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促進歐洲的偉大復興

美國官員習慣於從軍事開支不足和經濟停滯的角度來思考歐洲的問題。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歐洲的真正問題遠比這更加深刻。

歐洲大陸在全球GDP中的份額一直在下降——從1990年的25%降至如今的14%——部分原因是各國和跨國法規扼殺了創造力和勤奮精神。

但這種經濟衰退與文明消亡這一更為嚴峻的現實前景相比，顯得微不足道。歐洲面臨的更廣泛問題包括：歐盟和其他跨國機構的活動損害了政治自由和主權；移民政策正在改變歐洲大陸並引發衝突；對言論自由的審查和對政治反對派的壓制；出生率暴跌；以及民族認同感和自信心的喪失。

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2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歐洲大陸將面目全非。因此，某些歐洲國家是否擁有足夠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來繼續作為可靠的盟友，遠未可知。許多這樣的國家目前正加倍地堅持其現有道路。我們希望歐洲保持其歐洲特色，重拾其文明的自信，並放棄其失敗的監管窒息策略。

這種缺乏自信在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除了核武器之外，歐洲盟友在幾乎所有方面都擁有對俄羅斯的顯著硬實力優勢。由於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戰爭，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如今已嚴重惡化，許多歐洲人將俄羅斯視為生存威脅。管控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需要美國進行大量的外交斡旋，既要重建歐亞大陸的戰略穩定，又要降低俄羅斯與歐洲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風險。

美國的核心利益在於通過談判迅速停止烏克蘭的敵對行動，以穩定歐洲經濟，防止戰爭意外升級或擴大，重建與俄羅斯的戰略穩定，並促進烏克蘭戰後重建，使其能夠作為一個可行的國家生存下去。

烏克蘭戰爭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加劇了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對外依賴。如今，德國化工企業正在中國建設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廠，而這些工廠使用的天然氣是它們在國內無法獲得的俄羅斯天然氣。川普政府發現自己與一些歐洲官員意見相左，這些官員對這場戰爭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他們身處不穩定的少數派政府之中，其中許多政府踐踏民主的基本原則來壓制反對派。絕大多數歐洲人渴望和平，但這種願望並未轉化為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政府破壞了民主進程。這對美國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如果歐洲國家深陷政治危機，它們就無法進行自我改革。

然而，歐洲對美國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戰略和文化意義。跨大西洋貿易仍然是全球經濟和美國繁榮的支柱之一。從製造業到科技再到能源，歐洲各行各業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勁的行業之一。歐洲擁有尖端科學研究和世界一流的文化機構。我們不僅不能忽視歐洲——這樣做只會適得其反，不利於我們實現這一戰略目標。

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繼續捍衛真正的民主、言論自由，以及對歐洲各國獨特個性和歷史的毫不妥協的頌揚。美國鼓勵其在歐洲的政治盟友推動這種精神的復興，而歐洲愛國政黨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確實令人充滿樂觀。

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幫助歐洲糾正其當前的發展軌跡。我們需要一個強大的歐洲來幫助我們成功競爭，並與我們攜手合作，防止任何對手主導歐洲。

美國對歐洲大陸——當然也包括英國和愛爾蘭——懷有深厚的感情，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國家的性質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我們依靠富有創造力、能力強、自信且民主的盟友來建立穩定與安全的條件。我們希望與那些渴望重振昔日輝煌的盟友攜手合作。

從長遠來看，最遲幾十年內，某些北約成員國很可能成為非歐洲國家占多數的國家。因此，它們是否會像當年簽署北約憲章的國家那樣看待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與美國的聯盟關係，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我們針對歐洲的總體政策應優先考慮：

    •      重建歐洲內部的穩定環境，並與俄羅斯保持戰略穩定；

    •      使歐洲能夠自立自強，作為一個由結盟的主權國家組成的集團運作，包括承擔自身防務的主要責任，不受任何敵對勢力的控制；

    •      在歐洲各國內部培養對歐洲當前發展軌跡的抵制；

    •      向美國商品和服務開放歐洲市場，並確保美國工人和企業獲得公平待遇；

    •      通過商業聯繫、武器銷售、政治合作以及文化和教育交流，促進中歐、東歐和南歐各國的健康發展；

    •      消除北約作為永久擴張聯盟的認知，並防止其成為現實；以及

    •      鼓勵歐洲採取行動，打擊重商主義產能過剩、技術竊取、網絡間諜活動和其他敵對經濟行為。

D. 中東：轉移負擔，構建和平

至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始終將中東置於其他所有地區之上。原因顯而易見：幾十年來，中東一直是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供應地，是超級大國競爭的主要舞台，衝突不斷，隨時可能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區，甚至波及美國本土。

