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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後的潘漢年和董慧

▲潘漢年、董慧夫婦

▲1938年潘漢年與陳雲等在延安（右起：陳雲、潘漢年、滕代遠、李富春、項英）

▲抗戰期間潘漢年（右一）、廖承志（左二）、郁風（右二）等在廣州

▲1938年7月潘漢年（後左一）、廖承志（前右一）與文化界人士在香港

解放初期的潘漢年▲

潘漢年手跡

□王凡

聲名赫赫的中共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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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比較仔細地閱讀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或中共黨史的人，都會依稀記得，在這一時期發生的許多富有傳奇色彩的地下鬥爭故事裡、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中，常會瞥見“潘漢年”這個名字。

1929年，時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委書記的他，召集在上海的黨員作家和進步文學工作者座談，由他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新精神，立即停止對魯迅、茅盾的批判。蜚聲遐邇的左翼作家聯盟，也是由他召集籌建起來的。

1931年，中共特科主要領導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白區工作環境更趨兇險嚴峻，幾乎所有打入敵特機構的中共情報人員被迫撤離原崗位之際，他成為中共特科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繼陳賡、李克農之後，擔起情報部門重組和工作恢復的重任。

1933年，19路軍發動反蔣的福建事變，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常駐在不久前還處於敵對狀態的19路軍中，直至起義政權被蔣介石瓦解。

1934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實施戰略轉移，他與何長工受命同不滿蔣介石的粵軍將領談判，和粵軍達成消除對立、互通情報、互相借道的協議，使處境困難的紅軍，順利通過本為西部軍事屏障的粵軍防區。

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作為陳雲的副手，潛往白色恐怖中的上海，與那裡處於癱瘓狀態的地下組織聯絡，以設法儘快打通中共和共產國際聯繫的渠道，匯報遵義會議的結果及紅軍的近況。之後他又與陳雲前後腳奔赴莫斯科。

1936年，他帶着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件，秘密往返於莫斯科、上海、香港、西安、保安之間，頻繁會見宋慶齡、沈鈞儒、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及張學良、陳立夫等人，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實現奔走鋪墊。

1937年，作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要角色之一，又以周恩來助手的身份，參加了周恩來和蔣介石在杭州就國共第二次合作問題進行的談判。

抗戰8年，他是康生任部長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常出沒在香港、上海及淮南等敵占區域主持情報工作。他周旋於日本侵略者、汪精衛政權和國民黨勢力之間，甚至多次深入虎穴，同策劃了汪精衛叛國的日本特務頭目影佐禎昭、汪偽政權的特工首腦李士群面對面地角力。在看不見的戰線上，建樹了勳績。

解放戰爭期間，他堅持在國統區從事他熟悉的情報和統戰工作。特別是在香港，他成功地領導策動了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上海海關、兩航在港機構的起義；為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召開，他親自組織了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等三百餘名民主人士從香港到東北、華北解放區的秘密輸送，無一失誤。

新中國剛剛成立，他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市委第三書記。

然而，不過5年，他就在中共揭批高崗、饒漱石集團之際，以“內奸”罪名逮捕。從此，潘漢年這個名字便被從歷史中抹去，後來的人幾乎不知道中共歷史上曾有這麼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著名特工。

一說起特工和諜報工作的歷史，就不禁讓人想到，現如今，潛伏敵營的諜報鬥爭題材，已成為中國影視的大熱。但其主要情節大多離不開打打殺殺，成為謀殺加辦公室遊戲的離奇演義。殊不知，隱蔽戰線的鬥爭是多維度且豐富的。

從1935年到1938年初的這段時期，中共隱蔽戰線的英傑們，更多的是活躍在高層的統戰說服、合作談判及創辦報刊向廣大民眾做輿論宣傳之間。而這正是潘漢年主掌隱蔽戰線工作後呈現的特色，他把大量的有文化、高素質的人帶入秘密工作的隊伍，他改變了隱蔽戰線最初時期的成分結構。潘漢年和在他周圍的許多隱蔽戰線的戰友們大多是以文采超群、學識淵博、言談懇摯、交際廣泛見長，而打黑槍施拳腳一類的事他們是不干的。

