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表了一通氣沖斗牛、泰山壓頂般的講話，也可以說是充滿怒氣、怨氣和霸氣的講話。這次講話徹底扭轉了會議的風向，使會議由糾左變為反右，在中國政壇掀起了一陣陣滔天巨浪，給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帶來了嚴重危害。

但是，這篇講話是毛澤東在糾左9個月以後第一次反右，對彭德懷等人尚未徹底撕破臉面，語言有些含蓄、隱晦;鋒芒直指彭德懷，卻沒有公開點名;加上毛澤東“意識流”式的天馬行空，隨意揮灑，以及不少滿含激憤的“反語”，讓現代不少人初讀起來摸不着頭腦，甚至會產生誤解。有些人就認為，這篇講話是對左和右各打五十大板，並不是要打倒彭德懷的。

然而，坐在台下的彭德懷聽出來了，毛澤東就是衝着他的意見書講的;李銳、周小舟、周惠、張聞天等人也一下就聽出來了，這講話就是衝着他們的“右傾情緒”來的!他們一個個如五雷轟頂，驚慌不安!

下面試析幾段毛澤東的這次講話。

——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越要聽。“硬着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為什麼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

這段話顯出了毛澤東鮮明的政治傾向性：支持左派，打擊右派，號召左派對彭德懷等右派批評大躍進的錯誤言論，一是不要怕，要讓他們“放”，二是要“頂住”，然後再像反右派一樣予以反擊。然而實踐證明，那些所謂“左派”，都是脫離實際、危害人民、極力迎合的權勢者;而那些“右派”，恰恰都是些為民務實、敢講真話的正義者。對右派反擊的結果，必然是帶來災難，“好事”也變成了壞事。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麼多。我到遂平詳細談了兩個鐘頭。嵖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7、8、9三個月，平均每天3000人參觀，10天3萬人，三個月30萬人。聽說徐水、七里營也有這麼多人參觀，到那裡去取經，其中有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

毛澤東對彭德懷意見書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一詞十分惱火，在這裡和以後的多次講話中，反覆予以撻伐，自以為大躍進代表了群眾利益。彭德懷因此被扣上“污衊群眾運動”“給大躍進潑冷水”的罪名。然而實踐證明，把當時的“共產風”“浮誇風”推動的轟轟烈烈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把能讓成千上萬人餓死的瞎折騰，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實在太輕飄飄了，太不足以言其罪、形其惡了!毛澤東在這裡說嵖岈山的公社化和徐水的共產主義試點“創造了真理”，而實則是創造了糊弄人的“歪理”“怪胎”，這兩個毛澤東高度重視推廣的“典型”，不僅給本單位帶來了災難(據說嵖岈山至今還有大躍進紀念館，以紀念令人不堪回首的荒唐鬧劇，竟成為旅遊景點)，更給整個中國帶來了災難。毛澤東為了批倒彭德懷的“謬論”，一再說明大躍進群眾運動是為了“免於貧困”，但是自己一再粉飾大躍進的錯誤，一再為荒唐鬧劇推波助瀾，就只能使億萬人民陷於更大的貧困!

——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有些人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意味，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

毛澤東這段話，給彭德懷等人定了性：“右的性質”;離右派“30公里”，是一種幽默而又諷刺的說法，好像是對彭德懷等人的“照顧”，實際上憤怒的重拳已經砸下來了!可嘆的是，毛澤東在這裡反覆用當年“反冒進”做對比來抨擊彭德懷。人所共知，周恩來等人當年的“反冒進”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的“反反冒進”、對周恩來的反覆批判是完全錯誤的。但是當周恩來堅持真理時卻遭到批判，而周恩來在大躍進緊跟形勢犯錯誤時，卻受到毛澤東的表揚。為了打彭德懷而故意拉周恩來和陳雲，顛倒是非卻渾然不知。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計委主任)，責任在王鶴壽(冶金部長)，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前面說這是自己的“兩條罪狀”)我要搞1070萬噸，北戴河會議發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9000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這段講話，表達了對彭德懷的極度憤怒!彭德懷在下面聽着，好像從毛澤東的嘴裡射出一支支利箭，直插自己的胸膛!

