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亞洲研究所 所長, 慶熙大學 副教授

中國有着源遠流長的歷史。對於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來說，學習歷史、編匯歷史、從閱讀歷史中提升道德修養是最重要的活動。對歷史重要性的深思熟慮和對歷史提供的統治先例的探索則被視為維持善治、作忠誠臣民的關鍵。在傳統的中國，士大夫們都需要對歷史有深刻的理解，並且能夠認識到歷史對現今的指導作用。孔子和孟子等偉人都宣稱，一絲不苟地探尋準確的史實對聖人君子來說至關重要，並且只有那些真正懂得歷史、以史為鑑的統治者才能避免暴政。

史學家司馬遷是中國系統性編寫歷史傳記的鼻祖。他深信歷史對未來的重要性，以至於他選擇了承受如此沉重的羞辱，僅僅為了給子孫後代留下令人信服的歷史原貌。他接受了宮刑，然後忍辱負重地活了下去，只為了能夠準確的記錄下當時的歷史。

傳統地說，中華帝國通常都建立在對歷史的極度重視上，及其對歷史準確的編匯和傳承。每個朝代都會下很大的努力去搜集編譯那些有關統治管理方式和人口調查的信息，以便在未來必要時候匯編成精確的史料，大概都會被下一個朝代所借鑑。對一朝歷史的準確記錄一般由後人撰寫，這一過程有着深遠的意義和影響。這些努力為客觀評估歷史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在傳統的中國，對歷史評判的忌憚對於政府施行仁政也非常關鍵。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員覺得他們的言行將被後世評說，而不僅僅是自己家族和上司的評價，因此他們的工作處處受到道德性約束。這並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動都是道德的，這種期待對於人類而言是不現實的。但是，這種對歷史評判的忌憚對權力的日常運作構成約束。

然而，歷史學家這個角色卻在中國消失了，在世界許多國家亦如是。司馬遷和修昔底德所承擔的記載歷史的任務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已經不再重要。在政府中，對歷史的撰寫已經成為一項邊緣性的活動。事實上，很多史冊都帶上了一種娛樂的意圖，通過講述歷史人物的傳說故事來抓住讀者的興趣和好奇心。歷史實踐作為一種道德實踐正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這將帶來嚴重的後果。

看上去，如今的領導人們已經學會駕馭這種轉變：他們對媒體的報道比對歷史的終極評判更加感興趣。他們好像覺得沒有什麼歷史會被一直記載，所以他們能夠輕易從歷史評判的麻煩中脫身。

如今，信息數量爆炸。然而，儘管我們擁有了越來越多的信息，但它們也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

今天沒有歷史學家肩負着道德責任感去分析我們周遭的信息，並做出判斷去作為對後世有借鑑意義的數據。由於政府中缺少歷史匯編辦公室，守護“歷史”的責任就落到了媒體的身上，而媒體是一群無利不起早的傢伙。當然，還有唯利是圖的諮詢公司和已經背離情報收集原職的情報公司。這些機構沒有一家能承諾憑着道德正義感，盡職盡責地為後世呈現歷史，相反的，他們越來越多地被信息的潛在市場價值所驅使着的。

現在，沒人努力去探尋過去那些有價值的機構，並為未來尋找靈感和啟迪。當我們需要變革時，沒有歷史學家去積極地考證過去統治者們所制定的政策是否對今天具有借鑑或警示意義。可悲的是，歷史已經變得對現實無關緊要。決策者的目光變得短淺，即便他們決定的政策具有長期的影響效果。這些短視的政策損害了人們應對氣候變化和社會不公等嚴重問題所做出的努力，因為這些問題只能用長遠的視角去考量。這些都是需要以歷史的眼光去看待的問題。由於歷史的缺位，人們為未來做決策和制定計劃的能力被大打折扣。

我們社會中，現在正扮演史學家角色的機構是媒體，他們記錄下我們的行為和政府的運作。尤其是在美國，這些媒體的角色感越來越強。那麼，媒體究竟在做什麼呢？媒體發掘那些勁爆的故事，不是為了理解社會的發展趨勢，而是為了追求他們的娛樂價值。所以，這些故事變成了一場場誇張的鬧劇，但對於理解其本身的意義毫無價值。那些複雜而充滿矛盾的故事才構成了真正的人類體驗，而這些故事無法通過現有的報道形式反映出來，因為那會讓讀者們感到困惑，無法馬上獲得閱讀的滿足感和情感回饋——而這些恰是盈利機構所需要的。

