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地緣篇》

美國國家利益的再定義：從價值外交到交易主權（系列版）

—— “把賺錢寫進國策”嗎？

導言

二〇二五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引發強烈討論。紐約時報用“把賺錢寫進國策”形容這一轉向，認為美國正在放棄七十年來的價值外交。但制度視角揭示的是另一幅更深的結構圖景。美國不是突然決定不講價值，而是第一次把自身的財政極限、產業競爭壓力與全球承載能力下降寫進國家安全邏輯。國家安全與國家收益被綁定，價值邏輯退場，交易邏輯進場，美國的自我身份正在完成一次歷史性置換。

這一變化不是政治風格，而是制度周期。美國進入一個能力收縮而工具精確的時代，其外交不再依賴宏大敘事，而依賴可測量的收益結構。下面以六個制度切面展開這一系列性的演化。

一 、歐洲的制度斷裂與美國的盟友分層工程

新版戰略對歐洲的措辭，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尖銳的官方表述。然而其背後並非意識形態衝突，而是利益結構的重估。

1 歐洲的制度風險累積。移民潮、治理分裂與社會凝聚力下降，使歐洲的制度穩定性無法支撐美國長期的安全外包。

2 歐洲對美國貢獻不足。美國承擔北約主體成本，而歐洲財政與軍事能力長期滯後，使美國無法從盟友結構獲得足夠回報。

3 歐洲經濟進入低增長區間。過去的經濟互補關係已經瓦解，美國不再把歐洲視為共同增長空間。

因此，美歐關係第一次脫離“文明共同體”的敘事，而轉向“成本分攤的合作體”。美國正在重新對盟友進行分層，歐洲被歸入收益有限、風險上升的區域。

這個判斷不是情緒，而是制度定價。

二 拉丁美洲的合同殖民與門羅主義的二十一世紀形態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要求美國外交官以爭取大型政府合約為首要目標，而且必須是免招標的直接指派。許多媒體稱之為敲詐，但制度分析顯示的是另一種現實。

1 美國財政赤字進入新台階，必須尋找外部收益區以減輕國內成本。

2 拉丁美洲長期制度薄弱，對美國的依附度高，通過合同鎖定比軍事介入更高效。

3 美中競爭的重心轉入供應鏈，美國不能容許中國在該地區建立制度支點。

二十一世紀的門羅主義不再靠軍隊，而靠合同結構。美國通過合同掌控一個國家的預算入口、能源流向與基礎設施投資方向，成本遠低於傳統地緣干預。這是一種制度化的再殖民方式。

美國並不是突然變強硬，而是把地緣政治改寫為財政工程。

三 、中東的去價值化與投資主權的制度崛起

美國正式宣布不再要求波灣君主國進行政治改革。過去三十年的民主移植實驗被定性為誤判。這被媒體視為美國對獨裁政體的退讓，但制度邏輯恰恰相反。

1 美國能源結構轉型後，中東的重要性不在石油，而在資本。波灣資本正成為美國科技與能源轉型的關鍵支柱。

2 中東制度形態高度穩定，外力改革成本過高且無回報。

3 俄中力量在中東逐步滲透，美國必須以穩定換取結構優勢。

中東從文明試驗場轉為投資主權區。美國不再追求政治改造，而追求穩定的資本流動與可預測的安全框架。這種轉向不是退縮，而是把外交從價值工程轉為收益工程。

四 、台灣與以色列的功能化重建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淡化台灣與以色列的民主形象，強調的是兩地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功能位置。

1 台灣被定義為半導體與航道結合的戰略節點。其價值來自稀缺性與不可替代性，而非政治制度。

2 以色列是情報、科技與區域制衡的綜合支點。美國的區域策略無法繞過以色列的數據與技術能力。

美國正在實行一種新的聯盟體系。功能決定位置，貢獻決定關係，民主不再自動產生戰略回報。在制度邏輯中，可替代性越低，戰略價值越高。

台灣與以色列因此不是被弱化，而是被功能化。

五 、對中國與俄羅斯的結構軟化與成本化對抗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對中俄的語言顯著溫和，但這是誤導性的表象。美國並非退讓，而是把對抗結構從“理念衝突”重新定義為“成本控制”。

1 對俄羅斯的目標是迅速結束烏克蘭戰爭，使歐洲從財政泥潭中脫身，從而減輕美國負擔。

2 對中國的競爭從文明敘事回到供應鏈、關稅、技術封鎖與關鍵產業鏈的制度戰。

美國正在進行對抗方式的升級。理念戰爭成本極高，經濟制度戰成本更低且更可持續。軟化語言是降低對抗成本的第一步，而不是放棄競爭。

這既是財政邏輯，也是全球秩序的再工程。

六 、美國的制度性身份置換：從文明國家到交易國家

美國的國家身份在二〇二五年第一次被清晰寫進國家安全文件。美國不再以文明輸出者自居，而以收益吸附者定義自身。這是一次跨時代的制度更替。

1 美國不再承擔全球價值敘事的邊際成本。

2 美國不再追求制度複製，而追求制度收益。

3 美國不再依賴盟友體系，而依賴供應鏈與合同體系。

國家安全成為國家收益的鏡像。外交成為財政工具的一部分。國際秩序從道義結構轉向利潤結構。

這是美國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真實形態。

制度餘響

紐約時報驚訝的是美國放棄了文明敘事，而制度觀察者看到的是美國進入了新的國家能力周期。美國從布道者轉向交易者，從價值輸出轉向結構吸附，從全球責任轉向全球收益。這是世界秩序從自由主義轉向能力主義的轉折點。

未來十年，國際關係將不再由意識形態區分，而由功能、成本與收益決定。世界將被重新排序，各國將被重新定價。制度價值不再看政治形態，而看其能否為全球結構提供不可替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