例如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初期，潘漢年從剛剛淪陷的上海轉移到廣東省的省城廣州和香港，他在這其間的主要活動，都是圍繞統戰工作展開的。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依然需要從事情報工作所要具備的敏銳洞察力和過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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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活動登上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公報

自1936年10月始，潘漢年就被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作為與國民黨方面秘密接觸的代表，就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勢下再次攜手合作進行談判。他在上海一直工作到1937年12月底日軍進駐上海一個多月後，才結束了自己離滬前的全部交接和布置的工作，與夏衍等人搭乘一艘法國郵船前往香港。

1938年2月，潘漢年接到上級指令從香港奔赴武漢，向中共長江局領導匯報他在撤離上海前的工作。長江局肯定了他在上海的工作後，曾打算安排他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去工作，當郭沫若的助手。

但國民黨方面的相關負責人以潘漢年“色彩太紅”為由，拒絕他進入政治部第三廳。長江局遂安排潘漢年仍舊回香港，與廖承志攜手統戰工作。

潘漢年在返回香港途中，先於廣州停留了一段時間。和他同船撤到香港的夏衍，此刻已經在廣州恢復了《救亡日報》的出版，展開了統戰和文化宣傳工作。而廖承志也恰於此前來到廣州，開始籌組“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

廖承志和潘漢年的先後到來，加強了廣州的統戰和文化宣傳工作以及地下工作的領導。他倆分別以八路軍代表和中共統戰代表的身份，積極推動了這一區域抗日活動的展開。

在先於他們來到廣州的夏衍、郁風和黃苗子等人的建議下，廖承志和潘漢年經預約拜訪了當時的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吳鐵城大擺宴席熱情地招待他們，還在其省政府公報上對此事大加渲染。吳鐵城這樣做，顯然是想藉助與中共以及其他進步人士高調接觸和親近的姿態，給自己塑造一個開明和熱心抗戰事業的形象。

而中共地方組織及“八路軍辦事處”若要爭取在廣州活動的更多便利，更加放手地展開抗日和統戰工作的宣傳，恰恰需要吳鐵城這種公開接近與合作的姿態。

統一戰線工作是中共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自從在上海擔任文委工作之後，潘漢年就開始了統戰工作的歷練，逐漸領悟了這一利器的無盡妙用。如果說毛澤東、周恩來是中共創造這一政治利器的大師，潘漢年則可以說是在他們薰陶和點化下成長起來的佼佼者。

潘漢年和廖承志拜訪吳鐵城，吳鐵城對宴請他們的廣為宣傳，很快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廣東軍方實力派人物余漢謀的神經被觸動了，他以為吳鐵城如此這般大張旗鼓是在和他爭奪輿論的影響力。

在廣州這塊地盤上，長期盤踞於此的余漢謀不想讓從中央政府空降而來的吳鐵城風光獨占，因而他也必須為自己塑造開明進步的形象，表明自己雖是赳赳武將，但政治和文化宣傳工作、統戰水準亦不在別人之下。他請在其軍中負責政工工作的諶小岑出面，設法與中共方面取得聯繫。

諶小岑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左恭，找到了潘漢年和廖承志。潘漢年知道諶小岑一直與有中共背景的人保持着聯繫，在國共第二次合作前期，他也扮演着積極牽線搭橋的角色，因此得到左恭的傳話後，他隨即同意和廖承志一起見諶小岑。

在同廖承志和潘漢年見面時，諶小岑告訴他們說余漢謀如何如何希望與中共打通關係，共同搞好廣東的抗戰運動，建議廖承志、潘漢年二人能與余漢謀會面。

廖承志、潘漢年認為在大規模的全民抗戰啟幕之際，最大限度地擴大中共的政治影響，讓廣大人民群眾以及海外僑胞及時了解到中共願意團結一切有愛國之心的國人共同抗日的立場，是當下應着力展開的工作。因此，他們要抓住一切機會同國民黨上層人物接觸，向他們表明中共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況下，要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主張，最起碼爭取到減少摩擦和平共處。

他們通過對當時廣東的各方面情況和各位當政人物背景的分析，認為應該去拜訪余漢謀。而且他們在與余漢謀會面後，又登門拜會了此時的廣州市市長、潘漢年兩年前打過交道的曾養甫。

