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APEC領袖峰會即將在北京召開，屆時，關於『習近平主席是否要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行雙邊會談、見面、甚至握手？』之類的討論。已經被輿論炒成熱點，某個著名的中文電視台，還專門舉辦了一次辯論會，一副正而八經地獻計獻策的樣子，可惜最後還是以“眾說紛紜卻莫衷一是”收場，拿不出一個可以“以理服人”的一致意見。充分體現出仿效西方“偽民主制度”的典型特徵--除了給領袖提供“怎麼決策都能代表一部分未必正確的民意”的方便之外，並不能起到在方向上同心同德地引導，並凝聚民心、民意的作用。這絕不是什麼逢“（偽）民主”必反的橫加指責。而是有先進、科學而優秀的中國文化提供的充足“底氣”為靠山的。因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錦囊中，早就對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準則，作出了諸如“禮尚往來”“設身處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以直報怨”等之類的正確規範。絕對可以保證我們在包括外交事務的待人接物中，如“君子坦蕩蕩”般、處於有理有力，有禮有節的有利地位，反而突顯出對手“小人常戚戚”的面目，讓自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完全做得到的，否則一定要反思自己有什麼“理虧”之處，需要先加以檢討，彌補於被對手發現、利用之前。這目前中日關繫緊張的問題，就是典型。

可以認為，這一輪中日關係的緊張，是源自於釣魚島的領土爭端。毫無疑問，歷史上釣魚島一向屬於中國，只是因為疆域太大，所以歷代政府都疏於對此一彈丸之地的珍惜和照料管理。給一向因“地小物薄”而急於擴張的日本以可乘之機。利用二戰之後，在美國的刻意扶植下，逐步恢復了國力。加上大陸和台灣之間，因“兄弟鬩牆”而都希望討好、拉攏日本。特別是七十年代，美國為了挑撥離間並給中國製造麻煩，以圖阻止、拖延其快速發展的勢頭。故意把對釣魚島的管轄權，移交給日本，等同於對日本吞併釣魚島的野心開了綠燈。儘管當時台灣因為對美國出賣自己的不滿，藉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只可惜當時大陸的老一輩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甚至還有後來的鄧小平，出於經濟、政治上對日本的“有所求”，不但不能及時公開支持台灣的“保釣”，反而在如此重要的領土原則問題上，作了含糊其辭的“表態（不負責任地要留給後代處理）”，留下了極其被動的“後遺症”，讓後繼的領導人，至今還在“啞巴吃黃連”地嚐其苦果，左右為難。

所以“解鈴還須繫鈴人”。只要我們不能正視歷史，檢討前人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放下這個沉重的歷史包袱。就永遠不要想“輕裝上陣、大膽放手行事”。一味迎合民眾意氣用事的結果，只能是讓自己“亂了方寸”，反而給日本人創造了把“生米做成熟飯”的機會，是很不可取的。

其實這個問題，只要按照中國文化給我們提供的原則提示來處理。是一點也不困難的：

一，習主席在APEC會議上要不要跟安倍握手？其實應該讓中國人知道，這完全是一個禮節性問題。作為這次會議的東道主，中國領導人要堅持的，就是用禮儀之邦、泱泱大國的風度來以禮待人。而不是一味仿效西方領導人當年的傲慢無知姿態，自貶身價。雖然設身處地考慮的話，可能給安倍提供製造欺騙宣傳的機會，但是也在世人眼中加強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文化和形象對比度反差，也絲毫不意味中國放棄了自己對釣魚島問題的原則立場，絕對是得大於失的；

二，鑑於過去的中國領導人，在對待或處理釣魚島原則問題上、可能產生的失誤，客觀上理應為此付出某種“代價”（歷史上這種先例已經數不勝數）。所以要爭取主動作出一定的妥協，搶占“道德、輿論的制高點”。以免最後被迫“人財兩空”。筆者曾經為此提出過一個爭取雙贏的“建議（詳細闡述請查閱拙文《釣魚島問題的冷思考之五》）”可供參考；

三，客觀而歷史地看，日本由於自己的先天地理環境條件，必然地形成了擴張、掠奪的國民性，更在美國為了自己一國的私利考量下，刻意扶植、塑造、縱容它再次成為一個現代的軍國主義國家。令曾經吃足苦頭，並為此付出慘重代價的中國人民感到擔心和憤怒，乃是理所當然之事。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戰敗投降後的日本，非但沒有受到海峽兩岸中國政府的懲罰或要求賠償，反而獲得了“以德報怨”的待遇。絕對是有違公平正義的天理人情的。這樣的歷史不能再次重演，否則後患無窮。

所以當代中國人，應該在反思、批判“以德報怨”錯誤（直接違背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基礎上，重新按照孔子堅持的“以直報怨”原則行事。旗幟鮮明地反對、摒棄“東郭思維”，改為可以以理服人的“以其人之道還治於其人”的“以牙還牙、以毒攻毒”方針。這不僅是辦得到的（歡迎挑戰質疑）。而且只要能夠堅持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廢），就一定能把一向“不吃敬酒只吃罰酒”的日本，從軍國主義道路上糾正過來。就看正在強大起來的中國人和自己的國家，除了一味封殺筆者負責任的文字外，還有沒有這個勇氣、決心和能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