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近一個時期，混合所有製成為了國企改革的最熱話題，但自始就有不同聲音，在試點中也有不同反映。看來這些不同聲音和反映被高層聽進去了，所以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混合所有制的提法由過去的“積極發展”修正為“有序實施”。

其實，就國有企業進一步市場化來說，混合所有制也許還不如股份制。因為股份制形式更多樣，可以整體或部分上市，也可以同其它國有企業參股，企業可以有更多選擇；而混合所有制只限於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和外資“聯姻”，這並不見得適合所有企業。

一些國企老總歡迎混合所有制，因為改制後企業可以有更多自主權。但現在國企改革思路中已明確提出要破除行政化管理各種體制機制弊端，這就是說，不一定通過混合所有制方式或股份制方式，企業同樣可以獲得更多自主權。

支持混合所有制的人提出這樣可以把國企管理方式與私企管理方式結合起來，相互取長補短。但正如開家用小車的技術經驗不一定適用於開長途大巴，私人企業家族式管理方式、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的理念也不一定適用於大型國企，特別是公益類、功能類國企。不少私人企業家也不願意與國企混合，因為混合後自己說了不算。但把國企完全交給私人，特別是大型國企，私人企業家固有的經營方式和理念加上“隔行如隔山”，能把企業搞好、能對國家和公眾更有利嗎？

當然，不少私人資本和外資願意出資參與一些國企混改項目，因為這些項目的收益穩定豐厚。但隨之產生的疑問是：既然是穩定豐厚的收益，為什麼不留給國家和全民共享，而要送給私人和外資（公共基金除外）呢？有些人指出：當初撒切爾夫人搞國企私有化，是把股份一小份一小份地出售給公眾；其他不少國家搞的國企私有化，也是把國企變為公眾公司，類似於我們的整體或部分公開上市；有些國家還規定一家私人購買股份不能超過一定比例（比如5%）。相比起向私人和外資輸送利益來，這種公開上市的公眾公司方式也許要更考慮多數人利益、更社會主義一點。

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混合所有制是一些市場自由主義者為最終消滅國企而想出的壞主意。例如有些人就公開講：“國有大型或特大型的企業必須通過混合所有制的方式來實行走一步看一步的線性民營化”、“為了平穩我們要發展混合所有制，通過國有股的比例的不斷的降低，走一步看一步，間接的民營化。”所幸中央及時指出：“不能混到最後把國有資本混沒了”、“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隨後有關部門也相應提出“一企一策”、“增量發展”等原則，才避免了又一次瓜分國企的盛宴。

當然，對有些競爭性國企或競爭性業務來講，與私企或外資“聯姻”也可以是個可行的選擇。但我們有必要尊重企業的自主權，允許企業有多種選擇；或者也可選取一些國企做更多形式試點，以資比較。在這方面，我們恐怕也應當“有權不可任性”，避免強制推行某一種改革形式。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一個歷史插曲是：當初英國撒切爾夫人搞國企私有化改革時，一些工黨議員和一些左翼經濟學家也認為國企需要改革，但提出了只市場化而不私有化的改革方案，這一方案被當時政治上具優勢的撒切爾首相和保守黨否決了。一二十年後，撒切爾夫人私有化的弊病逐漸顯示出來，人們自然會想起那時只市場化而不私有化的改革方案。這種只市場化而不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對我們今天的國企改革實踐，特別是大型國企改革，是否有啟示作用呢？

（3）在對國有資產私有化改革方面，今年的調子比去年有所降低。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這方面講得相當明確、具體：“制定非國有資本參與中央企業投資項目的辦法，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一批投資項目。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只簡單地提了一句：“鼓勵和規範投資項目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股。”這反映出中央對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態度的堅定明確，也反映出包括輿情輿論在內各方面認識和態度的轉變。

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市場自由主義者對“國企壟斷”的攻擊和算計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無理取鬧的程度，但他們從來不提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私人壟斷，更從來不提美日等國絕對的私人壟斷。顯然，他們的攻擊目標不在於“壟斷”，而在於“國企”，其目的無非是要用私人壟斷和外資壟斷取代國企壟斷而已。