潘漢年在廣州停留的短暫期間，恰逢新成立的中共華南局在廣州召開負責幹部會議，研究中共在華南地區的工作。潘漢年出席了這次會議，還在會議中講述了他在上海接受周恩來指示展開工作的經驗，並對中共華南局今後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關係的協調給予了一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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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孔祥熙一家周旋

廣州的工作結束後，潘漢年回到了香港，此刻的香港還保持着自由港的狀態。由於東方明珠上海淪入日軍之手，由於內地大批社會名流、聲名顯赫的財經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到來，這個曾因上海的崛起而稍顯黯淡的島嶼又逐漸熱鬧了起來，其重要地位驟然回升，成為中國各種政治力量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其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聯繫的紐帶作用也再度受到重視。

先於潘漢年到香港的廖承志，這時正向海外華僑發起為在抗日前線艱苦奮戰的八路軍募捐寒衣的活動，潘漢年隨即積極參與其事。由於廖仲愷的聲望，廖承志一家人在海外華僑中很有影響力，而潘漢年則有着八路軍代表的身份，兩人配合默契，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有過陝北根據地生活體驗的潘漢年，對根據地的艱苦深有感受，在他為國共和談往返西安、上海的那段時間裡，毛澤東曾幾次指派他向張學良、宋慶齡借款、籌款，以維持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在極其貧瘠的陝北生存。

因此，如何為根據地解決一點財政問題，始終縈繞在潘漢年的腦際。他希望在同國民黨的當權派人物打交道時，能順勢做些這方面的工作。然而，與國民黨當權人物打交道，是一項既複雜又很講究策略的工作，必須把握好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尺度，還要耐心等待機會。

機會，總是青睞那些有充分準備的人。

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正在香港，實際操持孔家控制的中信局業務，利用承包進口軍火軍需物資掌握大量外匯的特權，投機倒把，假公濟私，撈足了油水。孔令侃的行徑引起了社會廣泛詬病，輿論沸揚，以致被港英當局將其驅除出港，這讓孔家極為難堪。特別是孔家與蔣介石的關係世人皆知，因此孔家也不免忌憚這沸沸輿情或有一天驚動了蔣介石，使他感到其領袖聲譽顏面受損而發起脾氣來。

就在此時，正受到孔祥熙倚重的胡鄂公給居住香港的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出了個主意，要孔令侃出面宴請中共在香港的代表人物潘漢年和廖承志，以此向外界表明孔令侃還是懷有抗戰之心、願與主張抗日的中共聯繫接觸的人，並非只是一個貪鄙之徒。

胡鄂公在上海時就和潘漢年有情報關係，1932年，經由金融界馮耿光介紹，他結識了孔祥熙，後被尊為智囊，與孔家建立起非同一般的關係。他是在給自己添加一層特殊的保護，以便於其秘密工作的拓展。他向孔家提出這樣的建議，實際上為中共與國民黨政界高層接觸製造了機會。

廖承志、潘漢年接到孔令侃的設宴邀請，心中很清楚孔令侃內心別有所圖，肯定是想要和共產黨方面做交易。潘漢年考慮到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當時還沒有得到行政院的所謂正式承認，因而得不到應有的行政經費保證，處境艱難。如果通過這邊做做工作，使陝甘寧邊區政府得到行政院的承認，給予定期的經費，陝北中央和紅軍的處境就會好得多。孔令侃是掌握着國民黨當局行政、財政兩大權的孔祥熙之子，或許能通過打拉孔令侃，間接地對孔祥熙施以影響。

出於這樣的考慮，廖承志、潘漢年出席了孔令侃設的宴請。但中共掌握的報刊，對孔家的批評和揭露並未在此後止息，這讓孔家依然無法擺脫輿論壓力。孔家自然也明白，中共的批評態度絕不可能因一次交往一頓宴請就有所改變。

不久，孔家得知潘漢年將奉命回陝北述職的消息，馬上派了一名親信去見潘漢年。在遞給潘漢年一張飛往武漢的機票後，這位孔家親信解釋說：行政院當初沒有正式批准承認邊區政府，是CC系從中作梗，而絕非院長孔祥熙有意刁難。希望潘漢年在回到延安時，向中共高層就此作些解釋。