彭德懷在意見書中說道，對於大躍進的錯誤，一般不要追究責任;他還說過，大躍進的錯誤，人人有份，包括毛澤東;我也有一份，至少自己沒有反對。康生幫毛澤東分析，這是彭德懷要追究毛澤東的責任。怒氣滿腹的毛澤東在這裡進行“責任分攤”之後，聲明自己要負主要責任。但是卻用“我無後乎”“絕子滅孫”“闖下大禍”這樣尖刻的語言來咒罵自己，貶損自己。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來，這是氣憤已極的毛澤東在用奇特的語言痛斥彭德懷，是對右派言論的猛烈一擊!這種正話反說的語言產生的強烈效果就是，台下很多人對彭德懷產生了義憤：彭德懷啊彭德懷，真是罪該萬死!你為啥要給毛主席提意見呀?看你把毛主席氣成啥樣了啊!

而這種語言對彭德懷等人來說，猶如晴天霹靂，又如利箭穿心，頭蒙眼花，不知所措!

毛澤東這次講話很長，不能一一評析。大部分內容都是對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右派予以嚴厲批判，對大躍進的“成績”予以高調讚揚，對公社化發生的錯誤予以嚴密維護，尤其是對危害嚴重的公共食堂和大煉鋼鐵，反覆予以充分肯定。通篇的基調是：糾左已經取得成功，現在開始反擊右傾!

毛澤東講話結束後，在禮堂門口發生的一件事，令人驚心而遺憾。但這件事後來卻有兩種說法，讓人難辨真假，莫衷一是。

毛澤東的警衛和秘書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毛主席講完話後，從禮堂門口走了出來，迎面看見彭德懷，就滿面微笑地說道：“老彭啊，有些問題咱們再談談嘛!”不料彭德懷怒沖沖說道：“有什麼好談的!有什麼好談的!”說着便甩開袖子走了，把毛澤東晾在那兒。彭德懷的粗暴無禮，激起了在場多數大員的憤怒，批判彭德懷的鬥爭便隨之升級。後來的一些“彭德懷傳記”都採用了這種說法。

換言之，彭德懷後來遭遇的一系列悲劇，都與彭德懷的脾氣暴躁、對領袖“大不敬”有關。

但是，李銳先生在《廬山會議實錄》卻是這樣記載的：

“散會後，我們離開小會場不遠，回頭看見彭德懷擋着毛澤東在說話。(後來才知道，這是彭德懷在申明，這封信只是供主席個人參考的，沒有準備印發給大家)。”

毛的警衛秘書說是毛主席攔住彭德懷，要和彭談話，彭怒沖沖拂袖而去;而李銳卻說是彭德懷擋住毛澤東在說話，申明自己的意見書是怎麼回事。兩種說法大相徑庭，哪一種符合事實呢?

親自參加過廬山會議的萬毅將軍，在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散會後他走出禮堂，站在門口邊上，他親眼看到，剛剛講完話的毛澤東，臉上還帶着怒氣，從門口出來。早已站在外邊的彭德懷迎上去說道：“主席，有些話咱們談談好不好?”毛澤東滿臉不悅地說道：“有什麼好談的?有什麼好談的!”說罷拂袖而去。

毛的警衛秘書說是毛澤東擋住彭德懷，要求和彭德懷談話，彭德懷怒而離去;而萬毅將軍說是彭德懷攔住毛澤東要求談話，毛澤東拂袖而去。而李銳的說法和萬毅的說法大體相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我們該相信哪一種呢?