現代對“壟斷”利弊的理解，已遠遠超出19世紀末制定《反壟斷法》那個時代了。隨着科技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在某些行業中，只有形成壟斷性大企業才能運作、才有效益。所以人們對反壟斷的認識，也逐漸從反壟斷地位演變為反壟斷行為。如有些人所作的比喻：在足球場上，球員處于越位位置並不犯規；而如果利用越位位置實施進攻，就會判罰。當年微軟之所以能打贏反壟斷官司而不被拆分，主要理由也是“雖然具有壟斷地位但沒有壟斷行為”。此後這一案例就成為相關司法判決的典型案例。前些天我國發改委有關部門判處高通公司違反《反壟斷法》，針對的也不是其芯片占90%以上市場份額的壟斷地位，而是其三項壟斷行為（此處不詳述）。這一判處在國際上也是經得起檢驗的，高通公司雖然不情願，也只能認罰。

在必然形成壟斷性大企業的行業中，是國企壟斷對國家公眾有利還是私人壟斷對國家公眾有利，這本來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但被這些人吵糊塗了。

去年年底，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首屆國企改革發展前沿論壇上指出：“2014年1—11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業每100元營業收入納稅率，國有工業企業納稅率為8.53元，私人企業納稅率為3.02元，外資企業納稅率為3.03元，國有工業企業稅負為其他企業的2.6倍。”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企占有壟斷利潤，應當多交。但我們不妨做一個橫向比較：

據2011年數據，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資產為3490億美元，中石油資產為3478億美元，基本相當。埃克森美孚該年總營業額為4864.29億美元，交付稅息321.96億美元，占總營業額比例為6.6%；中石油該年總營業額為20038.43億元人民幣，交稅費4015億元人民幣，占總營業額比例為20.04%！（201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石化董事長傅玉成講2013年他們上繳稅費3200多億，每天交8億元，國際同行都不相信。2013年中石化總營業額為28803億元人民幣，上繳稅費率為總營業額11.11%。）

當然，在資產基本相當的情況下，中石油營業額（按6:1折合成美元）比埃克森美孚要少三成，但所繳稅費（按6:1折合成美元）為埃克森美孚的兩倍。

而且埃克森美孚的雇員只有8萬多人，而中石油為55萬多人，這自然可以說是人浮於事，但多解決多少就業率？該年埃克森美孚石油淨利潤為410.6億美元，中石油在這種稅費高、人員多的情況下，淨利潤為1330億元人民幣，約折合200多億美元，還能為埃克森美孚的一半左右，效益低嗎？

從上述數字可以計算出，埃克森美孚的稅息率為稅前利潤的43.95%，中石油的稅費率為稅前利潤的75.1%。（可見美歐等國都曾把最高稅率定為70%以上，也是有理由和根據的。但私人大資本總是會操縱政治和輿論把稅率降低，要麼就攜資外流。只有國有企業才能老老實實、任勞任怨地交高額稅費。）

有人還說，中國油企效益好是因為抬高了國內汽油價格。但事實是：在國際油價處於高點的2013年，美國汽油價折合人民幣6元左右一升，只比我國7元左右一升低不到10%。美國油價較便宜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美國石油自給率為60%以上，而我國為40%左右；另一個原因人們很少提到，那就是美國禁止石油出口，也就是說，並不是市場機制、而是政府行為保持了美國的低油價。相比之下，我國油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

有些人無知無畏地講：“像中石油、中石化，我不知道它哪些方面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但斯蒂格利茨在為《私有化：成功與失敗》一書寫的《序言》中清楚指出：“私有化對政府來說意味着收入減少。”如果這“三桶油”真的私有化了，上繳國家稅費會少一半，上百萬失業大軍會拋向社會，油價會“與國際接軌”；利潤肯定是上去了，但只進入若干私人口袋，與國家、公眾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如李榮融所講：“如果沒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這三個石油企業，中國經濟早亂了。”

我們必須弄清其中的邏輯關係：並不是國有導致了壟斷，而是某些行業的壟斷性質決定了其應當國有。穩定豐厚的壟斷利潤理應為國家所有、全民共享，而不能為少數人所得而私。社會需要私人資本存在和發展以繁榮、豐富市場，但“私人經濟利益必須服從於維護、補充、加強國家。”私人資本在生產的廣度、深度、高度上都有廣闊天地，但不能被挑唆對國企盈利眼紅眼熱，不能從國家身上挖肉而自肥。

我們也許有必要回顧建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有關經濟的政策：“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在必要和可能和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

這一《共同綱領》在當時為全國各階層絕大多數人所擁護，但在隨後的年月里，一些領導人為極左原教旨主義所困，致力於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國家被改造為前蘇聯式扭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後，一些人又把西方經濟學中最壞的部分引進中國作為普世價值，致力於消滅公有制、取消政府干預和主導，搞空想資本主義。

現在回過頭來看，《共同綱領》中體現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其實才是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或者說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也很可能是引領21世紀世界新潮流的經濟思想。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