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包遵信苏绍智策划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兴起“文化反思热”;各派林立，论战异常激烈。有“儒学复兴派”、“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折衷选择派”等等。老包属于“反传统派”，并与汤一介先生组建开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亲自担任教授。

八九年年初，老包又筹备创办了《太平洋论坛》，中共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他刊号，只好采取在“国内编辑，香港出版”方式。六四之后不久，我在澳门读到七月出版的《太平洋论坛》创刊号。包遵信在创刊词中说该刊“力求从深沉的历史文化视角，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话、写文章，都是代圣贤立言，我们要求大家都讲自己想说的话，都写自己愿写的文章。自由讨论，文责自负，提倡自由活泼而又严肃认真的学风”。总括而言，中国近年来自由主义所基本强调的是言论自由，而没有几位提倡者不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太平洋论坛》的创刊号就不会成为终刊号。而身为主编，包遵信连刊物也未见上一面便被投入了黑牢。我希望有人能传个信给老包，《太平洋论坛》上市没几天便销售一空，在“文化沙漠”，这当是个“奇迹”。


ZT：关于包遵信


讣告及生平


著名学者包遵信病逝



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北京报导，著名学者、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将之一包遵信先生，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包遵信生平简介


包遵信（曾用笔名：忍言、佚之），男，1937年9月生。



主要事迹


1947年曾读五年私塾。

1948－1953 小学（有几个小学）

1953.9－1959.9 安徽省芜湖第一中学读书（初，高中）

1959.9－1964.7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1964.9－1976.9 中华书局哲学编辑。

1976.10－1980 国家出版局研究室。

1981－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曾任《读书》副主编（1984－1986），《中国哲学》主编（1978－1987），《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顾问，《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1988－1989）。


从1963年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以及《中国论坛》、《明报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约百万字。


出版过《跬步集》（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集，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民主与启蒙》（1989年台湾联经版）、《陆肆的内情》（1997年台湾版）。


参与八九运动，被指控为"黑手"，判刑五年。出狱后，除了从事研究、写作之外，也一直参与人权活动，先后参与多项维权签名活动，也参与了声援刘荻、杜导斌和天安门母亲的活动。


【文献】中国社科院机关纪委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和党籍



（转自观察）


人民日报


本报讯： 本报北京1989年８月９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机关纪委日前分别作出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和党籍。

严家其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包遵信为历史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定指出，严家其、包遵信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参与煽动和组织策划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严、包二人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完全丧失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条件。按照国家和院有关规定，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公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纪委在给政治学研究所党总支、历史研究所党委关于开除严家其、包遵信党籍决定的报告批复中说，大量事实表明，严家其、包遵信进行了一系列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罪恶活动，已经完全背叛了党。根据党章和中纪委有关文件的规定，经院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开除严家其、包遵信的党籍。(1989.08.10)



昝爱宗：争反对的自由——纪念包遵信先生


（转自新世纪）


（一）


包遵信先生的大名，是出现在18年前北京"陆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档案上，那时的他凭着自由思想者的良心和一腔爱国热情，反专制，反独裁，为民主自由而竭力呐喊。

我们熟悉的一个镜头是：1989年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知名学者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包遵信、《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泽厚、北京广播学院讲师苏晓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等12名知识分子发出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声援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并表示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5月17日，包遵信、严家其等学者公开发表了声明《５·１７宣言》，提出结束专制下的“老人政治”……

直到今天，这样的呐喊和呼吁都不过时，而且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

我们痛苦地看到，一党专制仍在继续，专制文化仍然盛行……只可惜，不少当年热血沸腾的当事人，已有人抱憾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人流亡海外，白发苍苍，至今不得归。

2007年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的包遵信先生，正是这个争民主、反专制伟大队伍的杰出一员，当年却被称为所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


（二）


想起约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北京的冬天感觉很冷，我们多位朋友在北四环外一家火锅店吃火锅，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安徽籍著名思想家包遵信先生，在场的还有令后辈尊敬的刘晓波先生、张祖桦先生，以及多年老朋友余杰和王光泽等。

那时的包先生言语不多，看上去有些年迈了。听余世存先生说，他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患上疾病后遇到了求治等方面的难题，所幸有北京许多朋友帮助，使他度过了那个难关。

