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8年三四月间连写三份党内通讯,四月底的一份还要求直接捅到最底层的生产队长层次,这实际上是真正的第一次甩开党的多数,利用个人影响去进行重大政策纠偏的。
当时他的判断已经很严重:“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
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二十二章《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毛在1959年春天认为可能出现苏联集体化之后的严重恶果,来不及通过党的会议协商和正式的程序安排来进行纠偏,迫不及待地利用个人名义写党内通讯,试图利用个人的超常影响力来实现部分的纠偏工作,并劝说高层的热心人转思想弯子, 停止浮夸风和共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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