如今，至少其中兩項因素已不復存在。能源供應已大幅多元化，美國再次成為能源淨出口國。超級大國競爭已讓位於大國博弈，而美國在其中保持着最令人艷羨的地位，這得益於川普總統成功重振了我們在海灣地區、與其他阿拉伯夥伴以及與以色列的聯盟關係。

衝突仍然是中東最棘手的問題，但如今這個問題遠沒有媒體報道所渲染的那樣嚴重。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以色列的行動以及川普總統於2025年6月發起的“午夜鐵錘”行動（該行動嚴重削弱了伊朗的核計劃），極大地削弱了伊朗——該地區的主要不穩定因素。以巴衝突依然棘手，但得益於川普總統斡旋達成的停火協議和人質釋放，朝着更持久的和平邁出了步伐。哈馬斯的主要支持者已被削弱或退出。敘利亞仍然是一個潛在問題，但在美國、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敘利亞或許能夠穩定下來，並重新成為該地區不可或缺的積極力量。

隨着本屆政府撤銷或放鬆限制性能源政策，以及美國能源產量的不斷增長，美國歷史上關注中東的理由將會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該地區將日益成為國際投資的來源地和目的地，投資領域遠不止石油和天然氣，還包括核能、人工智能和國防技術等。我們還可以與中東夥伴合作，推進其他經濟利益，例如保障供應鏈安全，以及加強在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區發展友好開放市場的機會。

中東夥伴正在展現其打擊極端主義的決心，美國政策應繼續鼓勵這一趨勢。但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美國放棄以往那種強迫這些國家——尤其是海灣君主制國家——放棄其傳統和歷史政府形式的錯誤做法。我們應該鼓勵和讚賞自然而然出現的改革，而不是試圖從外部強加改革。與中東建立成功關係的關鍵在於，接受該地區、其領導人和各國的現狀，同時在共同利益領域開展合作。

美國始終擁有核心利益，確保海灣地區的能源供應不落入敵手，確保霍爾木茲海峽保持暢通，確保紅海保持通航，確保該地區不成為針對美國利益或美國本土的恐怖主義的溫床或輸出地，並確保以色列的安全。我們能夠也必須從意識形態和軍事層面應對這一威脅，而無需經歷數十年徒勞無功的“國家建設”戰爭。我們也明確希望將《亞伯拉罕協議》擴展到該地區的更多國家以及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國家。

但令人欣慰的是，中東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無論是長期規劃還是日常執行）的時代已經過去——這並非因為中東不再重要，而是因為它不再像過去那樣令人惱火，也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災難之源。相反，它正在崛起為夥伴關係、友誼和投資之地——這一趨勢值得歡迎和鼓勵。事實上，川普總統在沙姆沙伊赫成功團結阿拉伯世界，共同追求和平與關係正常化，這將使美國最終能夠優先考慮自身利益。

E. 非洲

長期以來，美國在非洲的政策一直側重於提供，後來又側重於傳播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美國應該尋求與特定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以緩解衝突，促進互利的貿易關係，並從對外援助模式過渡到能夠利用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潛在經濟實力的投資和增長模式。

參與非洲事務的機會可能包括：通過談判解決持續衝突（例如剛果民主共和國-盧旺達、蘇丹衝突），防止新的衝突爆發（例如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索馬里衝突），以及採取行動調整我們的援助和投資方式（例如《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我們必須對非洲部分地區死灰復燃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活動保持警惕，同時避免任何長期的美國駐軍或承諾。

美國應將與非洲的關係從以援助為主轉向以貿易和投資為主，優先與那些有能力、可靠且致力於向美國商品和服務開放市場的國家建立夥伴關係。美國在非洲投資的直接領域，尤其是有望獲得良好投資回報的領域，包括能源和關鍵礦產開發。開發美國支持的核能、液化石油氣和液化天然氣技術，可以為美國企業創造利潤，並有助於我們在關鍵礦產和其他資源的競爭中占據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