可这次的难关就难以度过了，不久前他再次生病，是突发脑溢血，老先生没有挺过去，不幸离我们远去了。


（三）


包先生是今天三四十岁左右青年人敬重的思想家，是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他领衔主编和金观涛、唐若昕、严家其、丁学良、王岐山、秦晓鹰、萧功秦、梁晓燕、董秀玉、戴士和等学者组成的编委于1983-1988年期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当年发行量很大，二十多年后在今天的孔夫子旧书网(www.kongfz.com)上还可以买到其中的散本。这套丛书包括[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金观涛著《在历史的表象背后》、邓正来编著《昨天 今天 明天》、陈越光和陈小雅著《摇篮与墓地》、茅于轼著《择优分配原理》、杨君昌编著《凯恩斯革命》、王小强和白南风著《富饶的贫困》、萧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王逸舟著《波兰危机》、怀效锋著《四朝政治风云》、韦政通著《伦理思想的突破》、张五常著《卖桔者言》、何清涟著《人口，中国的悬剑》等等。这一套书被称为是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行动，他们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被很多人认为是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界的"三大丛书"。


（四）


1989年"陆肆"天安门事件之前，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继续绝食，包先生作为中国知识界领军人士亲自赶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呐喊，呼吁，其勇气是何等的大啊，其德其行，后人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活动，到了5月15日第三天，已有上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周围聚集着很多围观的人。广场上有百余人晕倒。15日，在形势和舆论压力下，李铁映、阎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大学生进行了不完全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有关负责人只是反复劝说学生不要搞绝食请愿活动，由于没有结果，对话未能奏效。这一天，学者和作家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王鲁湘等走在游行队伍前面，携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幅，当时包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0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也有博士、硕士和职工，总共约有数万人。他们举起的横幅上书写着："声援学生，促进改革"以及"公正评价"等等，他们行进中不断高喊"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等口号。如今，这些可贵的镜头被封杀在中共的秘密档案内，陆肆不平反，这些历史档案都不能见到天日。


（五）


包遵信先生曾说过，不对传统文化作一个清算，现代化是难以进行的。实际上，他通过自身行动对中国的专制文化作一个思想的清算，以期后人能够尽快进入真正的现代化。

可是，先生出身未捷身先逝，中国特色的专制文化还在苟延残喘，腐而不朽的"后清"还很威猛……或许全世界也只有在中国才是这样，争自由的人往往为自由而耗费尽最后的生命，为反专制文化而牺牲自己，到最后，自由和现代化之路仍很漫长……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中国青年，我认为我们一代人，应该继续高举反专制的大旗，继续为民主自由法治而呐喊，身体力行，为早日结束"后清"，早日走向共和而不懈努力，不惜牺牲生命……

胡楠：性情中人包遵信


（转自前中国之春91年5月号）


关于包遵信的传闻甚多，熟悉他的人不会惊诧。不要说他正身陷囹圄无法申辩，即使在八九民运之前，围绕他的各种争论也难以清理。“什么事情经包遵信一掺乎，十有八九要黄。”——说这话的同是一位著名异教人士，可见包遵信在自由派的圈子里也有对头。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的电稿说：“包遵信罪行严重，有悔改表现，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香港某报随后引述消息灵通人士说，包遵信在法庭上失声痛哭，后悔不已。

有人劝我不要写包遵信，理由便是各种传闻。我的回答是，我无法核实这些传闻，事实上有些传闻永远无法核实，因为善于制造传闻的人不仅仅只是共产党。但有几点我可以肯定，包遵信在十年传播自由理念运动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八九民运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陆肆惨案后即身陷黑牢，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而这些已足够令我敬佩。


黑包公的传人


包遵信曾自吹是宋代黑包公的后裔，是真是假未可稽查。不过，他的皮肤黝黑是真的，而且他豪爽大度、直言不讳的脾性不逊包公。一九三八年，包遵信出生于安徽和县，那是长江之滨，系“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自刎之地。包公的遗传基因加上饮着掺和楚霸王血浆的大江之水长大，岂有不叱咤风云的道理?