因此，人們幾乎從來沒有形成對這些嚴重問題的深入、全面的看法。可以說，這些媒體的讀者從沒有從中獲得過基於長期制度變遷而得來的分析，相反，他們得到的都是個體所下的武斷解讀。經濟矛盾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不可能通過只強調娛樂和銷售的媒體中介獲知。媒體的觀點往往狹隘，並且選擇性的報道問題，讓我們以為社會問題都來源於個別人士做出的個別選擇。幾十年或者上百年的趨勢不易顯現，對個人的壓力以及企業和政府文化的影響也如是。媒體呈現出來的事實或許是真的，但其塑造出來的世界如何運行的圖景卻具有欺騙性。

過去的相似性已經被人們完全遺忘了。我們似乎認定整個世界不超過十歲，只是偶爾提及過去那些有趣的事情，而完全不考慮其與現實的關聯性。你看不到任何討論關於習近平政府到底是執行還是推翻了鄧小平、毛澤東、乾隆或者永樂帝時期所制定的政策。即便是提出進行這種比較的建議，在今天的一些媒體人眼中都是荒謬可笑的。但事實上，這種比較曾經是歷史的本質，是對現如今政策的理解，能夠讓我們在今天受益匪淺。

如果讀者們已經習慣了被媒體灌輸片面的觀點，他們對深度分析與思考的耐心和接受程度將不斷被消磨。他們將變得無力對那些複雜的問題進行追根溯源與剖析，甚至無法記住少量的事實。到最後，他們會變得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去試圖找出隱藏在現象背後的真實原因。對於媒體來說，把一個人塑造成壞蛋既簡單又可以牟利。呈現壞人的形象會給讀者帶來一種愉悅感——既讓他們自以為知道了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又生發出了一種自我正義感。諷刺的是，讀者其實愈發遠離了對問題本質的理解。儘管媒體會曝光出嚴重的犯罪行為，但是它根本不起任何正面作用，因為它不會報道出引發犯罪的真正原因。簡單的來說，媒體無法承擔起歷史的角色。

創造有趣的敘述去替代歷史就排除了個人做出道德選擇的可能，這一過程能夠逐漸改變事件的進程。歷史變成了一種娛樂，人們都被其所娛樂着，而無人再懷有道德義務感。而且，由於歷史事件都變成了看起來“事不關己”的故事，所以個體的潛在行動力也被削弱了。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一種隱秘的精神麻痹——使得公民不知道如何去應對問題，尤其是那些非常嚴重的問題。媒體只會呈現事不關己的悲劇與壞人，而人們除了期望把壞人送進監獄——這樣治標不治本的反應之外，不知如何去應對這些問題。

媒體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健忘”的媒介。如果歷史關注的是隨着時間的發展，對行為和統治模式的記錄與追溯，那麼媒體對事物的記錄基本上是浮光掠影、轉瞬即逝。媒體的報道往往在數天之後，甚至數小時之後就失去了價值，然而我們發現媒體在報道政府腐敗和商業誠信等問題時，往往都是千篇一律。從歷史性和結構性因素的角度，去寫一篇分析這些趨勢的文章遠比寫一千篇公開譴責腐敗的文章更有意義。然而，我們看到的只是不斷重複着聳人聽聞內容的文章。媒體從來都不提供深入全面的分析。

儘管我們無法穿越到過去，但我建議，一個由類似官方史學家（史官）組成的機構（它不一定非要是政府部門，也可以由一些學者組成）去組建一個團隊，搜集整理關於一個時代的核心信息材料，將會對未來的歷史和我們現如今的社會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這種努力很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種對待信息的全新方式，並為新聞工作者樹立更高的標準。通過創立一個徹底獨立於政府和企業的機構去書寫歷史，我們可以重建一個保存歷史記錄的共享平台。史官的首要目標是為後世和未來史學家的判斷提供信息，這些信息並不受制於那個時代的政治，而是以一個更高的道德標準作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