我們還是相信萬毅和李銳的說法。因為毛澤東的警衛秘書為了維護領袖的面子，也為了自己的面子，他們的說法往往帶有一種傾向性;正如他們竟敢把廬山會議整倒彭德懷的主凶說成是劉少奇一樣，在這件事上也會故意把“簡單粗暴”的帽子扣到彭德懷頭上。而萬毅和李銳這些敢說真話的正直之士，他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編造謊言來美化彭德懷而醜化領袖。他們的說法是比較真實可信的——

毛澤東剛講完話，依然怒氣不休;彭德懷聽罷講話，肯定是怒氣勃發。坐在後排的他一散會就渾身顫抖地走出來站在門口，要等毛澤東出來，和他理論理論。毛澤東一走出門口，彭德懷即刻迎上去，攔住他說：“主席，我的信遞給你，是供你一個人參考的，為什麼要分發給大家?你對我的信扣了那麼多帽子，什麼意思?”毛澤東肯定要說：“你在信中也沒有說，不要分發給大家呀!你不服氣，可以讓大家討論嘛!”彭德懷依然不依不饒，毛澤東早已極不耐煩，當着眾人面不便多說，於是二人同時怒沖沖說道：“沒有什麼好談的!有什麼好談的?”隨即不歡而散。

兩位偉人如同兩塊憤怒的巨石，碰撞在一起閃出的激烈火花，讓人驚心動魄，目瞪口呆。把這件事單單歸咎於彭德懷粗暴無禮，導致後面的悲劇，只能說明是某些人的政治傾向和偏見。

彭德懷可能還不知道，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頭，意外的災難竟然不期而降。

1959年7月23日晚上，被毛澤東的講話搞得心慌意亂的李銳，來到周小舟和周惠的住處。李銳實在想不通，滿肚子怨氣要發泄，想找他們談談，平息一下情緒，看以後怎麼辦。

周小舟也和李銳一樣滿腹怨氣，情緒比較激動。他一見李銳就說：“我懷疑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的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這樣，終將導致黨的分裂!”這位曾經當過毛澤東秘書的湖南省委書記，說話直言無忌。

周惠也說，毛澤東對一些問題的決定，反覆變化太快。思想上喜歡吹捧，當年斯特朗當面稱讚毛澤東超過馬恩列斯，毛澤東就沒有答話;多年來的順境，毛澤東確實驕傲起來了。

李銳認為，毛澤東確是喜歡高指標的，只喜歡柯慶施那樣一些吹牛說大話、奉承迎合的人，喜歡譚震林這樣放大炮的人。而對於黃克誠這樣比較偏於穩重、多說缺點的人，就很不喜歡。這位曾當過毛澤東兼職秘書、常和毛澤東書信來往的水電部副部長，竟說道：“毛澤東今天的講話，不是翻雲覆雨嗎?”(意謂正在糾左，忽然又反右)。

周小舟也說：“這個講話簡直是一百八十度轉變，使人轉不過彎來!我想啦，咱們三人不如一起到毛澤東那裡，與他辯論一頓，爭吵一頓也好!”

李銳認為，從毛澤東這次講話的情緒來看，他正在氣頭上，去了能談出結果嗎?於是周小舟要去找黃克誠談談。李銳說，這樣一來，不就變成“小組織活動”了?周惠也不想去。但是拗不過小舟。他撥通了電話，黃克誠不同意他們去。由於小舟的堅持，黃克誠只好說：“你們要來就來吧。”於是就發生了不幸的“23夜事件”。

他們三人來到黃克誠的住處，黃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沉重。開完會回來後，他和彭德懷都吃不下飯，也都沒有說話。周小舟說，這不是和斯大林晚年一樣，只有專制沒有民主嗎?袁世凱稱帝以前，圍着袁轉的那些人，專門印一種報紙給袁看。毛主席是不是也受到這樣的蒙蔽了呢?

李銳竟然激憤地說：“他不能一手遮天!”