包遵信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及编审工作，包括编辑《读书》杂志，创办《中国哲学》和《走向未来》丛书，及《太平洋论坛》等。在十年改革期间，他主持或参与了许多知识界的重要活动，但其影响力局限于大陆社会科学界的圈子，中国大陆的传媒极少报道他，海外的报刊亦甚少注意他，没有西方学者去中国访问他，他也从未出访欧美。什么原因?哈佛大学丁学良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揣测：“老包‘太土’，形象土，心眼也土，大概从来就没有学会这年头时兴的‘出口内销’的技巧——在外国大吹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然后回到中国再大吹外国人如何重视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他应邀参加深圳“思想沙龙”活动。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又黑又瘦又小，毫无风度而言，讲话也随随便便，活象一个刚刚“暴发”，然后到都市里“传经送宝”的“农民万元户”。第二次见面是八八年，我们一同参加在蛇口举行的“十年改革反思会”，与会者几乎都是北京最活跃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如陈子明、王军涛、曹思源、张宗厚、黎鸣、刘力群等，上海来的好象只有陈奎德。

在小会议里，包遵信时而双腿盘坐在椅子上，时而站起来，与刘力群和黎鸣等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拍案而起。争论结束后，又相互开玩笑，甚至动手动脚，外人很难想象这样一群指点江山的人物，居然象小青年一样打打闹闹。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无论是在会议室里、餐会上，还是在下榻的宾馆、旅行的小车上，他都是吞云吐雾，烟不离手。我开玩笑说：“老包，我原来以为你的脸黑是包公的遗传，看样子是烟熏的”。老包给我一拳：“你这家伙!”

事实上，我喜欢老包这种毫无做作的性情中人。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想办华夏出版社，便邀包遵信合作，并授全权。老包出的头一个点子是搞“华夏二十世纪文库”，计划先翻译一百本外国名著，其中包括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社会起源》等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不用说，老包如果自此紧靠龙根，仕途自然畅通。不知怎样回事，没“合作”两个月，包遵信就跟邓朴方闹翻了。据说老板给他丢下一句大度的话：“这笔帐先不跟你算了!”老包淡然一笑。

一九八六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正是“一颗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海外评语)，年轻气盛，想干点惊天震地的事。便邀请各路英豪到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由于胡耀邦尚在主政，参加者既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包括官方人物，包遵信亦被邀请。开幕那天，一位与会者说，共产党应该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大家闻之鼓掌。没想到包遵信却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为什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全场掌声如雷。

有人记述了这个场面：主席台上的上海市长江泽民脸变了色，看看左边的市委书记芮杏文，芮含威不露;再看看右边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朱面含微笑，那位来头最大的胡德平则是起劲鼓掌。江市长只好把涌到嗓子里的话咽了下去。到了年底，朱厚泽跟着胡耀邦跌了下来，江泽民接替升到政治局的芮杏文当上了市委书记。而如今，芮杏文也被免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潘维明被审查，江泽民已是一代“核心”，包遵信坐几年黑牢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瘦的老包提着一只黑包


老包正式的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笔者是门外汉，不知道老包在他的“正道”上著述如何。但与其他著名的异议人士相比，老包有影响力的作品不算太多。他主编的《读书》上常常可见到他的文章，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却无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不过，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的每一

次有意义的活动，都少不了包遵信。他常常不是普通的与会者，而是幕后的组织者。正如丁学良所说，老包不算是顶尖的学者，但却是顶尖的社会科学界活动家。他那黑瘦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的精力。你经常可以看到黑瘦的老包，手里提着一只黑旧的皮包，马不停蹄地从这里跑到那里，一天主持好几个座谈会。每个座谈会上，都少不了要大着嗓门讲一通话，喝几杯浓茶，抽几支劲烟。他身体不好，有时累过了头就吐血。吐一滩血，抹抹嘴，喘一口气，又出去奔波。

《读书》是大陆文化人必读的月刊，在中国那些充斥着谎言和空话的报刊中，这份品味纯正的思想杂志能存在确实是个异数。即使在八九年民运失败以后，《读书》的底色也未消退。而这底色正是包遵信的功劳之一。老包在主责《读书》期间，广交了全国一大批有真知灼见的中青年理论家，经常召开各种讨论会。

《读书》不是一份正统的《学报》或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但理论家们似乎以能在《读书》上发表作品为荣。可惜的是，人们更多的是只在私下赞赏这份刊物，未曾对《读书》在十年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予以公开评价。

