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民主義”看世界 |
| 送交者: 王建偉 2004年12月30日10:00:0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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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上共和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經提出膾炙人口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用這六個字來概括即將逝去的2004年當中各種矛盾的碰撞衝突,恐怕是再恰當不過了。 毋須否認,冷戰結束之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上升的地位,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勢頭。美國領導人也常常把民主說成是包治世界百病的萬應靈丹。美國的精英階層則把國內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看作是維持國際關係中持久和平的保證。9/11之後,恐怖主義成為世界的主要問題之一。美國總統布什把世界反恐戰爭定義為民主與專制,自由和壓迫之間的殊死鬥爭。他真誠地相信根除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的不二法門是這一地區的民主化。這也是他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的原始動機之一。 然而2004年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演變表明,雖然追求民主自由確實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它並不是唯一的和絕對的普世價值。對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來說,民族和民生依然有着和民主至少同等的價值,即使對整天把自由民主掛在嘴上,聲稱要走出威斯特法利亞民族國家體系的西方民主政體來說也是如此。西方民主價值和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擴張和傳播,並不能自動解決許多國家面臨的民族民生問題。而如果以犧牲民族和民生為代價來強行推銷民主,更無異於緣木求魚。 反映後冷戰時代的全球民主化特徵,過去一年裡國際關係中的許多重大事變都是圍繞一些國家的選舉發生的。這些選舉的背景,過程,結果可以從不同程度投射出國際政治中“三民”之間共生共長,錯綜複雜的能動關係。 進入2004年不久發生的一場引起廣泛關注的選舉是三月舉行的台灣總統大選。這場選舉不僅凸現出島內政治生態的變化,也牽扯到台灣和大陸乃至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當然最主要地反映了台灣人民要求當家作主的願望。和蔣介石時代的獨裁統治相比,無疑是一個歷史進步。但是這種民主化從一開始就受到了某些政治人物的操弄,把民主化的進程和在國際上追求台灣獨立的政治理念綁在一起。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大陸人民近代一百多年來追求一個強盛統一的中國的民族願望發生根本的衝突。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在美國受到相當的推崇。許多美國人把大陸和台灣的對立簡單地歸結專制和民主的衝突。他們認為作為世界上民主政體龍頭的美國,理所當然地要站在民主的台灣一邊,而不能站在共產黨大陸的一邊。民主是他們判斷兩岸是非的唯一標準。這種論點的要害在於只承認台灣追求民主自由的合理性,而否認了大陸追求國家統一的合理性。這種片面的認定雖然符合美國因冷戰勝利而過度膨脹的價值觀念,但卻不符合兩岸的實際,說到底也不符合美國的民族國家利益。從美國決策者的角度來看,美國在台海的最大利益是保持和平和穩定,而不是台灣的民主化。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總統布什在大選之前要對陳水扁提出的一些貌似民主的做法,如公投,制憲等踩煞車的原因。陳水扁打的“民主牌”雖然在美國很有成效,但也有它的局限性。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最近一次訪華的言論中對中國追求統一的民族願望首次表示了更多的理解。儘管他的話不一定代表布什政府內部外交團隊的共識,至少反映了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對中國追求統一的合理性有了新的認識。可以這麼說,中國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如果它的一些正當的要求,包括民族統一,不能得到滿足,民主化再發展,亞太地區也不會有長久的和平與穩定可言。 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一定會增強台灣人民的本土主體意識,但這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台灣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值得研究。