黃克誠勸說道：“你們不要激動。毛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體領導很好。自己有錯誤，多想想，可以做檢討。你們有意見，最好還是當面去見主席談談。

這樣，他們的心情才平靜下來，又談了一些其它工作問題。大約近10點鐘了，大家準備起身回去。就在這時，住在房子那頭的彭德懷也來了!

周小舟一見彭，就帶着怨氣說道：“老總呀，我們離右派只有30公里了!”

彭德懷說道：“着急有什麼用?”

李銳間房內無多餘的椅子，就站起來了，一邊催小舟：“太晚了，該回去了。”

於是李銳、周小舟、周惠三個人沒有和彭黃打招呼，便走了出來。由於住的方向不同，李銳就單獨一人走了。走了幾步回頭一看，驀然驚呆了，心頭一陣狂跳——只見周小舟在路邊碰見了大將羅瑞卿，在朦朧的夜色里，正在向羅打招呼!一種不詳的陰雲如同這沉重的夜幕一樣，在心頭驟然升起……

這就是被廬山會議定為“大逆不道”的“7·23事件”!

現在看來，這些平日和毛澤東走得比較近、對大躍進的問題看得比較真切、思想一貫“右傾”(實際上是符合實際)、對毛澤東突然“變臉”的講話實在想不通的忠直之士，不約而同聚在一起，發發牢騷，說說真話，表達對領袖的不滿和批評，有些話確實有些尖刻、出格。這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裡，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專制獨裁的社會裡，這便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罪行!

當然，如果這幾個人只是背後議論，無人發現，無人揭露，也就如一陣風一樣刮去就算了。世上誰人背後不說人，誰人背後無人說?巧合的是，他們一出門，偏偏就遇上了羅大將!

羅大將此時正是滿腦子極左，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右傾言論十分痛恨，在會議上彭等人一談起大躍進的問題，必遭羅大將的打斷;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時，羅大將更是聲色俱厲，怒不可遏，上綱上線，滔滔不絕。此刻，這幾個受到毛澤東批評的“右派”，夜晚聚攏在黃克誠住所，要和彭德懷、黃克誠密謀什麼?這不是非組織的“小集團”活動嗎?

果然，第二天，也就是1959年7月24日以後，李銳和二周三人深夜到黃克誠處，與彭德懷聚會這件事，便被毛澤東知道了，與會人員也基本都知道了。李銳最擔心被當成“小組織活動”的事情，果然應驗了。人們自然懷疑：你們聽了講話後，晚上還聚到一起，究竟要幹什麼?

但是，他們聚會談話的內容還沒有揭出來，人們只是有種種猜疑，以為他們是“物以類聚，類以群分”罷了。只見毛澤東有幾個動作：將李雲仲的右傾材料批發下去，將國務院秘書廳和江西某黨校的右派言論批發下去。毛在批示中說道：“現在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志搖擺。”“我們黨38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如同我們在革命時期的各次重大爭論一樣。”

毛澤東的講話和這一系列批示，把與會人員的思想全部拉到“反右批彭”的軌道上來了。批判彭德懷的溫度越來越高，彭德懷的錯誤也越挖越多，戴的帽子也越來越大。但李銳等人還不知道其中厲害，這三人竟然還有來往。和李銳關係密切的田家英，一天晚上悄悄來到李銳的住處，告訴了一個駭人的消息：在起草反黨集團文件，周小舟也是集團成員，要他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謹慎!田家英還告訴李銳，問過總理，“反黨集團”沒有李銳的名字。但是，田還透露，在毛澤東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說，彭德懷是納吉;毛澤東對秘書林克說，朱德是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右派!