雖說中共領導下的邊區未能從國民黨政府那裡得到常規的經費，但孔祥熙方面表示，願意在力所能及的權限內，利用救濟、補助的名義，給邊區政府一定的經濟支持。邊區政府除了和設在陝北的救濟代表聯絡外，還可以直接給孔祥熙本人發電報。為此，來人交給潘漢年一本密碼，請他轉交邊區政府。

後來，孔祥熙果然在得知中共陝北根據地出現災情後，委派專員韓天耀將10萬元法幣送到了延安。孔祥熙此舉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毛澤東在陝北根據地的一次談話中說：“孔先生這次做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

和國民黨打了長時間交道的潘漢年，當然知道孔家不會無緣無故向中共示好，緊接着他就聽到來人轉彎抹角地說出了孔家的附加條件，希望潘漢年向中共的宣傳領導機構做些疏通，示意所屬的報刊不再對孔家做過於凌厲的批評攻訐。

潘漢年對孔祥熙願意在經濟上給陝北邊區政府一定的支持，表示歡迎。然而說到與中共宣傳機構疏通的問題，潘漢年表示他此刻不能做什麼承諾，但他回到延安會向中共領導層反映，建議對此作出適當的反應。

1938年8月，潘漢年踏上了返回延安的路。他在途中經過武漢時，將孔祥熙提供的那份密碼，交給了在此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克農。他還將孔家提出的請求和對中共方面的意見向李克農作了敘述，請李克農直接報告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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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冤案

1955年3月，在中共全國黨代會上解決了史稱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問題。中共核心層出現尖銳鬥爭，這在新中國還是第一次；且高、饒事件的發生，對毛澤東震動很大。因此在會議期間毛澤東幾次講話，對一些曾受高、饒影響，及與高、饒有某種牽連的人交代問題和自我批評，給予了肯定；同時嚴肅指出高級幹部歷史上如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應主動向中央講清楚。現在把問題講清楚，黨一律採取歡迎的態度。

毛澤東的一番話，使潘漢年感到不安，他與饒漱石共事多年，分管過同樣的工作，列在饒漱石名下的錯誤，有些他是要分擔責任的；但更主要的是，由於長期在複雜的環境中從事特殊工作，他的工作特質，決定了他的行為，不能以通常的規則來約束規範。一旦細細推敲自己經歷的每一片段，便會猛然驚出一身冷汗。聽了毛澤東的講話，潘漢年內心深藏了多年的不安被觸動了。

1943年在南京，汪偽特務李士群、胡均鶴曾挾持潘漢年去見汪精衛。出於對獲取高層機密的執着，且自信可以在虎穴龍潭從容進退、履險如夷，他在最不合適的時機，在沒有向上級請示的情況下就與汪精衛會面，而後來形勢的發展證實了他的抉擇是個致命的失誤。

可他緊跟着又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即沒有將自己失誤的行動向組織匯報。他在游移躑躅間錯過了機會，直到12年之後才向組織交代。

1955年3月31日，潘漢年把當年會見汪精衛的前因後果以及經過寫了出來，並於4月1日交給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陳毅看了潘漢年寫的材料，感到問題十分嚴重，對潘說：“你的問題，我一定向中央匯報。”

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潘漢年的交代材料，這位曾經幾度對潘漢年嘉許備至的領袖，看罷大筆一揮，作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的批示。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向潘漢年宣布了中央對他實行逮捕審查的決定。

潘漢年隨後被囚禁在北京的功德林監獄。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並無充分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判定潘漢年犯有三罪責：一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秘密投降了國民黨，充當了國民黨特務”，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內從事內奸活動；二在“抗日戰爭期間，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並與大漢奸汪精衛進行勾結”；三在“上海解放後，掩護以胡均鶴為首的大批中統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並供給盤踞在台灣的敵人情報”，致使敵機在1950年春天對上海進行了連續轟炸。

冤案由此鑄成，潘漢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文革”後，已被安置到勞改農場的潘漢年再次被收監，後於1975年送往湖南省公安局所屬的第三勞改農場。1977年的4月14日，潘漢年病逝。

“文革”結束後，經陳雲、廖承志等人的一再敦促，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潘漢年一案進行全面複查。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複查結果，正式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曾被判定的三項罪名均被否定，潘漢年冤案至此得以昭雪。

1、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潘漢年指導協調了魯迅的葬禮，使之成為當時上海規模最大的抗日示威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