就普及面和轰动效应而言，包遵信和金观涛发起组织和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一时似乎比《读书》更引人注目。该套丛书创刊于一九八三年，主要是用小册子的方式介绍各种新思潮，每册大约十多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上市时即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最喜爱的读物之一。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中国丛书热中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她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的冲击和新观念的启蒙。大概是八六年，包遵信不再担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据说是与另外一位主编金观涛有意见分歧)，但我相信老包为这套丛书所付出的心血，即使是那些与他意见相左者也也会承认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兴起“文化反思热”;各派林立，论战异常激烈。有“儒学复兴派”、“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折衷选择派”等等。老包属于“反传统派”，并与汤一介先生组建开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亲自担任教授。八九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中国文化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研究院、香港大学等单位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包遵信在会上发言极为激烈，呼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支持学生运动，推翻专制政权。包遵信的是次发言被人录音，成为其重要罪状之一。五月四日，不少是次讨论会的学者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大游行。

八九年年初，老包又筹备创办了《太平洋论坛》，中共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他刊号，只好采取在“国内编辑，香港出版”方式。六四之后不久，我在澳门读到七月出版的《太平洋论坛》创刊号。包遵信在创刊词中说该刊“力求从深沉的历史文化视角，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话、写文章，都是代圣贤立言，我们要求大家都讲自己想说的话，都写自己愿写的文章。自由讨论，文责自负，提倡自由活泼而又严肃认真的学风”。总括而言，中国近年来自由主义所基本强调的是言论自由，而没有几位提倡者不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太平洋论坛》的创刊号就不会成为终刊号。而身为主编，包遵信连刊物也未见上一面便被投入了黑牢。我希望有人能传个信给老包，《太平洋论坛》上市没几天便销售一空，在“文化沙漠”，这当是个“奇迹”。


八九民运急先锋


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老包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当时天安门广场处于危急之中，他和严家其已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兼告李鹏书》，观点十分尖锐，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我和几位香港记者都为他的安全担忧，认为李鹏不会放过他。我说：“老包，你真是胆大包天!几派势力都在利用学生，李鹏也不想学生撤离广场，为的是有足够的理由打击赵派势力，事实上，李鹏已控制了中南海。”老包默然，抽了一支烟才说：“我也预计到了这场民运将以大悲剧结束。民运被镇压后，专制会出现。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连声援也不敢表示了。但学生们太单纯、太可爱，他们现在最需要支持，我不支持，谁支持?”我们走到阳台上，默默地望着天安门广场，与早几日那种声势浩大的场面相比，显得冷清多了，甚至连撕人心肺的救护车声也听不见了。我说：“你知道有人已经失踪了吗?”老包叹了一口气：“有几位我知道，不是被共产党抓走，而是自己跑了!”我问他：“你呢?万一...”他给我一支烟：“抽!你看，我的背包里有书、有烟、有牙刷洗脸巾，在什么地方睡觉都可以，当然包括牢房。”我沉默不语，他却叫香港某报的一位女记者：“来，给我们拍一张生死离别照。”

拍完照，他问我：“可以睡你这里么?”我回答得很干脆：“不行!”当时的理由很简单，我每天要为香港某报撰写局势分析文章，需要安全环境，而包遵信早就被人盯住了。老包走了，我再也没见到他。今天我倒不自责，但毕竟遗憾，至少失去了一个可以与老包长谈的机会，而我们未曾有过深谈。

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一开始，便全心地表示了支持。他说：“就是在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伟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识分子才勇敢地投到运动当中。就算我们站着也要死，躺着也要死，所以我们要站出来。”

当他被问及，五月十五日一批知识分子公然参加游行是否抱着背城借一的心态，希望这样可以迫使政府让步时，他说：“在五月以后，对政府已经很气愤，但是还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想用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出来表态。

军管不是很突然的，我们已想到当时可能会军管。”包遵信的希望是：“学生不肯让步，政府也不肯让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上街头，可能会使那些坚持学生是动乱的人改变念头。”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个幻想。

包遵信与严家其共同发起了“五·一六”和“五·一七”声明，“强烈谴责政府的麻木不仁，呼吁建立民主制度。”五月二十五日，戒严下的北京城布满肃杀之气，包遵信又与严家其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如果李鹏要采取暴力镇压，如果李鹏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那么亿万中国人民誓将以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铸造民主。”

五月下旬，当学生之间为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争论不休，各界人士出于种种考虑纷纷劝告学生撤离时，包遵信却坚持主张学生不能撤离天安门广场。包遵信分析，撤离广场本是个好建议，“但到了五月底却不能撤离，因为政府已经把学生逼到了绝路。这个时候撤便是失败，而且撤了也没用。”他承认，之所以同意同学们较为激进的一些做法，因为他深深地被学生们所感动，也因为他只把自己当做学生之友，而非以学生之师自居，才有这样的态度。

