塔鎮壓，成為“傷風敗俗”的象徵。田小娥的悲劇並非只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時代女性的悲劇。我觀察白鹿原中眾多的女性，她們就是繁衍後代的工具，一旦失去了這個功能，便失去了生存基礎，比如孝義媳婦和嫁給鹿兆鵬獨守空房的冷家女兒，就是這樣的悲劇。

所以，作者極力刻畫這一形象，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代表着被壓抑的人性慾望，她的反抗雖然微弱，卻如同一道裂縫，撕開了封建禮教虛偽的面紗。

5.白鹿原兩大代表人物的生與死，懺悔與崩潰

我十分讚賞作者筆下的《白鹿原》中的人物，每一個都被刻畫得十分鮮活。

首先講述白嘉軒這樣一個人物，作品開篇出現的第一個人物，這個人物舉足輕重，撐起了白鹿原的這片天地，他的傳奇人生從十六歲那年開始的，“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在父親親自給他訂下第四房女人時，突然暴病而亡，母親白趙氏在父親死後與守孝三年之間，選擇了儘快為他娶妻，因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何況他是一個獨子，千萬不敢斷根。

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裡，他去拜訪姐夫朱先生，發現鹿家坡地上長出了一株古怪的某種植物，這樣寒冷的日子，有一株植物傲雪而立，一定來歷不凡。他畫給朱先生看時，朱先生認出這是一株白鹿仙物。他開始了工於心計的操作，用自己兩畝上好水田來換這個坡上，並把父親的墓地遷了過來，從前遇到山裡姑娘仙草，為他生了三男一女。最值得肯定的就是“交農”事件，把他推到了一個前台，儘管他臨時受制，自家的長工鹿三站了出來“算我一個”，這次“雞毛信事件”最終以政府妥協，大獲全勝。在黑娃的土匪打家劫舍，把他的腰打斷之後，他似乎比過去更通透人生，腰杆雖斷，但精神支撐的信念，讓他站得更直了。他最看好的大兒子孝文墮落，甚至門樓被拆，家族面臨種種困境之時，他始終以堅強的意志，把整個家族的局面維持着。

白嘉軒無疑是小說中當之無愧的靈魂人物，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農民的堅韌與局限，是宗法制度的忠實維護者，也是這一過時制度的犧牲品。他將宗法禮教置於人性之上，特別是在對田小娥的遭遇上，儘管他說話不多，皆是鹿三之口表達觀點，在這個女人死後修塔鎮壓，暴露了宗法制度的非人道性；他對子女充滿了強大控制欲，強迫白靈靈和白孝文遵循自己的意志生活，最終導致女兒有家難歸，兒子的叛逆與墮落。白嘉軒的悲劇在於，他所堅守的傳統道德在歷史浪潮中已逐漸腐朽，這個宗法制度的維護者，定然成了時代的犧牲品。

白嘉軒與朱先生一樣，是作者傾心打造的一個理想人物，他被賦予作者太多的創作理念，是一個縮小版的朱先生，人物發展到最後，成了一個臉譜化的人物，一個以德報怨的符號，令人大感可惜。

與他對應的人物則是鹿子霖，這個人精明圓滑、工於心計，善於在困境中“突圍”，在白鹿村，他永遠只是一個配角，因為只有白姓才能成為族長，便混跡於小鎮，成為鄉約，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在縣城與鄉里遊走，不放過任何一點好處。他打冷先生女兒的主意，卻要求白嘉軒為他撮合這門親事，自己又把冷先生的另外一個女兒，撮合給白家做媳婦，將白、鹿、冷三家形成利益聯盟。見白家大兒子孝文很有出息，心生嫉妒之心，慫恿田小娥去報復性的勾引，讓其一同墮落。因為受到了滋水縣黨部書記岳維山嚴厲責問，小兒子鹿兆海為他出頭埋下禍根，遭受兩年牢獄之苦，回家時發現門樓被拆，這真是一報還一報。他淫亂好色，乾兒子甚至多達幾桌，而回到家裡則孤寂難熬。

他最後在槍斃田福賢和岳維山的審判大會上，嚇得大小便失禁，從此瘋癲凍餓而死。

鹿子霖顯然是作者設計白嘉軒對立面的人物，對傳統宗法那一套嗤之以鼻，當孝武請他回村主持儀式時，他帶着嘲諷的表情拒絕，當着田福賢嘲笑白嘉軒是無法走出村子的井底之蛙。他高鼻深目，睫毛下一雙迷人的眼睛，迷倒一批批的女人，此人無時無刻不在追逐權力、金錢與美色，將世俗欲望的滿足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相比白嘉軒這個人物，他顯得豐富複雜許多。他對子女有着真摯的父愛，儘管與鹿兆鵬的革命信仰格格不入，卻始終關心他的安危；鹿子霖的悲劇在於，他將世俗欲望作為人生的唯一追求，卻最終被欲望所吞噬。他的形象折射出中國傳統鄉村中世俗階層的生存狀態——他們精明卻短視，貪婪卻脆弱，在歷史的變遷中，最終成為被時代拋棄的塵埃。

