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情與大道理

7，8月間，寫過一篇文章《制度是如何煉成的》。主要觀點是，一個初始制度的優劣，決定性的因素在於設計制度的團體人數。當人數較少時，一個人或者一部分人“以鄰為壑”，以犧牲團體中其他人的福利來換取自身所得的行為，容易觀察，也比較容易被反抗，大家不得不尋求一種利益的共享機制，而不是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最終的結果是，團體中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數人相互妥協，達成一致，找到一個普惠的制度設計。反之，當團體中人員規模十分龐大時，則有可能出現截然相反的“壞制度”。

用這個框架，解釋“好”制度與“壞”制度的起源，有一定說服力。特別地，有許多歷史、現實的例子可以為此提供證明。早期的希臘城邦、斯巴達的雙君主制、古羅馬的元老院是歷史的，“五月花號”協定是近代的，20世紀70年代末，小崗村農民畫押分地，置個人於死地而得民族與國家之後生的故事，則是當代中國反覆重播的記憶。

11月18日、19日兩天，我在清華大學學習項目管理，這本是一件小事情，卻引發了我對制度起源的再思考。這個學習班有16個人，授課教師來自朗訊，有多年的IT項目管理經驗以及培訓經歷。在教師這個行業，本人也算是“久經考驗”，可是，時至今日，如何活躍課堂氣氛，讓學生樂於學習自己也樂在其中，實在是無計可施，由此，也誘發了上課恐懼症，只要提到上課，情緒就大幅度地下滑，就像年底商品甩賣打折一樣，有“跳水”的感覺。反過來，作為學生，自從受教育以來，還沒有哪一次上課不睡覺的。總之，既不是好學生，也不是好教師。

這一次，我卻做了“好”學生。“好”就好在，除了短時間的有意識的“恢復疲勞”之外，絕沒有深層睡眠。原因是，主講教師有各種各樣的技巧讓大家興奮起來。有小組討論，個人發言；有全體遊戲，有face to face的表演。可以喝茶、喝咖啡，可以隨時“剝奪”教師的話語權，“插播”自己的“新思維”。老師更是對表現活躍、優異的學員，施以小恩小惠，比如一塊薄荷糖或者是一本書。

和“滿堂灌”比較，這種教學法顯然於教於學都有益。可是，能不能把這樣一種顯而易見的“好”制度直接“拿來”，放在我們的課堂里實施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的班級學生太多了。少的在30--70之間，多的有100多人。我這學期有一門課，有199個人，雖然有一半學生逃課，可從講台上看下去，依然是黑壓壓一片。亞當.斯密在大學任教的時期，學校是按照上課的學生人數計酬的，要是那樣，人數自然是越多越好。可是，這麼多人擠在一起，選擇一種“好”的教學制度的機會就徹底喪失了。

項目管理學習班是公開、透明、雙向、民主的教學制度，教師和學員是平等的，每一個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時間表達自己的意見。教師僅僅是一個引導者、召集者，而不是有特權的領導。大多數的中國課堂教學是封閉、單向和“獨裁”的，這個“獨裁”者就是教師。教師占用了幾乎所有的課堂時間，滔滔不絕地宣講“自以為是”的知識，學生很少有機會提問，也沒有機會與教師交流和溝通。中國的教師一定喜歡獨裁嗎？中國的教師不願意與學生分享意見和異見嗎？不是。但是，時勢造制度，當學生人數超過了一定數目之後，只能如此，沒有更好的辦法。

歷史和現實都說明，中國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在今天，民主依然是 “我們一致在努力”的一個目標，遠沒有成為我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妨做一個簡單的類比，中國人所在的教室太大了，人數太多了，在這樣一個大集體裡，因為效率的緣故，不可能讓每一個人表達自己的獨立意志，強權和獨裁就成為一種可行的解決辦法。而在西方國家，“國小民寡”，幅員狹小，“雞犬之聲相聞”，人們表達各自意願的渠道是暢通的，成本是經濟的，選擇一種民主的制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此，中國大則大矣，未必是中國之幸；外國異邦，小則小矣，卻多得小國之利。也許可以更加簡化一點，“大”是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比如科技之不發達，人民之貧困，民主制度之不健全，都可以從中得到有力的解釋。在這一點上，儒教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儒教的最高理想是追求天下一統，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這個意思。別說皇帝，就是一介讀書人，也要有這樣的雄心壯志和遠大抱負。人云亦云，上行下效，整個國家都落入了貪大求全的圈子。

說起來，老子的哲學要高明一些，即“以反求正”、“以小求大”，若要求得“大一統”，必要從小做起。這句話到了20世紀80年代，被青年們翻出來，作了一幅標語“從我做起”，風靡一時，其實其淵源在於老子。因此，要說思想的高明，應推老子。孔夫子算是一個勤勤懇懇的布道者，尊稱為教育家尚可，思想家的稱號最多是名譽稱號，就像眼下的名譽博士。要是着實授予一個思想家的頭銜，我看名實難符。

中國的歷史大體是秦始皇和漢武帝決定的。秦始皇統一了六國，做了一個“大一統”的框架，雖然，也焚書坑儒，但思想的血脈還是有牽連的，沒有割斷，直到漢朝，也沒有哪一種思想可以居高臨下，獨斷天理。可是，漢武帝時期確立了儒教為國教，“獨尊儒術”之後，秦始皇的帝國空殼，植入了靈魂，有了氣象，直到1911年，這個陰魂也沒有散去。

至此，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大”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硬約束，好的、壞的、精華、糟粕都能從中找到最初的答案。但，如果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中國的起點就是“大”的，“大”之前，有“小”的時候嗎？“小”的程度如何，與西方城邦國家的規模相比是大是小？“小”的時候為什麼沒有產生民主的萌芽呢？或者，我們就沒有“小”過，天生就是一個龐然大物。這些問題，應該由醫學、人口、水文、環境方面的專家給予正確的答案。了解了這些事實，我們就有可能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有一個更為透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