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亞洲研究所 所長 慶熙大學 副教授

想要探討中國的未來，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入研究中國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人類不可能做出完全的創新。那些所謂的“創新”，實際上只是重複和翻新了一些已有的文化代碼，而這種重複與翻新，事實上或許比想象中更陳舊。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人類並沒有必要為了脫離原來的世界而去嘗試一些完全嶄新的事情，因為這樣一來根本無法知道下一步正確的路該怎麼走。

然而，今天的中國卻在世界中找到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新位置。 縱觀中國歷史，中國現在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是史無前例的。換句話說，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中國從未像今天這樣同世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仍在激增，而構成龐大人口數的群體形象，確實過着一種奢華消費的生活方式，並且其消費能力還在不斷提高。與此同時，中國也擁有了一支可以巡弋世界的海軍部隊，正在以空前的影響力介入非洲和南美國家的內政。

毋庸置疑，中國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未知的領域，這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無法在歷史中找到明確答案的全新挑戰。對當今的中國來說，它所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並不是採取怎樣的應對政策，而是中國人是否已經有了對於未來中國的一個基本構想。這個構想不應該是簡單地照搬美國模式，也不應該是再走一遍中國以前的老路。中國人到底能否構想出一幅嶄新的藍圖？

不論我們是否承認，其實人類總是不可避免地會從過去找一些能夠讓人獲得激勵的榜樣，或是英雄形象來鼓舞自己勇往直前，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其實，我們對於未來的設想總是建立在一種既定的模式、或者文化基礎之上的。雖然我們總是想要提出一些新鮮的設想，但事實上都只不過是對千百年前曾出現過的事物的一種重複而已。如果去看看那些有關未來的電影和照片，就會發現它們總是或多或少有相似之處。只有當我們真正可以提出一個全新的構想之時，才能夠創造得出一個嶄新的未來。

正如中國人在努力設想他們的國家在未來會有多強大、在國際事務中會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時一樣，限制他們的不是其他國家的影響或者干涉，而是源自他們自身的有限的想象力。

中國不應該單純地效仿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或美國這些傳統大國已有的發展模式，而是應當認真地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從而為其未來的發展找到新的思路。中國必須高度重視此一重新審視歷史的過程。

在一些近期流行的廣告或是圖像中所呈現出來的中國形象總是令我無比擔憂。我所擔心的並不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大中國，抑或是它究竟有多麼強大，而是中國在定義它在世界中所扮演的新角色時，又效仿了一個怎樣的模式。

我想以盛清作為中國強盛期為例進行探討。通過中國的一些影視作品，我看到的有關康熙和乾隆這兩位皇帝的形象是高度斂財和中央集權的。雖然他們的形象有時會被塑造得很模糊，有時又會詳細到包含他們的真實肖像，但不管怎麼說，從這兩位皇帝身上可一窺大清帝國的面貌。

可惜的是，康熙帝和乾隆帝都不是能使中國向前發展的正面教材。不僅是他們高度的中央集權，尤其是特別設置秘密的安保系統來保衛皇宮，以至發動了殘酷的對抗官僚的戰爭……這都體現出了一種極端的不民主，並且給現代社會的一些弊病種下了禍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這兩位皇帝雖然代表的不是中國文化的高度，但卻是中國文化走向滅亡的開始。我們可以從曾靜的案子看見那個時期清朝官僚內部的鬥爭。從這一案件和乾隆帝對於此案的處置，可以對盛清的權力制衡有所了解，同時也會發現這樣的權力分配結構是很難得到平衡的。十八世紀的清朝皇帝們制定了殘酷的規則，致使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只能花更多的時間在各種官僚鬥爭中不斷地鞏固自己的地位，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這個國家的未來。可以說，正是這種盛清時代的中國文化直接引發了那些否認事實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官僚行為，這也招來了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悲劇。因為中國人已經不會對他們的未來做任何戰略性的思考了。

諷刺的是，可能中國人對於盛清時期的興趣是受到了美國的影響。美國近來在很多方面都與晚清時代有着諸多相似之處。例如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國家安全局的內部權力爭鬥像極了乾隆時期的官僚鬥爭。中國人一直希望能夠通過了解美國來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大國，以及如何為世界其他國家樹立榜樣。因此毋庸置疑，美國的國家制度對於中國的發展也是產生了諸多影響的。

不過，這樣的現狀其實是令人感到難過的。如今的奧巴馬總統正在日漸失去他對於國家和政府的控制力。作為一個總統（或是皇帝），如果太看重權力，就會表面上雖像是在獨攬大權，但事實上他的權力卻正在不知不覺中流失。奧巴馬看起來像極了乾隆皇帝。

清朝並非能夠代表中國的唯一例子，並且很顯然地，它不是最好的代表。因此，在中國考慮它的未來藍圖的時候，不一定非要把目光局限於元、明、清這些有着嚴重中央集權現象的時代，有很多其它時期的統治模式是值得借鑑的。例如宋、唐、漢，甚至是元，又或是小至春秋時期的周，抑或是北魏乃至遼。當然，這些朝代中沒有一個是能為現代中國提供完美典範的，但每個朝代都有一些值得學習的制度上的創新。現代的中國完全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國找到一些對政府有啟迪的新思路。可以借鑑的地方其實有很多，例如宋朝的創新之舉：它允許寒門子弟憑藉自己的才華和忠誠升官謀位。

通過反觀宋朝，現代中國可以學習它是如何與周邊亞洲國家建立平等關係的，從而找到與世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的方法，以此避免成為一個像清朝一樣跋扈且沒有自知之明的國家。

由此，我想在此說明的，其實就是中國如何才能通過反思它本國的歷史從而找到通向未來的光明之路。我們可以在中國的歷史中找到甚麼先例，用以幫助中國走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認為第一步就是要解決學生在校學習國際關係時面臨的知識局限性問題。學生們開始學習國際關係時，一般都是從威斯特伐利亞條約（1648）和拿破崙戰爭學起。但是，其實有很多在東亞國家中出現的治理國家和解決國際問題的好方法，都是不為那些政府研究專家或國際關係研究學者所熟知的，甚至對於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來說也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多麼荒謬的錯誤啊！中、日、韓這三國在治理國家時的智慧，有時比歐洲的經驗更值得學習。可惜的是這些中國學者都並不知曉這一點。中國人所接收到的有關國際關係的教育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這導致了他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忽視。同時，他們接受到的以西方學派為中心的傳統教育也都忽略了亞洲範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