這裡政治人物和精英階層的引導起了重要的作用。陳水扁當局在三月的總統選舉中利用民主化提供的空間大玩民粹,打“大陸牌”挑動民眾的族群對立,統獨之爭,利用他們對大陸的無知和恐懼心理撈取選票。這種做法從本質上講只是為了維護民進黨的執政地位和既得利益,民主在這個層面上已經淪為一種工具。以打黑槍影響選舉結果達到頂點的台灣選舉政治的惡質化不僅使台灣民眾對島內政治失去信心,而且也使所謂的台灣經驗在大陸信譽掃地。民進黨在以些微差距贏得總統選舉後,以為得計,在隨後的立法院選舉中又故技重演,大搞“去中國化”,結果卻遭遇滑鐵廬,未能贏得立法院的多數。究其原因,是因為陳水扁的激進民粹主義有可能引起對岸的反彈,甚至招來戰禍,從而危及台灣人民的民生。這是他們所不樂見的。 十一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又是一個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講,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美國一國的範圍,實際上提供了在世界範圍內對布什政府過去四年裡推行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進行評判的平台。選舉的結果表明,一方面,在美國國內,布什的內外政策造成了美國人民的空前分裂。紅州和藍州之間的對立之嚴重甚至使大批民主黨候選人克里的支持者在敗選失落之餘,產生了要出走加拿大,另起爐灶立國的念頭;另一方面,“戰時總統”的光環和9/11之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依然左右着美國人手中的選票。那些把布什再次送上白宮寶座的中南部保守民眾對他施政的看法和世界公眾輿論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布什可以說是戰後最不得人心的美國總統。他的人緣甚至在美國最親密的盟國的老百姓那裡都很差。這是很少見的。如果再把美國在遭受9/11恐怖襲擊之後得到世界各國廣泛同情,連素以民族自尊心強着稱的法國人都說“我們都是美國人”的情況考慮在內,美國在世界上的空前孤立就更令人吃驚。這種情況根本無法用民主和非民主來加以解釋。 布什政府和世界多數輿論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國際恐怖主義根源的認識問題。布什認為中東地區缺乏民主自由是滋生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溫床。他對“基地”組織之所以要把美國作為攻擊對象,簡單地解釋成因為恐怖分子仇視美國的民主自由。基於這一認識,美國國內對9/11恐怖主義襲擊的反思還基本停留在技術層面,對美國外交政策所起的消極作用並沒有全面的檢討。而國際社會的主流看法則認為,恐怖主義的興起最主要的不是民主的問題,而是因為一些有關民族和民生的問題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長期等不到解決。巴以衝突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而美國的政策往往忽略了這兩方面的問題。本·拉登本人就曾對布什的論調作出反駁:如果說我們攻擊美國是因為仇視美國人的民主自由,那為什麼我們不攻擊瑞士呢?那裡也是民主制度啊。另一個主要分歧在於一個國家強大如美國有沒有權力在沒有面臨直接和迫在眉睫的威脅的情況下,用武力對另一個主權國家實行“政權改變”,強行建立民主政體。在這一點上,大多數美國的西方盟友也不敢苟同。而在布什政府看來,目的的正當就證明了手段的正當。為了達到剷除薩達姆政權的目的,可以踐踏伊拉克的民族尊嚴,犧牲伊拉克人民乃及美國人民的民生。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問題上實際上推行的是類似於前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流行的“有限主權論”,也就是說美國的主權是無限的,而其他弱小國家的主權則是有限的。 2004年接近歲末的時候,俄羅斯的鄰邦烏克蘭的總統大選又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和前述兩場選舉一樣,這次大選的背景和涵義也大大超過了選舉本身的範圍,而折射出冷戰以後東西方之間的微妙關係。從一個層面看,這次選舉爭議反映出來的主要是民主問題。烏克蘭從前蘇聯獨立出來之後,總統庫其馬推行的是民主程序下的強人統治,用剛剛當選總統的前反對黨領袖尤先科的話來說,烏克蘭有獨立,沒有自由。烏當局用下毒來影響選舉結果的辦法和台灣總統大選前夜發生的槍擊事件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先科和亞努科維奇第一輪對決中出現的舞弊行為也使政府的誠信受到影響。另外一方面,在庫其馬領導下的烏克蘭民生不振,腐敗不止,也是導致所謂“橙色革命”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烏克蘭發生的這場選舉之爭完全看成是內部原因造成,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冷戰結束之後,烏克蘭一直是東西方爭奪的焦點。作為烏克蘭鄰國的俄羅斯和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國都深深地捲入了這場選舉。美國一方面指責俄羅斯干涉烏內政,另一方面自己通過各種形式向烏反對派提供了大量金錢。