這個人物不得善終，我們認為作者苦心孤詣創造是可以理解的，發現他的終結很有硬傷。這個人物經歷世事，還有兩年的牢獄之災，不至於在一次“陪宰”的公審大會上被嚇得大小便失禁，我起初以為他是裝蒜，因為這樣才符合他的性格。他確真的瘋了，從這個人物的內在邏輯上難以說通。

6.鹿三黑娃兆鵬兆海孝文冷先生，大浪淘沙各色人等

在眾多《白鹿原》的人物中，我認為塑造得最為成功的是鹿三這個人物，我們甚至找不到半點瑕疵，他出身低微，是白嘉軒的長工，卻能讓白家待如親兄弟，時時處處都會想到他，不敢讓他受半點冷落。在“交農事件”中，白嘉軒被困，他站在黑壓壓的人群中，大聲說：“算我一個，”他的形象便豐滿起來。在挖黃土時，見到坡下坑中命懸一線白家最有出息的長子孝文，痛心疾首，決心要除掉田小娥這個禍根，再不能讓她害人了。他殺媳心起，因為有“交農”敢作敢為作為鋪墊，盡在情理之中。當田小娥冤魂對他糾纏不休時，他無奈、困惑還有無以發泄的惱恨，因此讓他失去了半條命。即使是黑娃帶着城裡的媳婦衣錦還鄉而回，他也打不起精神。作者把他放到多種環境中，他皆能表現出色。最後，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西鳳名酒與主人對飲，夜半離世，為自己的人生畫了一個完整的句號。

黑娃之罪對比他做的壞事，自然是死不足惜。黑娃的性格，在幼年時可見一斑，他懼怕白嘉軒腰杆太直，鹿兆鵬給他冰糖吃，他發誓長大了要買一袋冰糖享用。又得到一塊雪花糕餅，罵鹿家子弟“財東”，他毫不猶豫地扔到草叢中。敢去燒烏鴉兵的糧倉，點燃火時還不肯急於離開。當土匪時，本來要殺鹿子霖不着，讓其父還其命債。他講義氣，始終不忘鹿兆鵬的提攜之情，特別是在習旅深得旅長的信賴，終生難忘。在主持起義當了一個月副縣長後，即被逮捕，宣布他三條罪狀：一是土匪匪首殘害群眾；二是圍剿紅三十六軍；三是殺害共產黨員。這三條罪狀中的後兩條皆經不起推敲，圍剿紅軍是大拇指芒兒干的，除繳了他們的槍，並未殺人，還治好了鹿兆鵬的槍傷，他手下的弟兄皆可以做證。至於殺害從土匪窩叛逃到游擊隊的那個叛徒，是來向黑娃報告游擊隊行蹤，以求升官發財之途的投機分子。解放初期要找游擊隊政委韓裁縫未必多難找。他如此死法，令人大感牽強。這裡有兩個亮點，一是他要探監的媳婦找兆鵬，她找不到，要兒子接着找，在槍殺他時，不願意與田福賢和岳維山一同挨槍子兒，保留最後一點可憐尊嚴，這時誰會聽他講這些。

孝文是個值得重視的人物，他是白家眾望所歸族長繼承人，已經在主持族中大小事務了，大量的細節鋪排，前半部對這個人物刻畫得十分豐滿，作者寫他的轉變，更是神來之筆，當在戲台下面，看到動情處，被田小娥捏住隱秘處，拉進破窯洞後，先反抗想逃離後屈從再投入，便開始自甘墮落，我看到第十六章，多少有點不忍下看了。特別是他新婚之初，先不知怎樣碰媳婦，一碰之後，便離不開床笫之事，在祖母的威逼之下，才有所收斂，這也是作者有意交代他經不住田小娥勾引的誘因。兩次吃討，拒絕弟弟對他的關心，卻在神禾村李龜年家討飯，討了個蕎麥饅頭，他甚至不在乎別人滿眼嫌棄；去賀家坊賀耀祖家，作為敗家子的活素材，讓賀家把他當成典型來教育子孫，他厚顏無恥地說，只要給飽，他願做這個“師傅”。可是這個人一旦到了保安隊，完成變成了另一個人，“畢竟是龍種，”成了一個十足的投機分子，差點對鹿兆鵬下手而得手，在起義之時，見自己的頂頭上司張團長尚在猶豫之中，當胸給恩人兩槍。給西北局的賀主任寫信，讓他的營獨立起事，刊登在報紙上，謀得縣裡最高職務。如果說，前半部分，這個人物十分豐滿，後半部分他的投機同樣缺少內在的邏輯，甚至讓人感到是作者生搬硬套而成的，硬是“賞”他一個投機分子的名號。

