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國的強大和對美國霸權的巨大威脅，但在我的眼裡中國正處在新民民主主義革命之後最危險的一個時期，所謂大廈之將傾，誰人擊楫砥中流。危險在哪裡？最大的危險就在於自己。最大的一個憂患就是社會體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塌陷，新的社會體制又沒有被系統性的搭建。蘇聯的教訓就是一個歷史性的多民族國家最懼怕的就是社會體制的塌陷，光靠國家機器是無法把這麼多民族捆綁在一起的。

社會體制是在特定社會中管理不同種類個人行為的可持續性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最重要的社會體制包括信仰，國家治理，經濟體制和法制體制。只有強大的社會體制才是像中國這樣的歷史性的多民族國家繁榮統一的保證，才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最廣泛的可能。搭建新的社會體制首先是個打旗幟的問題，我以自己的經濟學訓練為基礎寫過一系列的文章闡述中國社會體制的問題，提出過很多解決方案，所以我看懂了習近平目前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說是擊中了中國社會體制問題的七寸。如果說毛是開天闢地者，鄧是守成者，那麼習要做的不亞於全面的內部創業。創業不易，守成更難，內部創業就更難。眼下不應是羞於打旗幟的時候，應該全面系統的搭建起習近平主義，這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美國有許多以總統命名的主義，比如Reaganism，Clintonism，中國為什麼不可以？

習近平主義的建設將是系統性的搭建中國新的社會體制的開始，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將是繼續完成現代中國尚未完成的國家建設（Nation Building）的最關鍵一役。正如我在【中國的毛澤東困境】中所闡述的，習近平主義要面臨的信仰領域最大的挑戰，那就是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凝聚力和號召力，用英文講就是很難用來mobilize all the people onto the challenge of incomplete Nation Building。面對皇帝的新裝，不能再視而無睹。關於這點，其實習已經提出了良策，那就是【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絕不僅僅是汽車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於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憑自己的能力實現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認可，不論他們出生時的富裕狀況和家庭地位。我在【走進習近平的中國夢】中提出要用social mobility等經濟學工具把【中國夢】量化，接上地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於像中國這樣的歷史性的多民族國家作為現代國家的Nation Building極為重要。我在英國6年，填過無數表格，發現英國的種族劃分極為簡單，比如我很想填自己是漢人，但每次我只能和印度人等等歸為亞裔(Asian)。中國的民族太多了，像漢人，滿人，維人這些劃分應該統統消失，打造成一個中華民族就夠了，甚至可以為此特造一個詞Chierican來在全球範圍內推廣。中國要想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一個現代國家，這一條路是無可迴避的。民族是歷史的包袱，中國要輕裝前進。

講完了信仰，接下來談國家治理。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我讀了，深契我心。如果政府的執行能力軟弱，再好的社會制度也只是擺設，這當然也包括民主。福山很敬佩中國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西方不少媒體對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充滿了艷羨之詞，但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這些洋大人要是能在中國下基層，當村長，鄉長，縣長，一路當到省長，就該知道“中央集權”在中國是很弱的，只是弱的程度不同罷了。“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句大實話。財政是關鍵，看看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在各級層次的零和博弈就知道了。中國的國家治理在本質上並未打破延續千年的“門閥政治”和“藩鎮割據”的格局，面子千變萬化，里子始終如一。關於這一點，我在【中國央企改革事關大國興衰】中做了詳細的闡述。中國國家治理的里子上千年都打不破，現在就能打破嗎？回答是肯定的，國家治理也是生產力，而技術進步能帶來生產率的飛躍。能給中國的國家治理帶來革命性變化的技術進步已經來了，並且趨向成熟，這就是高鐵，大數據和雲計算。“門閥政治”和“藩鎮割據”需要寬廣的地理緩衝區和信息緩衝區，而高鐵，大數據和雲計算可以有效的打破這些緩衝區，成為推進全面深化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礎設施。

最後要談的是經濟體制和法制體制的大戲，那就是建立健全財產權法制度和對資產徵稅的法規體系，唯此“依法治國”才能打破利益集團固化和制衡缺失的僵局，被壟斷禁錮的財富才能更多地湧向農民，中產階級和農民工這些階層，他們才能擁有更多的資源加入到內需的洪流當中去，中國經濟才有可能成功轉型。但問題是立法容易執法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便是一個人情大於法，權大於法的社會，能否打開執法環節的死結將是“依法治國”的成敗關鍵。要杜絕“人亡政息”，形成長治久安的穩定局面，就必須把解決方案法制化。中共要想百年執政，唯此一途。

習近平主義是創造性的解決中國社會體制坍陷挑戰的理論體系，為中國再爭取30年和平發展，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有期。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