周小舟，這位從毛澤東身邊走出來的省委書記，一向為民務實，眼光敏銳，卻又思想衝動，感情脆弱。是他一再建議彭德懷向毛澤東寫信提意見，是他在23日夜晚執拗地約請李銳、周惠一同到黃克誠住處聚談，是他率先提出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獨斷專行。受到打擊後，陷入極度的悲觀和痛苦之中。他對李銳說，他想辭去省委書記，下去搞一個農場;悲到極處，他竟然說，他想出家當一個和尚，脫離塵世。有人喝令他修改自己的檢查發言稿時，他改來改去改不下去;有人叫他譴責彭德懷的信，他良心上過不去，下不去筆，欲哭無淚。他和周惠談話談到傷心處，就向周惠“託孤”：我死了，我的妻兒就託付給你了……，二人竟抱頭大哭一場。文革初期，周小舟在毛澤東生日這一天自殺身亡，與他的這種性格和心境可能有關。

周小舟思來想去，對李銳說，他想一個人去找毛澤東，交代清楚“23夜晚”之事，獨自承擔責任，與黃克誠、周惠、李銳無關。李銳認為，這件事你說不清，咱們都有責任;他向二周轉達了田家英關照的話，說明更大的壓力還在後面，他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他們還約定，三人之間在23日晚上所談的種種危險的話，要守口如瓶，如同燒掉一般，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再提了!

但是，在小組討論會議上，不斷有人追問23日三個人到黃克誠住處之事：“你們這夥人夜晚聚到一起，幹什麼去了?”“一個國防部長，一個總參謀長，他們聚在一起，這不是‘軍事俱樂部’嗎?(套用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這幾個人都是湖南的，這不是‘湖南集團’嗎?”

後來批判彭德懷組織“軍事俱樂部”，組織“反黨小集團”，即由此而來。

這幾個人從此惶惶不安起來。為了消除毛澤東的疑慮，田家英轉告胡喬木一個主意，讓李銳給毛澤東寫一信，解釋一下，以釋去對23日夜晚的猜忌。胡喬木也贊成這個主意，他以為毛澤東對李銳一向有好感;在剛開過的上海會議上，李銳因為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而受到了毛的當眾表揚。

也許毛澤東還不了解23日夜晚那幾個人談話內幕，30日還召見黃克誠、周小舟、周惠和李銳四個人談話，氣氛還比較緩和。重點了解彭和黃的關係，又提到了“湖南集團”的說法。毛澤東說，你們幾個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但是我同你們幾個不通心，同小舟尤其格格不入。希望小舟“迷途知返，不遠而復”，快點回頭。李銳等對“湖南集團”的說法不以為然，覺得這樣一來，以後見了湖南人怎麼說話?毛澤東說，這是一種誤會，要他們不必介意。然後又跟他們談起了長征舊事，在遵義會議之前，怎樣先將張聞天和王稼祥爭取過來，，否則遵義會議也難開好。還講到張國燾逼迫南進時，幸虧葉劍英接到電報，先告訴了中央，“要永遠記住劍英這一功勞”。

毛澤東談這些話是何用意?顯然，是要將這四個人拉過來，在關鍵時刻像當年脫離張國燾一樣脫離彭德懷，在關鍵時刻要站在毛澤東一邊，為黨中央立下功勞。用他的話說，就是“挖彭德懷的牆角”。

談完話出來，遇見了田家英，李銳頗為輕鬆得意地告訴田，毛澤東和他們4人談話，了解了彭黃關係，解除了“湖南集團”的誤會，他們可能要解脫了。田家英卻搖搖頭說：“絕不要輕信，你們的大難還在後頭呢!”李銳吃了一驚，瞪着這位毛主席身邊的人，卻也不便多問。田家英還悄悄告訴李銳，他們有幾點看法：彭德懷是政治局委員，政治局沒有開會討論，就讓小組去批鬥，太不應該了!毛主席這樣獨斷專行，可謂晚節不終!他還擔心總理也被牽扯上。田家英激動地說：“這些黨的元勛，應當受到保護!”他還透露，他們搞得那個《議定記錄》也遭到批判，他們也是人人自危呀!