《白鹿原》中還有兩個對應的人物，就是鹿家兩兄弟——兆鵬兆海，一個國民革命軍，一個地下共產黨，兆鵬先是逃婚，給人留下印象，再就是被岳維山公布為共產黨，在原上引起轟動，從省城回到原上，做了小學校長，更受注目。他被抓，在法場，被自己的岳父和父親“調包”換出，兩次隨紅軍圍城，在生死線上走一遭。回到西安城，與白靈假扮夫妻假戲成真，深深地傷害了弟弟的感情。他在最危急之時，裝成“背河人”，還能策劃全省地下黨開會，親自策劃了黑娃保安三個營的起義。這個人物，儘管作者敘述線索清晰，卻一直給人神龍見首不見尾，像是虛浮在半空之中。其弟兆海從加入國民革命軍，到戰死沙場，作者着墨不多，形象生動，對白靈的執着，又因為黨爭不得不分手，他敢愛敢恨敢堅守，特別是哥哥奪走自己的愛人之後，那種痛不欲生的形象，讓人難以忘懷。

兄弟二人的命運對比，未必存在着對與錯，確實深刻展現了近代中國青年在歷史洪流中的迷茫與抉擇，也反映了中國革命道路的曲折與複雜。

還有一個值得書寫的人物——冷先生，他出場是在白家父親暴死施救之時，告知白嘉軒，其父得了“瞎瞎病”，要他準備後事，便給人留下了中醫先生的印象，與白、鹿兩家結親，在兆鵬被捕處死前，裝了一車銀洋送與田福賢，逼他用盡一切辦法救下了原上最大的共產黨。嫁給鹿家的女兒發瘋，用重藥把她聲帶治啞，想想作為一個父親，將要下多大的決心才能如此狠下心，對這個原本不幸的女兒。那種痛，也會在讀者心中刻畫一道傷痕。他同樣是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中藥與巫術以及奇異的藥引，延續至當下，依然在傳承中。

7.小說結構中的亮麗風景線

需要重點表述《白鹿原》的結構。

這是一部遵循傳統結構的作品，從第十六章到第二十章，是小說的最佳處。在二十章時，白嘉軒講家族史便弱了許多。第十六章的核心是田小娥勾引白孝文，而白靈與兆海私訂終身，同樣把人物與白鹿原聯繫緊密了；第十七章白嘉軒腰被打斷，成了羅鍋，他看着鹿三犁地，不服輸地扶起犁把，從此強化了他的印象，因此他的風骨和精神再次站立起來了。第十八章作者不僅寫了白嘉軒求雨時的頑強，特別是鹿子霖派人拆除門樓之時，那種表現確實是震撼人心的一章。第十九章時，冷先生設計用了一車銀洋送給田福賢，把這兩個人性格，寫得生動至極。兆鵬躲進白鹿書院，朱先生這個聖人一席話，講得深刻且接地氣，這幾章還有一個特點，把鄉里鄉親的人情世故，寫得極為充分。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對白靈靈的寫法，這種完全跳出小說的紀實寫法，有人稱之為元小說，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這樣描繪：“此後多年，白嘉軒冷着臉對一切問及白靈的親戚或友人都只有一句話：‘死了。甭再問了’直到公元一九五〇年共和國成立後，兩位共產黨的幹部走進院子，把一塊‘革命烈士’的黃底紅字的銅牌釘到他家的門框上，他才哆嗦着花白鬍鬚的嘴巴喃喃地說：‘真箇死了？！是我把娃咒死了哇’”在第二十八章里，先是寫白嘉軒和母親做了同樣的夢，一隻白鹿闖了進來，待一轉身，是白靈的那張臉。朱先生聽了，心想白靈完了，作者再從小說製造的氛圍里跳出來，寫到一位作家鹿鳴，他是白靈的兒子，寫了一篇長篇紀念母親的文章，母親是在根據地，被當成國民黨特務活埋的，讓人心痛難忍。這樣的寫法，在二十世紀80年代末，陳忠實先生一反傳統的探索精神，令人敬佩。我在創作希望呈現一個民族近、現代史的長篇寓言體小說三部曲《丟失了的城池》之二《無影人與躍進雄起城》時，寫到母親姣娃時，便是採用從小說敘事中“跳”出來的寫法，以“我”來講述母親以後的故事，雖然看似中斷或忽略了故事的連貫性，甚至有些傷害了小說營造的氛圍，但製造出一種空間感，使作品廣度和高度得以延伸，作者寫作者，是難得的嘗試。