在第二輪選舉結果揭曉之後,美國領導人公開高調指責選舉不公,對選舉結果不予承認。美國的戰略家一直把使烏克蘭完全擺脫俄羅斯的影響,納入西方的軌道作為一個重要目標。在這一回合的較量中,美國為首的西方贏得了勝利。美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拉烏克蘭加入北約,進一步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但是遠親不如近鄰,儘管尤先科一心想“脫俄入歐”,他還是不得不與烏的強鄰打交道。而美國也絕不會放棄這個在俄家門口擴張影響的絕好機會。所以尤先科如何在東西方之間遊走而不喪失烏的獨立地位,是對他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而且從長遠看,“橙色革命”的成果能否鞏固還取決於新政府能否改善民生,大幅度提高烏人民生活水平。 無獨有偶,當人類邁入2005年門檻的時候,撲面而來的又是一場可能引起地緣政治板塊移動的選舉,那就是伊拉克的臨時國會選舉。伊拉克是美國新保守主義推行用武力出口民主化,實現其“大中東”計劃的實驗場。這一實驗能否成功不在於美國軍隊能否所向披靡,在幾周內迅速占領伊拉克,而取決於在戰後能不能建立起一個穩定和有效率的相對民主的伊人政府。在每天暴力襲擊不斷,候選人和選民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伊拉克是不是具備舉行公正選舉的條件,其結果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合法性已引起伊拉克內部和國際社會的廣泛爭論。美國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在民族和民生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用十五萬美國大軍壓陣,不惜一切代價,如期舉行選舉。這裡美國所關心的只是民主的程序,而不是民主的實質。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美國在選舉問題上搞雙重標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選舉,如在車臣舉行的選舉橫挑鼻子豎挑眼,認為不具備合法性,而對伊拉克的選舉則標準越放越低。他強烈懷疑在整個國家都被外國軍隊占領的情況下,如何能舉行真正的民主選舉。說穿了,選舉是否符合民主的標準,要美國來定。只要有利於實現美國的政治目標,選舉走過場也沒有關係。 儘管如此,伊拉克大選的結果能否如美國的意,使這個飽受戰亂的國家出現和平穩定的前景,恐怕連美國人自己都沒有把握。伊拉克的什葉派穆斯林由於占伊拉克人口多數,幾乎肯定會取得國會的多數,進而掌握政權。他們雖然對薩達姆政權的垮台,從而使他們擺脫遜尼派的壓迫感到高興,但也不願意看到伊拉克長期受美軍占領。以什葉派大阿亞圖拉希斯塔尼為首的“聯合伊拉克聯盟”提出選舉後的主要目標是恢復伊拉克的“主權,統一和伊斯蘭身份”,敦促美國定出撤軍的具體時間表。換言之伊拉克人要“民主”,也要“民族”。伊拉克大選的另一個可能結果是像伊朗一樣出現什葉派的神權統治。對這樣一個由民主程序產生的政權,美國何以處之,還是一個大問號。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揚言一旦伊拉克出現這種局面,美國就不應再繼續支持伊拉克的統一,一語道破美國視民主為實現其外交政策工具的天機。果真如此,等待伊拉克人民的恐怕不是和平與穩定,而可能是一場血腥的內戰。 2004年圍繞着幾場選舉展開的國際政治畫卷昭示我們,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念和制度在全球範圍內仍然有相當的吸引力。不把握這一點就會對在像烏克蘭這樣的國家發生的突然重大事變缺乏足夠的洞察力和應變能力。但是,民主政治從來是要付出代價的。本文提到的這幾場選舉無一例外地造成了社會的分裂,包括台灣的藍綠之爭,美國的藍紅之爭,和烏克蘭的東西之爭。伊拉克的國會選舉也可能造成什葉和遜尼之間的流血爭鬥。此外選舉激情過後,人民究竟能得到什麼實惠呢?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民主雖好,但不能當飯吃。沒有民族和民生的保障,民主多半只是空中樓閣,不能實現長治久安。缺乏民主自由不是造成世界上貧困,疾病,暴力,戰亂,恐怖主義等問題的唯一根源。同理,實現民主自由也不會自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在承認人們追求民主自由合理性的同時,也不能以此來否認他們追求民族和民生目標的合理性。總之,要建立公正穩定的國際秩序,一“民”不行,要“三民”並舉才有希望。即將過去的2004年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即將來臨的2005年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作者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政治系教授,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和公共事務學院講座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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