30日晚上，李銳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接受胡喬木的意見，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上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卻又故意漏掉了一些關鍵問題，末尾卻信誓旦旦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保證自己所說的話都是實話。

主席：

今天上午您同我們談話後，心情仍十分沉重。

一年多來，我參加了多次中央的會議，直接聽到您的許多講話，許多指示。您還同我作過好多次談話，我應當比一般同志更多了解中央的方針，更多領會您的精神。可是，這次廬山會議期間，我同情彭總的信;在小組會的發言，精神和方向不對頭;還亂講了一些話。這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右傾根子和嚴重的自由主義。一想到我是以您的秘書身份來參加中央會議，犯了這種錯誤，更是痛疚不已。

您今天談到交心的問題，過去我常覺得我是願意將一些想法，不管成不成熟，片不片面，直率地向您提出的。從您第一次找我談話起，我就覺得我在您面前並不拘束，沒有什麼害怕的心理。我深感您很願意聽也很尊重下面幹部意見的。因此，提意見逐漸更隨便一些，有些話還是脫口而出的。現在檢查起來，一方面，我過去對您講過一些錯話;另一方面，我是不是還有些意見，有些想法，有些怕講錯了的話，沒有向您講出呢?當然還是有的，這方面也還有顧慮。今後我當做到，心裡有話，只要認為有必要，就向您講出，但我也請求，如果有些話講錯了特別是錯得厲害時，您能夠及時指出、糾正或者處分。還想說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團”的事，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無刻能安。下面講一下同我有關的情況。

我同彭總是不熟悉的。去年4月同車去廣州開會，他才認識我。彭總歷史上的問題，我只知道百團大戰這樣的事。

在湖南工作三年多，我對黃克誠同志是尊敬的，信賴的，敢同他說一些心裡話(譬如1950年、52年我曾兩次大膽地向他談過對高崗的意見)。到北京後，每年要到他家裡去一兩次。自從兼任您的秘書名義後，我沒有到他家去過。這次他上廬山後，大概是7月18日早晨，總理召集大會，大會之前，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看望他，他們談了些湖南的事情。臨出來時，彭總來了(彭總和黃住在一棟房子)。記得黃老談到彭總的信，說內容上有些問題，就一起開會去了。

聽了主席23日講話後，我的心情緊張起來。晚上到小舟、周惠處扯談。小舟也很緊張，想去找黃老談談。電話約後，三人就一起去了。談了我們的心情，黃老要我們不要緊張，有錯誤老老實實檢查好了。說彭總的信一細看，問題很多。周惠又談了一些湖南糧食等情況。臨走時，彭總來了，我們都站起來(房中沒有多餘的凳子)。彭總講了一下他寫信的過程，沒談幾句，我們就走了。(出來時在山坡上望見羅瑞卿同志，小舟二人過去打招呼，我從另一條路回我的住處——說明這一細節，是聽說有小組追問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識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談。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認識。這次開會，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組，對於這次會議總結經驗教訓，將一些問題和缺點擺清楚，對於所謂壓力問題的感觸，氣味是相投的。

情況就是如此。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制裁。

李銳這封信好像是言辭誠懇，實話實說，交代了對毛主席的敬畏心理，交代了同湖南籍諸位領導的關係，也交代了7月23日夜晚那幾個人聚會談話的情況。按照信中的表面說法，李銳等人一切正常，有何問題?

但是，李銳在此耍了個心眼，將那次聚談中尖刻帶刺的談話遮掩過去，比如“斯大林晚年，獨斷專行”“一手遮天”“一百八十度轉變”“翻雲覆雨”等鋒芒畢露的詞彙一句也不說。以為憑藉自己和領袖的“關係”就可以矇混過去，居然還保證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擔保，“如不屬實，願受黨紀制裁”。他竟沒有想到，世上哪有不透風的牆，一旦問題敗露，豈不是弄巧成拙，自掘墳墓!

那麼，李銳真的能憑藉這封信將“7.23”事件遮掩過去嗎?眾人皆知，李銳最終還是問題敗露，被毛澤東一腳踢開，受到黨紀嚴厲制裁;那問題又是如何敗露的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