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中很多主张。但他在其间表现出的铮铮风骨，却获得了同学们对他的理解和认同。


不愿去国，甘当囚徒


陆肆惨案之后，我一直打听老包的下落，获得信息倒不少，却只能将信将疑，因为各种传闻往往相互矛盾。现将几种未经证实的传闻辑录如下，读者诸君倘不能明察，就只能等老包出牢之后再行校正了。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包遵信曾给一位香港记者题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己，中华再生，指日可待。”事实上他已预感到大难将至，觉得当局的做法已经是难以理喻，自己的精神颇为紧张，说话也有点不清楚了。大惨案发生前几天，他就没有回家，经常在朋友家过夜，并希望朋友能代为照顾女儿。


关于老包被捕的情况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六四惨案后，老包跑回安徽老家，投奔他那种地的舅舅。那地方是个乞丐、农妇之乡，哪里藏得住这么个大名人!没两天，包遵信被五花大绑押回北京。一路上少不得顶撞，也没少挨打，到秦城监狱时，已经皮开肉绽了。

一是说六四之后，老包也曾隐藏起来，但他表示不愿离开中国，所以尽管有人替他安排暂时离去的门路，他拒绝了。后来形势实在紧急了，在朋友们的催促和推赶之下，他到了南方某地。藏了一段时间，他受不了，还是跑回北京，最后就在北京家中被捕。

也有传闻说，包遵信被捕后不断被提审，精神压力很大，已经有点支持不过来了，有时出现言语模糊的情况。当他知道同时有其他人被捕时，曾在接受审讯时替其他被当局审讯的人开脱，甚至说当局指责他们的罪状都是由他出主意的，因而自认为替不少人抵了罪。谁知后来当局竟然把他的供词作为鱼饵，试图用来顶证其他被捕人士。包遵信知道此事后，精神大受刺激，更曾经试图自杀。

包遵信是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释放的“良心囚徒”之一，该组织九零年十月就其健康问题发出呼吁，因传闻包遵信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必须每日服药。据悉，国际特赦组织分配不同城市各负责设法营救一个良心犯，而负责专门营救包遵信的城市是意大利的BIELLA和德国的ALLEMAGHE。

我知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在声明和游行中，也曾积极要求释放包遵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组织或组织的分支机构专责救援包遵信。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对自己的战友和先驱比西人对中国人还要薄情，难道包遵信这些人便理所当然是中国民主祭坛上的祭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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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关于包遵信》已有1件评论
笑汉奸的评论
November 7th, 2007 at 9:51 pm
这几天 我们很难过 因为中国又牛啦
……

中共当局发射“嫦娥一号” 我们感到愤怒 感到绝望 我们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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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民 运 团 体 致 台 北 当 局 信 函

尊敬的陈水扁总统阁下
尊敬的吕秀莲副总统阁下：

北京独裁当局于日前发射了“神州五号”载人太空船，并宣称在一、二年之内还将发射“神州六号”，对次我们表示强烈愤慨和失望。

我们认为，中共此举是蓄意向台湾及美国等世界民主国家所做的一次公然挑衅，意在谋求军事超强地位，破坏台湾争取独立的正义事业和美国继续领导全球的神圣权威。这一事件应引起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高度警觉。我们建议，台湾政府尽快邀请美国直接驻军台湾，以保护台湾人民合法举行公民投票宣告独立，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一举摧毁中国境内的主要军事目标和经济中心，让独裁者江泽民、胡锦涛象萨达姆那样被赶下台。

同时，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危机四伏，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工人纷纷下岗，然而当局却劳民伤财地筹办奥运，又耗费巨资发展宇航载人技术，理应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决不是包容或祝贺。为此，海外民运拟举办一系列研讨会议及示威抗议活动，并游说美国国会制裁中国，希望台湾政府给予我们财务和舆论方面的支持，以促进大陆实现民主。

谨颂祺安！

“亚洲民主基金会”会长 洪哲胜
“北京之春”社长 王丹
“中国人权”主席 刘青
“中国劳改基金会”主席 吴弘达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魏京生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持人 张伟国
政论家 阮铭
政论家 林保华
政论家 曹长青
政论家 刘晓波
２００３ 年１０月１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