    《白鹿原》結構上還有一個特點，作者多採用倒述來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是不是為了有意淡化故事驚險，讓讀者直面人物，我們不得而知。閱讀時雖小有不適，慢慢地適應了這種寫法。

白靈這個人物，她是精靈和自由的化身，她敢愛敢恨，反抗舊制度最為堅定，在革命最低潮之時加入地下組織，在面對誣陷時，依然個性十足，面對活埋不改初衷。

我感到《白鹿原》的最大爭議之處，應該是在小說結構上的不完備。

8.《白鹿原》敘事上“雙軌制”結構，無法融合

《白鹿原》作為一部氣勢磅礴的史詩級小說，在結構設計上是完整和富有張力的，它以兩大家族敘事為載體，融入進宏大的歷史背景，構建出了渭水平原上的小村落，與宏大歷史相互映照的敘事格局，這是難能可貴之處。

在閱讀《白鹿原》時，往往產生一種不滿足感，或多少帶有一點遺憾情緒，在結構與敘事上也存在一些“缺陷”或“不平衡之處”。覺得作者在處理“宏大歷史”與“個體命運”，從“傳統敘事”到“現代敘事”轉換時，產生了小說存在的敘事困境。小說後半部分在敘事重心上明顯地偏移，把本來以人物來推動情節發展，轉移到眾多歷史事件中出現失衡。前半部分從清末民初以及土地革命時期，敘事重心始終圍繞白鹿村的家族鬥爭與個體命運展開，歷史事件只是作為背景存在，服務於人物性格的塑造與情節的推進，已經深入人心，寫得細緻緊湊。這一階段的人物，從白嘉軒的堅韌與保守、鹿子霖的精明與貪婪、田小娥的抗爭與無奈中就可以體現出來，都通過具體的生活細節與矛盾衝突展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進入小說的後半部分特別是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歷史事件從背景走向前台，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核心動力，因此，人物命運便逐漸淪為展現歷史進程的工具，人物性格的內在邏輯與連貫性受到削弱，如我前文所述，鹿子霖、白孝文、黑娃、鹿兆鵬等開始扭曲變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孝文的命運轉變，他從一個墮落的敗家子，搖身一變成為革命幹部；鹿兆鵬等人物的刻畫也逐漸臉譜化，將人物置身於歷史事件的簡單複述，人物的情感與內心世界因此淡化，成為“革命符號”而非鮮活的個體。

《白鹿原》在敘事上似乎採用“雙軌制”結構，一條線以白嘉軒、鹿子霖為代表的“傳統宗法線”，聚焦於家族鬥爭，展現傳統鄉村社會的運行邏輯；另一條是以鹿兆鵬、田小娥為代表的“革命與反抗線”，聚焦於新思潮的傳播，與個體欲望的覺醒，展現舊制度的崩潰與新時代的到來。這兩條線索本應相互交織，但在實際敘事中，兩條線索卻常常呈現出無法恰如其分地融合的狀態，在閱讀時，感到在銜接上存在明顯的割裂感，小說結構的散亂而不緊湊。

我十分讚賞“傳統宗法線”敘事寫法，節奏舒緩，細節豐富，充滿鄉土氣息。而“革命與反抗線”（除田小娥外）的敘事則需要跳出白鹿原的地域限制，涉及城市、軍隊、地下黨等多個場景，敘事節奏急促，人物形象刻畫得潦草，充斥着政治色彩與時代感。兩條線索的敘事風格與敘事場景存在巨大差異，導致顯得十分生硬。兩條線索雖然都圍繞“白鹿原”展開，卻像是兩個獨立的故事，未能實現真正的有機融合。

瑕不掩瑜，陳忠實先生以白鹿村為支點，撬動了整個中國近代鄉村的歷史變遷，他用厚重的筆觸描繪了宗法禮教的崩潰、人性慾望的覺醒、革命浪潮的衝擊，構建出一部充滿文化反思與人性深度的民族史詩。作品中鮮活的人物群像、濃郁的地域文化、深邃的思想內涵，早已超越了結構上的不足，使其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經典。

《白鹿原》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講述了一個精彩的家族故事，更在於它通過這個故事，探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人性的複雜本質與民族的精神困境。它讓我們看到，在歷史的洪流中，個體的命運是如此渺小，卻又如此堅韌；傳統文化是如此深厚，卻又如此脆弱。這些思考跨越了時代的界限，至今仍能引發讀者的共鳴。正如任何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一樣，《白鹿原》的結構“缺陷”，恰恰成為了理解這部作品的重要窗口，它讓我們看到了一位作家在追求宏大敘事時的努力與掙扎，也讓這部作品更加真實、更加立體。

                    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  維也納石頭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